《翻譯偵探事務所》的作者賴慈芸挖出戒嚴時期的翻譯亂象，當時許多譯者被視為「投匪」或「陷匪」人士，再加上版權法尚未實施，導致台灣出現將譯者（多次）改名大量翻印的情況。這種幾乎是為熱愛作品做功德的翻譯熱誠，看在以翻譯維生的我眼裡，情緒實在特別複雜。
翻譯是混搭的工作，明明譯者只是交出一本書，但卻要能解讀、能創造、能跨文化、能為作者服務，又要能發展自我工作信念。就算時局穩定，譯者要多方兼顧都有困難，更何況是時局不穩的年代。《翻譯偵探事務所》的作者賴慈芸挖出戒嚴時期的翻譯亂象，當時許多譯者被視為「投匪」或「陷匪」人士，再加上版權法尚未實施，導致台灣出現將譯者（多次）改名大量翻印的情況。這種幾乎是為熱愛作品做功德的翻譯熱誠，看在以翻譯維生的我眼裡，情緒實在特別複雜。此外，在作者追查譯者真名時，也讓人不禁好奇編輯在這個混亂產業鏈裡的位置，以及他們改寫譯文的各種考量。
隨著賴慈芸一一還原譯者真名，讀者一方面能理解當時政治對於文藝圈造成的高壓氛圍，也可窺見人的情感如何透過翻譯被塑造出來。比如《伊索寓言》被超譯為反共故事，放在蔣介石棺材中的《荒漠甘泉》充滿政治意涵同樣也是極端例子，另外比較有趣的例子，是夏濟安翻譯作者Ｍ．史勃格（Sperburg）的反共小說《草》，雖然原名直譯為「燒毀的荊棘」，夏濟安本人也知道書中強調幻滅的心境，卻仍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積極心態作為翻譯策略，無論是真心相信，還是為了符合出版環境，都是時代在譯者筆尖留下的痕跡。前陣子皇冠出版了一本日本自傳小說《老公的陰莖插不進來》，本來怕直譯書名會造成爭議，一度想改翻《進忌話題》，但畢竟時代氛圍開放多了，最後在台直譯也沒造成太大波瀾。
有趣的是，透過這本書，我們也能窺見「好翻譯」如何因為不同觀點而出現的差異。由於受的語言訓練不同，再加上採取「歸化」和「異化」的差別，同樣段落可能出現風格迥異的譯文。根據書中描述，賴慈芸似乎比較欣賞歸化派的譯文，也就是強調意譯並淡化文化隔閡。不過在意譯與直譯之間，總有個幾乎只有譯者完全理解的轉檔世界，之前韓國作者韓江的《素食者》贏得英國曼布克獎後，也爆出譯筆比原文好的爭議，這究竟是意譯的失控、誤譯的示範還是純粹的超譯呢？身為譯者，還真希望有人再寫一本「譯者心靈偵探事務所」呀。
翻譯偵探事務所
賴慈芸 著
蔚藍文化 出版
台灣受到二次大戰後政治因素與戒嚴時期的影響，「投匪」或「陷匪」的譯者之作不能在光天化日下出現，出版社或基於文化使命、文學喜好，或在商言商、有利可圖，於是將舊譯易容改裝、借殼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