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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後,我們真的有找到自由的出口嗎?

written by 馬欣 2018-11-26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後,我們真的有找到自由的出口嗎?

電影中的小四是隻螢,不單是他人認知的犧牲者與罪犯,而是另一個逃脫者在招喚著我:「我不能越過高牆,但你可以的。」

你彷彿可以回到你記憶中的炎夏,總是微微汗濕的身體,不知內心有什麼東西蠢蠢欲動著,當時在課堂上高高懸掛的「禮義廉恥」四個字,則像個無感的玩笑話,在這校園裡真找得到這四個字嗎?你早就心知肚明,周遭好像一群被困住的小獸,也許還包括你,但你內心卻有一塊清冷得要命,跟沸騰焦躁般的這裡不同,你知道這青春的炎夏,你無法真實地走進去,因為不意外的,你在那裏總覺得連身子骨子裡很悲傷。

這無法言說,也無法傳達,因為你在眾人眼中應該是個開朗健康的年輕人啊。這些無法言說的,終於在一九九一年楊德昌執導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被拍出來,誰可能是自由的?或是曾經想要自由的人可能會受到多少懲罰?

青春像個無止盡的夏天,但我只覺寒涼,這是我在國中時候的感覺,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黏呼呼的視覺氛圍呼應著聲息,照理說,這部電影應該是我兄姊的求學年代,那時的黃昏,我們聽著美國的流行歌曲,電風扇聲總是嗡嗡鳴叫,木門卡著老舊的聲音嗚嗚啞啞,看著兄姊隨著貓王的歌曲跳舞,像是最極限的叛逆,那時翻著童書的我在想,我們聽到的Mamas & The Papas 樂團唱的〈California Dreamin〉聽起來像是另一個自由的國度,不是民主與否的自由,而是你意識可以飛到老遠的陌生異界,這是我們滯悶氣氛中,唯一所能做的白日夢,兄姊都說好好讀書,你就可以飛到唱這些歌的人的國度,鹹鹹的海水味飄進我們共同的白日夢裡,如同電影裡的小貓王,不見得知道自己在唱什麼,但在那一刻有種模仿自由人的感覺。

電影中小四上了建中夜間部後,明顯得感到家人的失望,我從小也背負過,身為家中唯一成績不好的份子,兄姊都是資優生,立志要去美國留學,那時空,似乎沒有人有別的盼望與選擇似的。我路過那年代,在那眷村裡耳語總是不斷,綿綿密密的像是個蛛網,誰都黏在那個固著的價值觀上,那個年代沒考上好學校,你就什麼都不是,即使是建中,如果是唸夜間部那就跟齒縫去不掉的菜渣般讓人煩躁,那裏的大人有的隨國民政府來台十幾年,大抵知道也回不去了,本省人曾經歷在高壓統治下,兩邊都大氣不敢透似的活著,家中女性長輩出席飯局都習慣穿旗袍、許多人家牆壁上的照片仍有「毋忘在莒」等口號與題字,那是一個充滿口號的年代,我記得有一次飯局,我們舉杯一起說:「希望早日反攻大陸、統一中華」,那時我好像才小學三年級。

所以我理解小四的心情,成人背負的好謊言巨大,但卻沒有人敢拆穿,對成功的價值近乎只有一種的執念,孩子如黏在蛛網上的螢蟲,大人的夢早就沒有溫度了,我們都曾見證過一群心灰意冷的大人,抱著乾冷的夢喊口號,於是我看到我兄姊外,他們也有很多同學混入幫派,從成績單上滑落,從大人集體的空虛中找尋另一條相反的路,於是投身到幫派情義中,甚至那時成績不好的學生也沒有很多的選擇,面對社會巨大的謊言,淨化歌曲的無所不在,你會有一股衝動想衝撞,然大人結構森嚴的謊言下犧牲的卻是同學中最純真的小四,父子倆固執講真話的純真,之後一個被國家機制迫害、另一個在壓抑的憤怒中殺了習慣依附結構中強者的女同學小明,表面上是情殺,其實更像是絕望地砍去跟社會最後的信任與連結。

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我想起小時候隔壁沒有家人的老兵聽著京戲,拿出一張照片,跟我說:「我在台灣領養了一個少年,希望我以後住老人院的時候,他長大後能偶爾來看看我。」當時我哥我姊早已申請到獎學金去美國,而我面對這世界的謊言迷宮,誓言要找到一個出口。小四是隻螢,不單是犧牲者與罪犯,而是另一個逃脫者在招喚著我:「雖然我不行,你可以的。」


馬欣

多年寫樂評也寫電影,曾當過金曲、金音獎評審,但嗜好是用專欄文偷渡點觀察,有個部落格【我的Live House】,文章看似是憤青寫的(我也不知道,是人家跟我說的),但自認是個內心溫暖的少女前輩(咦?)著有《反派的力量:影史經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開的自己》、《當代寂寞考》、《階級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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