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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慧真讀《非軍事區之北》:同情的理解,蘇聯人眼中的北韓日常

written by 房慧真 2019-05-10
房慧真讀《非軍事區之北》:同情的理解,蘇聯人眼中的北韓日常

「我們會在一個沒有黑暗的地方相逢。」──《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一九八四年,來自列寧格勒的安德烈‧蘭科夫(Andrei Lankov)抵達平壤,首次踏上北韓國土,他以交換學生的身分,到金日成綜合大學研習,為期一年。初踏上北韓國土的一九八四年,蘭科夫二十一歲,這個年份剛好呼應了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一九八四》,在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比北韓更符合《一九八四》所預言的極權主義圖像。

 

一九四六年,大戰結束的第二年,四十三歲的喬治‧歐威爾搬到蘇格蘭的一個荒僻小島,他的簡陋小木屋交通不便,徒步才能到達,也沒有電話,距離最近的商店在二五英里外,歐威爾在此離群索居,度過餘生。當時的歐威爾甫因喪妻而情緒低迷,自身健康狀況亦不佳,罹患肺結核開始咳血。選擇這個彷彿世界盡頭的居所,阻絕外界的打擾,他知道自己還有一本書得完成。

一九四八年,歐威爾終於完成新書,他將一九四八的後兩位數字顛倒成「一九八四」,一九四九年,寓言體小說《一九八四》在英、美出版,一九五○年,歐威爾就因肺病過世。《一九八四》是一部面向過去,預言未來的作品。面向的是歐威爾的過去,預言的是溫斯頓(《一九八四》主角)的未來。面向過去,歐威爾死前,他的病床旁堆滿了研究史達林的相關作品。史達林是二戰中的勝方,以及戰後的最大得利者,整個中、東歐包括東柏林,都被關進鐵幕的柵欄裡。三○年代與戰爭同時進行的,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史達林剷除異己的恐怖「大清洗」,上千萬人被處決或送往西伯利亞,然而史達林的殘暴形象,卻因戰勝而一筆勾銷,西方的左派知識份子對共產國際因距離而霧裡看花、充滿好感,史達林、毛澤東、胡志明,長期以來代表可對抗資本主義的理想典型。

歐威爾活得不夠久,來不及看到冷戰之下,「史達林主義」在歐亞大陸的貫徹。《一九八四》面向過去,歐威爾曾和「史達林」的分身交手過,那是在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內戰,全世界有幾千名志願者奔向西班牙,參加由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包括英國的歐威爾,還有來自美國的海明威,加入共和軍,與獨裁者佛朗哥領導的政府軍作戰。歐威爾完成一部西班牙內戰報導文學作品《向加泰隆尼亞致敬》,然而他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旁觀者、報導者,他實際參與作戰,在阿拉貢前線待了六個月,被狙擊手打穿喉嚨。身體的傷可以恢復,心靈的傷卻鑿成宇宙黑洞。戰爭中,歐威爾看到由共產國際領導的國際縱隊,內部的權力鬥爭與清洗十分慘烈。史達林從俄國遙控著這場內戰,把警察特務、搜捕異端份子的鷹犬派至西班牙,在共和軍中建立恐怖統治。西班牙內戰的慘痛經驗,使得歐威爾不像其他西方知識份子被史達林所魅惑,在知道自己的生命燈盡油枯,即將走向盡頭之時,他不顧醫生的反對,用最後一口氣完成《一九八四》,以創作代替自己短促的生命,向未來敲一記悠遠綿長的警鐘。

「掌握過去的人就掌握未來,掌控現在的人就掌控過去。」──《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預言的是溫斯頓的未來。小說中的設定,溫斯頓生於一九四五年,荷蘭史學家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將一九四五年稱為零年「Year Zero」,是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有夢想,也有夢碎。出生於零年的溫斯頓世代,情感趨於扁平,將無法體會「真理」為何物,所學習的「新語」,是在不斷刪除形容詞、動詞與大多數的名詞,所篩漏剩下的水清無魚語言,例如:「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來到未來的一九八四,溫斯頓將會是三十九歲,往後回望是一片空白,已無「歷史」可言,因為任何紀錄都注定銷毀,「甚至是你看到一張廢紙躺在地上的時候,你都會自動掀起最近一個記憶洞的蓋子,把那張紙扔進去。」溫斯頓的父母親懼怕他,一如溫斯頓將來也會懼怕自己的孩子,「悲劇屬於古老的年代,屬於隱私、愛和友誼還存在的時代,無須理由就會彼此支持。」

如果想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子,歐威爾筆下的溫斯頓一邊受著又一輪無情的嚴刑拷打,一邊被告知:「你就想像一個皮靴永遠地踩在一個人臉上。」

1936年的赫魯雪夫(左)與史達林(右)。(Source: wikipedia)

來到現實世界的一九八四年,本書作者安德烈蘭科夫(Andrei Lankov)抵達平壤,距離蘇聯解體的一九九一年還有不長也不短的七年。蘭科夫一九六三年生於列寧格勒,這一年在蘇聯發生了農作物歉收的自然災害,當年流傳一個笑話:「一九六三年的收成如何?就像赫魯雪夫的髮型一樣。」蘇聯總書記,光頭佬赫魯雪夫因糧荒而下台,被解除權力後,赫魯雪夫在自家旁種植玉米,以此消磨鬱鬱寡歡的退休時光。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前,赫魯雪夫伴君如伴虎,每晚史達林召集官員到他的別墅飲酒作樂,史達林總會在酒醉後的微醺時光,以眼角餘光觀察這些高官部屬,看誰會不會在無意間說出什麼「真心話」,那麼這條「生命」將會在離開別墅後即刻消失。赫魯雪夫的自保之道便是講笑話,充當開心果角色,每晚回家赫魯雪夫都要叫醒老婆,對她重述今晚別墅的場景,哪一個笑話讓史達林笑了,打五顆星,哪一句話讓史達林微微皺起眉頭,謹記在心,下次絕對不可再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號史達林去世,是蘇聯的一個大事件,許多民眾私底下慶祝三月五號這一天,是為極權主義「解凍」的開始。年底,史達林的左右手,祕密警察頭子貝利亞被處決,古拉格的囚犯開始返還。一九五五年,從前在晚宴中插科打諢的赫魯雪夫繼任為總書記,揭開「後史達林」、「去史達林」的解凍年代。

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公開抨擊史達林的暴行,一九五七年,蘇聯主辦「第六屆國際青年嘉年華」,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青年代表聚集在莫斯科,穿著牛仔褲,撥弄電吉他,象徵美國流行文化的事物大舉湧入,在從前,這是不可想像之事,史達林時代,「外國人」,以及牛仔褲背後的美帝符碼,幾乎是「間諜」與「敵人」的同義詞。一九六二年,首部以古拉格作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索忍尼辛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刊登於蘇聯的《新世界》雜誌。索忍尼辛青年時期,曾因在校成績優異而獲得史達林獎學金,一九四五年,他在私人信函中戲稱史達林為「留八字鬍的傢伙」因此被整肅。赫魯雪夫時代,《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發表標誌著「解凍」的高峰。

史達林體制下的冰封蘇聯還沒解凍完,就因一九六三年的糧荒而中止。一九六八年,蘇聯的坦克車駛近布拉格鎮壓民眾,鞏固了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權力,解凍的時代徹底過去,但也還不至於回到史達林時代的大恐怖(Great Terror),是為擺盪在兩者之間的「停滯」時期。安德烈‧蘭科夫成長於停滯的七○年代,父母、祖父母兩代人遭遇過史達林時代的肅殺氛圍,也曾經歡欣鼓舞迎來赫魯雪夫的解凍。成長於停滯時期的孩子,沒有父輩那種大起大落、波盪起伏的歷史遭遇,來到蘇聯的一九八四年,其實離《一九八四》書中的極權圖像已經有些距離,更何況到了隔年的一九八五年,改革開明派的下一任總書記戈巴契夫就要上場,一九九一年,蘇聯體制結束在這最後一任總書記手上。

圖://www.history.com/topics/cold-war

「冷戰」(cold word)一詞,首見於歐威爾發表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的報紙專欄文章,二戰剛結束,新的威脅又來,歐威爾使用「冷戰」一詞來描繪生活在核子戰爭陰影下的世界,這樣的世界將維持一種恐怖平衡「沒有和平的和平」

一九四七年三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會發表國情咨義演說,提及極權主義對國際和平的威脅,美國將防止共產主義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現,「杜魯門主義」加上「馬歇爾計畫」,被認為是國際政治上「冷戰」的開端。冷戰起自一九四七年,終止於九○年代的蘇聯解體,約四十年的漫長時光,世界分為美蘇對峙的兩大陣營。蘇聯這一邊,北韓被認為是史達林主義的完美實例,金氏政權在北韓施行比蘇聯本身更完備的極權主義,兩個世代以上的北韓人在完全史達林化的社會中成長。特別是在九○年代以後,兩大共產國家,蘇聯解體,中國在鄧小平主導下走向經濟改革開放,世界上只剩下緬甸以及北韓這兩個極權封閉政體。

歐威爾和緬甸有其淵源,一九二一年,歐威爾中學畢業後,因家貧無法繼續升學,於是去考公務員,被派駐到當時還是英殖民地的緬甸擔任警察。歐威爾在緬甸待了五年,近距離觀察鞭刑、死刑,見識到人性中殘暴的一面,對西方殖民主義產生反思,更進一步認識了極權主義。二○年代的緬甸警察經歷,加上三○年代的西班牙內戰經歷,於是有了《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

長期被軍政府軟禁的翁山蘇姬在一九九五年獲釋,所屬的民主政黨在二○一五年底贏得大選。世界上只剩下一個國家還嚴格地服膺史達林體制,那就是北韓。

出版市場上總不乏在美國影響下的「西方視角」,將北韓種種苦難「奇觀化」的作品。安德烈‧蘭科夫的前蘇聯視角,在其中顯得特殊。

在西方民主國家看來,極權體制只有一種,一如恐怖主義也只有一種。透過蘭科夫的前蘇聯之眼,極權體制就像黑與白之間的大量的灰色地帶,有著西方視角所看不見的灰階漸層感。在蘇聯人眼中,北韓是一個古怪且奇特的國度。在蘭科夫的故鄉列寧格勒的理髮店,通常會擺放著一疊來自北韓的雜誌《朝鮮》(Korea)讓人消閒,《朝鮮》是畫風浮誇的政治宣傳雜誌,蘇聯人拿來當笑話集看。北韓體現了共產制度所有錯誤的面向,蘇聯人看北韓,像是看著映照在哈哈鏡中的自己,北韓是蘇聯的誇張變形體,是一種滑稽、諷刺的存在。

閉鎖的北韓,對於外國人來說,有如一片空白的真空地帶,即使是蘭科夫,取得北韓的資訊,和其他來自西方世界的書寫者,並沒有什麼不同:少數可供參考的文獻資料、自身在北韓有限的見聞、以及採訪脫北者的說詞。蘭科夫的突出之處,在於他能借用北韓與蘇聯的「時差」來調整觀看的焦距,北韓的現在就是蘇聯的過去,摘下只看見「光怪陸離」的好奇眼鏡,平實地描繪同屬共產陣營的共相與殊相。北韓像是倒退回五十年前的蘇聯,二○○○年的北韓報紙《勞動新聞》,和一九五○年代蘇聯的黨報《真理報》如出一轍。《勞動新聞》創立於一九四六年,初期由一群擁有朝鮮血統的蘇聯記者所主導,北韓的傳播媒介處處可見蘇聯老大哥的影子,卻又固執死板地將史達林主義遵行到底。在蘇聯《真理報》或者中國《人民日報》上,偶爾還是可以找得到人情趣味的小故事,但在《勞動新聞》,連這點餘裕都不容許。深淵底下還有深淵,從蘇聯看向北韓,大約就是如此。極權主義以荒謬的形式呈現,一九九七年南北韓關係面臨危機,讓北韓中止輕水反應爐的建築工程,因為北韓人在南韓技術專家的宿舍有個「駭人發現」:在垃圾桶裡發現被揉皺丟棄的《勞動新聞》,連蘇聯人蘭科夫也要驚呼:「這有什麼大不了?」《勞動新聞》的報紙首頁總會有金日成或金正日的肖像,不容有任何破損,對北韓人是天大的事。北韓和蘇聯一樣,也有惡名昭彰的勞改營,然而金氏政權殘酷的程度超越史達林,一則受刑人不會被告知刑期有多久,足以讓人在「未知」的凌遲中發瘋;二則採連坐法,罪及近親,這是最令人恐懼的控制手段。

蘇聯和北韓之間的「時差」,還顯現在古拉格從流刑地轉化成經濟場域。史達林去世後,古拉格轉型為林場或礦場,卻少有蘇聯人自願前往遙遠的西伯利亞。一九六七年,北韓和蘇聯簽署伐木協議,北韓出人力到往昔的古拉格伐木,這是一般北韓平民極少數可以出國的機會,並且以盧布支付薪資,八○年代,北韓人競相前往,就連大學生也積極加入。伐木工作在冬日進行,西伯利亞接近北極圈的氣溫可降至零下四○度或更低,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勞改流放是吃苦,賺錢回鄉則心甘情願,一位北韓伐木工人一年的薪資,足以購買一台彩色電視機還有一台電冰箱,在北韓,這兩樣都是超級奢侈品。

圖:www.telegraph.co.uk

非軍事區之北》有個一點也不奇觀化的書名,內容也沒有什麼辛辣的爆料口吻。《非軍事區之北》像是一本關於北韓的「生活」辭典,食衣住行育樂樣樣皆有。蘭科夫一再提醒讀者,北韓儘管有些怪異與奇特之處,「其他方面便與其他國家的生活經驗相去不遠,一切稀鬆平常」;「就算在最高壓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下,大部分的人仍會試著正常生活,且大都能夠如願。北韓人民的生活一樣包括了工作和休閒、友誼和愛情,只是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參與的機會。」北韓政權不等於北韓人民,一如中國共產黨不能等同於中國人民。蘇聯人翻閱北韓雜誌,在以此為樂的同時,又能有一種同屬於共產陣營史達林陰影下的同情理解。

「同情的理解」使蘇聯人眼中的北韓人民毫不扁平,不是隨時踢著正步的機器人,也不是被徹底洗腦,完全沒有自主意志的殭屍。北韓人是自由戀愛還是媒妁之言?北韓人平常怎麼約會?在北韓有沒有婚前性行為?在共產極權國家到底存不存在私人生活?都是蘭科夫想問的問題。英國著名的蘇俄史專家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關注的正是史達林時代下,芸芸眾生的生存狀態和內在心靈,史達林的真正恐怖不在於古拉格以及大清洗,而在於潛入每個人心中的謹小慎微、自我審查。北韓的限制無所不在,一般人民無法上網,收聽廣播節目鎖定在固定的調頻,僅能收聽國家電台,人民無法自由移動,到他處旅行要先經過申請……。

禁制的縫隙中仍有「日常」,北韓人的休閒是去看電影,經統計,每個北韓人每年平均會去電影院二一次,高於南韓人進電影院的平均次數。北韓的電影院裡播放的影片,英雄要打擊的壞人必定是「美帝」及其南韓黨羽,一如北韓的小學數學習題:「來自朝鮮人民軍的三個士兵殺死三○個美國士兵,若每個朝鮮士兵殺死美軍人數皆相同,則每個朝鮮士兵殺死了幾個美國士兵?」北韓人在觀賞一部動作片時,會自動篩落大量的政治訊息,他們對一部電影的最佳評語是:「裡頭沒什麼思想教化,特別有意思。」在鏡像另一頭的好萊塢電影裡,英雄要打擊的敵人長是「蘇聯」、「越共」,次等人經常由黑人或者黃種人飾演,在好萊塢電影中並非沒有「政治訊息」,在自由世界這邊,人們不會覺得這是一種「植入」或「洗腦」,於是政治訊息以偏見暗示或種族歧視著床在潛意識。相較之下,北韓人民在看電影時能清楚分辨什麼是洗腦,什麼不是

北韓人民主要的休閒活動還包括到戶外野餐,在公園搭起簡易桌子,草地上鋪上大一點的布料,人們會輪流唱歌、彈吉他、玩遊戲、跳舞。蘭科夫說:「北韓人的一項專長讓他們得以自娛娛人─他們擅長安排作息,挪出專屬於自己的時間,並與眾人同樂。南韓人以及世界上其他人都曾擁有這種能力,但在電視機和電腦遊戲普及後,在個人主義和財富水漲船高後就喪失不少。」電視機、個人電腦在北韓都是奢侈品,資本主義世界裡,家庭成員晚餐時開著電視,彼此之間不溝通,個人更可以躲回網路世界建構虛假身分,散佈仇恨言論。西方個人主義極度發展下的人的「原子化」不會比北韓人民的心靈更孤絕。

韓戰(一九五○~一九五三)是冷戰後發生的第一場戰爭,也是一場長期被國際遺忘的戰爭。韓戰結束後,以北緯三八度為停戰線,劃出非軍事區地帶(De-Militarized Zone,DMZ)。非軍事區之北,指的就是北韓。南北韓的長期分離對峙,正是冷戰下美蘇兩大陣營的前哨戰。

從一九四八到一九八四年,蘇聯提供北韓金援二二億美元,蘇聯長期向北韓輸送工業設備、武器,以及石油、天然氣。北韓接受這些鉅額物資,回報給蘇聯的是劣質香菸、醃黃瓜還有填充棉毯。蘇聯金援北韓這個窮酸兄弟,一如美國以馬歇爾計畫金援號稱反共的國家,北韓是蘇聯對抗美國在東亞軍事、政治勢力的重要屏障。北韓政權是地緣政治的得利者,然而進入九○年代,一則發生石油能源危機,二則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不再提供金援,也不再以便宜的售價賣石油給北韓。慘痛的代價隨之付出,北韓瞬間退回史前耕作時代,發電廠、農業耕耘機、電動幫浦缺油,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九年發生糧荒,約有兩百萬人死於大飢荒。

冷戰的另一陣營,非軍事區以南的大韓民國,以及長期駐軍的美國。著有《朝鮮戰爭》(The Korean War: A History)的布魯斯‧康明思(Bruce Cumings)提到:「(美國)新的對韓政策源自杜魯門主義,以及對日本的『逆轉路線』─如此創造出區域政治經濟的新邏輯,讓日本工業再度成為東亞和東南亞的工廠,所以有必要再進出其舊殖民地及屬地取得市場和資源,但又不能使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因此美國需要駐軍於日、韓,並協防台灣。

韓戰結束後,一九五五年隨即發生另一場冷戰底下,在國際間知名得多的「越戰」。越戰打了二○年,美國要求南韓派軍至越南協助美軍,越戰在一九七五年終於落幕,歸國的南韓軍人,又被派去鎮壓國內的民主運動。南韓士兵在越南跟著美軍屠村,老弱婦孺一個都不放過,並且在事後獲得獎賞。小說家韓江《少年來了》的背景是發生於一九八○年的光州事件,以第一人稱描述在光州受到政府派軍殘酷鎮壓的市民:「戒嚴軍裡的某些軍人,會帶著越戰時期的記憶來屠殺我們。就像在濟州島、南京或波士尼亞等地,所有慘遭屠戮後重新開始的土地上發生的那些事一樣,同樣的殘忍彷彿是刻在基因裡。

一九八○年光州事件的鎮壓影像,在南韓本地被封鎖,卻能在北韓的電視節目中短暫播放。北韓官方見獵心喜,本想以此影像提醒北韓民眾:「南韓政府極度殘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此後包括一九八七年南韓民主轉型所牽動的罷工示威遊行,都曾在北韓的電視上播放。北韓觀眾在影像中看到了別的東西,在光州,他們看到被鎮壓的民眾身上穿的衣服,是他們從未見過的時髦樣式;在漢城的遊行,他們看到南韓首都光鮮亮麗的市容,高樓大廈現代摩登建築。這些畫面讓北韓人民感到困惑,南韓人看起來並不像北韓官方所宣稱的在挨餓受凍,也沒有衣衫襤褸。蘭科夫說:「資訊封鎖之牆第一次遭到突破,其實是北韓官媒的無心之舉。」

在南韓,同樣在八○年代,資訊封鎖之牆遭到突破。大學生私底下偷組讀書會,讀《資本論》,研究馬克思主義,也重新認識北韓金正日的武裝抗日歷史。一九八七年,大學生朴鍾哲因宿舍裡被搜出左派書籍,被秘密警察拷問至死,朴鍾哲之死,掀起了韓國追求民主轉型的風潮。

1987年1月14日,首爾大學學生朴鍾哲的死,引發了韓國的時代巨輪。 圖/韓國民主化運動紀念基金會

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的報導文學《列寧的墳墓》(Lenin’s Tomb),書寫蘇聯這個有大半國土位於北極圈附近的共產帝國,像一大塊難以融化的冰山,如何解凍成一灘水的過程。雷姆尼克從小處「一塊肥皂」寫起,西伯利亞的梅日杜列琴小鎮,當地礦工正在進行罷工,起因是「肥皂」。平均壽命只有五十多歲的礦工,長期彎腰駝背在黑暗狹窄的礦坑中工作,卻連洗淨身體的肥皂都沒有。一小塊肥皂,猶如第一張骨牌,一九八九年夏天,從西到東,烏克蘭到庫頁島,全國礦坑群起響應,撼動了莫斯科中央,冰山有了第一道裂縫。

北韓的解凍何時完成?安德烈‧蘭科夫寫於二○○○年之際的《非軍事區之北:北韓社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North of the DMZ:Essays on Daily Life in North Korea),沒有給出明顯的答案,但他給了一個提示:「在研究獨裁國家的極權統治時,往往會遭遇一種弔詭的狀況:政府對人民的控制越嚴密,外頭對該國現況知道的越少。……如果一個獨裁政權日正當中、殺人不眨眼,關於監獄、拷刑室和刑場的任何資訊幾乎不會外流,因為沒有幾個人能活著告訴我們他們的故事,而倖存的少數大都會選擇隱姓埋名。」相反地,當有大量刑求、北韓集中營資訊等脫北者證詞外流,那麼便可能是解凍、鬆綁的徵兆。

附註:《非軍事區之北》本是偉格的選書,我提了一個任性的建議,我和偉格對調,由他書寫《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的導讀,《非軍事區之北》則變成我的管轄。編輯建議,有必要也說明一下《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Días y noches de amor y de guerra)的選書理由。身為一個非專業的業餘讀者,選書通常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有私心,我想展開一個閱讀計畫,關於那些曾經當過記者的作家,例如歐威爾、海明威、奈波爾、史坦貝克,在中南美洲更多了,有馬奎斯、略薩,還有這本書的作者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台灣新聞每下愈況,記者士氣低落,「小時候不讀書,長大當記者」琅琅上口。藉由閱讀名家的作品,我想告訴大家,他們也曾是記者,記者不但必須讀很多書,有一支好筆,悲天憫人的心腸,有時還必須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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