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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精選】全面解析土星人班雅明(二):在插畫圖文書中遇見班雅明——專訪費德雷‧帕雅克

by 羅士庭

費德雷.帕雅克長年關注班雅明流寓巴黎的最後八年生涯,並以此創作了結合寫實插畫的圖文書。截至二○一七年,已陸續出版《不確定宣言》(Manifeste incertain)六部,其中第三部〈班雅明之死〉獲二○一四年麥迪奇散文獎、二○一五瑞士文學獎。今年一月,《不確定宣言》前三部集結成《班雅明與他的時代》在台出版。本次台北書展適逢帕雅克受邀來台,我們因此有幸一探他的創作歷程。

拼湊譯文的來世

Q 在《不確定宣言》的前三部中,你選擇了以班雅明作為主軸,與自身的生命片段對照書寫的原因是什麼呢?從你以自傳與班雅明最後的時光DNA般交錯描寫的方式,我不禁猜想,你是否以班雅明作為自身的對照、自況?

A 我在二十二歲的時候第一次接觸到班雅明的作品,老實說,那時讀得懞懞懂懂,尼采也是差不多的情況。將近四十年後我開始創作一本關於他的書,我想我必須要親歷他生活過的地點,呼吸他呼吸過的空氣,才能書寫。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的生命因此和他有所重疊。為了寫這本書,班雅明踏足過的地方我都去了,唯一沒有去的是伊比薩島。我也去了好幾次庇里牛斯山,班雅明在這裡待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畫了很多這裡的風景畫,去揣摩他當時看到的景色,還有心境。這對我是非常要緊的事,我必須得這麼做,而最後呈現出來的方式就是這樣,交錯,而且複雜。

Q 在書中的諸多書寫風格中,我注意到自傳性的章節和其餘段落不同,有著一致的抒情筆觸,請問你寫作時有刻意分別兩者嗎?

A 我年輕的時候沒有繼續上學,為了彌補遺憾,十八到二十五歲間,我一天要讀兩到三本書。我在十八歲時讀尼采不甚了了,到後來我開始寫書,第一本圖文書主題就是尼采。至於書中穿插引用,以及書中的每一個出現的角色,都是對我自己,以及對現實的反映,這些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例如我引用阿波里奈爾反映的是我對愛的憂鬱感受,以及一種參照。到了後面幾本我也嘗試了分開來寫,第五冊完全都是傳記,第六冊則是自傳。

Q 我本身也很喜歡翻譯,因此班雅明獨樹一幟的翻譯理論非常吸引我。他認為,翻譯這門工作像是把破掉的罐子拼回去,而每一塊碎片(不同的語言,不同的版本)都是原作的「來世」(afterlife)。你在寫作時是否有考慮過作品可能會被翻譯成不同語言的問題?你書中有不少雙關語,甚至有一章專談語言學,你是否曾擔心譯文無法被適切表達?

A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接觸到非常多譯本。像是班雅明、龐德等等,我都是透過譯本閱讀。他們兩位都是翻譯家。我自己也和一位俄文翻譯家同居,因此其實翻譯對我來說,是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份。但是我寫作的時候從沒想過這件事。我只懂法文。而法文是非常困難的語言,我要求自己在寫作時行文可以明確清晰,而不是賣弄一些隱晦的辭藻。我希望我的文字簡單、俐落、清楚。但反過來說,我書中的主題卻很龐雜,為了妥善處理,我引用了許多譯文,例如自傳、他傳、哲學或理論的東西,風格不一而足,也因此有非常多的書寫形式會出現在書當中。這或許也可以說是譯文的來世。 

班雅明眼前的瘋狂、混亂與溫床

Q 在中國近代史中,也曾經有各種主義在同一時間蓬勃爆發的時期。在那時,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勢最為浩大。內戰失利後,國民黨帶著法西斯化的「三民主義」來台,後頒布戒嚴,因此台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檯面上只有一種主義。這和歐洲──尤其法國──是比較不同的歷史經驗。但我們的社會也有這樣的聲音:因為觀點太過多元,才造成了社會混亂;弔詭的是,在班雅明的時代,卻是「一個觀點」,帶來了世界前所未有的混亂。從你的觀點,或是從班雅明的生命史中,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啟示?

A 在我的書中有提到萊昂・布魯姆在西班牙內戰時,拒絕向共和政府提供協助,繼而導致法西斯坐大。書中有段寫到,艾利・佛爾——他是第一位寫法國藝術史的史家——寫信給布魯姆說,如果你今天不幫助共和黨員——這有點預言性質——將來勢必會造成法西斯在歐洲的興起。當然我的引言是為了加強敘事張力,但我想強調的是,二戰的局面演變至此,要歸咎於民主政黨的軟弱。我認為思想多不多元是次要的問題,關鍵的是政治上的選擇。知識份子的綏靖主義以及他們對現況的麻木成了培育法西斯的溫床,班雅明意識到了這樣的狀況,他也有幫助共和黨人,但畢竟杯水車薪。我認為在真正的戰爭中,文學是不足以對抗敵人的,我們還是需要拿起武器。

Q 你提到文學不足以對抗敵人,讓我想起了左拉(Émile Zola)曾在《我控訴》提到「保家衛國有很多方式,有些人用刀劍,有些人用筆墨。」這樣的觀點,在這幾個世代間可能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

A 這兩個時代面對的,一個是民族主義,一個是極右派的興起。法西斯三人組的崛起絕對不是一朝一夕的,像是反猶太主義在華格納的時代就已經存在了,它們只是在找一個爆發的出口。希特勒在過程中則利用政黨的弱點和對立、社會黨和民主黨的傾軋趁勢崛起。關於民主,我想我們面對的如果是個弱勢的民主,或不是真正的民主,就會有極端主義興起的可能——像是現在的法國。民主並不是現成的東西,而民主之後就要更民主。

在另一端恍惚作畫

Q 繪畫和寫作在你生命中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這本書必須以插圖和文字並陳的方式呈現。我想,繪畫和寫作相互影響著你的創作軌跡,可否和我們談談這方面的心路歷程呢?

A 對我來說,繪畫和寫作是完全不一樣的語言。我相信繪畫討厭寫作,寫作也討厭繪畫。寫作是意識的表現,繪畫則是潛意識,或是無意識的表現。在我寫作之前,我會讀非常多書,好幾千頁,並且做筆記,最後把整理成手稿作為寫作參考。的確,有的時候我會放任意識地揮灑,像是你提到的我比較具有抒情性的「自傳」部份,但這種狀況並不多。至於繪畫,一年之中,我大概只有兩個月的時間繪畫,每天固定八幅。在過程中,我會進入像是被催眠,或者恍神的狀態,因為這是非常累的工作。我不會去思考要畫什麼,而是想畫什麼就畫什麼,畫作完成之後再進行「剪接」。我會將畫攤在面前,嘗試十幾種排列組合,最後得到出我想要的表達方式。你在書中看到的插圖跟文字並不是同時創作的,但插圖不能離文字太遠,在這樣不斷拉扯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就是現在的模樣。

Q 你未來還有什麼樣的寫作(或繪畫)計畫嗎?

A 關於寫作,我現在正在完成《不確定宣言》的第八、第九冊。第八冊是一系列虛構的故事,我在敘事上會有不同的嘗試,書寫、繪畫的結合方式也會不一樣。例如去年我到中國、俄羅斯的時候開始做起拼貼畫,這次我在台灣也買了很多拼貼畫的材料。第九冊討論的主題則會聚焦在民主。此外我也在拍片。有部紀錄片我們籌備了六年,主題是「繪畫是什麼?」我對市面上談這個主題的影片都不太滿意,所以打算以新的形式展現。

死的巴黎,還有可期的革命

Q 我記得馬奎斯曾說過,他在寫《迷宮中的將軍》時,真正想寫的主角不是玻利瓦爾將軍,而是將軍生命最後行經的、貫穿哥倫比亞的馬格達萊納河。在你的書中,主角與隱身的主角則換作了班雅明(還有你)與巴黎。我從書中讀到了巴黎和你們的「命運」密不可分,可以請你談談巴黎嗎?

A 其實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巴黎並不是一個非常歡迎藝術家的城市。以我正在寫的一位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在巴黎生活的經驗為例,巴黎並沒有善待她。在書中有個對照的例子:布賀東和班雅明。布賀東當時以勝利者的姿態君臨巴黎,而班雅明則是流亡至此的失敗者,他很想要打進超現實主義圈子,卻處處碰壁,連政府也不歡迎他。

Q 你在序文中提到,寫作《不確定宣言》的目的是「(以一種錯位的方式)對於被抹去的歷史與時間戰爭的追憶……其他的將緊隨在後,隨著不確定前來。」若說我們的身前、身後同是破敗,那麼對你來說,夾在未來與過去之間的「現在」會有不同的可能性嗎?

A 「現在」的概念當然就是不確定,而且混亂的。《不確定宣言》其實有九冊,我以每年一本書的節奏完成。我一開始設定這系列書的主題是「民主」——「直接民主」——起因是讀了一位歷史學家勒果夫(Jacques Le Goff)研究中世紀市政自治歷史的書。他提到,中央集權化反而壓制了地方自治。他的文章影響了我對直接民主的思考,既然一七八九年法國已經有過一次革命,我們期待可以再發生一次。

Q 我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也有讀到類似的觀點。無論權力、思潮或是文化詮釋權都掌握在巴黎手中,相對而言,外省只能等待由巴黎中心擴散出的漣漪。

A 我現在住在亞爾(Arles)的鄉村,巴黎並不能代表法國的全貌。現今的局勢要相信人民的智慧,一般大眾有足夠的智慧可以去判斷他們想要的民主是什麼。我本身反對中央集權,贊成去中央集權化。法國是中央集權的典型及樣板模式,相對而言德國就不同,他們是自治的。德國的每個州都在競爭,各自在文化產業上蓬勃發展。地方上會有各式各樣的博物館、文化彼此競爭。而在法國,中央政府、博物館等等都集中在巴黎。美國、義大利都有地方特色,像是羅馬反而不是義大利最重要的城市。這衍生出的另一個問題是,巴黎是服務業最為密集,而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對外省的其他人,或對從事農業或勞動階級有著相當程度的歧視。因此,巴黎是一個死亡的城市。裡面沒有人民,就只是個給外國人參觀的博物館。真正的巴黎人都搬到了郊區,對我來說,這個城市已經死了。

採訪撰文|羅士庭
一九八七年生,花蓮人。自宅警備員、克蘇魯教徒。二○一八年末出版第一本小說《惡俗小說》。

口譯協力|范兆延
影像拍攝|犬丸
場地協力|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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