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考完大學聯招，我填寫志願，校址與科系都是指南，我的指向則是「詩」。我把中山大學填得很前面，因為它伴隨著一個情節。黃昏，我沿紅土小徑散步西子灣，不遠前，八角亭矗立海灣，如一頂桂冠。我走進去，驚喜地在亭中巧遇余老師，共坐涼亭，在夏日的海濤聲中，談詩。
九月我到校報到，興奮張望。不見八角亭與蜿蜒紅土路，一切景物與想像甚遠，還好余老師是近的，在文學院講授，並於課後指導文藝社。
有一年《聯合報》製作「大學巡禮」專題，我如實寫上，「選擇就讀中山大學，的確是因為詩人余光中的緣故」。當時，余老師六十開外，精神矍鑠，與學生談詩，耐心而風趣。社團空間不大，我們在外頭脫了鞋，就榻榻米席地而坐。老師居中而為圓心，學生圍圍坐，每一個人都是半徑，也是圓周。
幾年後我大學畢業，偕朋友北京旅遊，下飛機時心情激盪，我是把余老師的鄉愁，變成身世了。〈鄉愁〉是余老師名作，它是新詩、是歌曲，也是心靈撫慰，它對我、對一個斷裂的世代來說，是永遠的思鄉浪頭，「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後來啊……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詩，一一點提親情、愛情以及離情。它是時間的情書，或者，時間的無情之書。
余光中生於南京，祖籍福建泉州，對日抗戰以後，流亡於江蘇、安徽、昆明等地，學成以後在美國、師大、香港等地任教，並於一九八五年移居高雄。我九三年大學畢業時，高雄且被調侃做「文化沙漠」，這便看出余光中移居高雄的重要，不只是地址的更迭，也是關懷的移改，〈車過枋寮〉把屏東寫作牧歌，「路是一把長長的牧笛／正說屏東是最甜的縣／屏東是方糖砌成的城／忽然一個右轉／最鹹最鹹／劈面撲過來／那海」。甜與鹹、苦與樂、悲與喜，也是對位了。
大二下學期，本欲選修余老師課程，正值詩人輪休，無緣成為正式學生，跟余老師熟識反在畢業後，主編《幼獅文藝》向老師邀稿，以及擔任評審多次逢面。
筆好練，氣度則難修，每次見余光中老師，我總如是想。
余老師擔任梁實秋散文獎翻譯類決審委員多年，有次問主辦單位，余老師怎麼來啊？「搭高鐵，直接到會場……」承辦人訝異此問，忙說，「放心，高鐵費都會支付。」這幾年參加兩岸交流，目睹大陸文壇大老參加活動，來的不只是一個人，也是尚方寶劍，迎接人馬前呼後擁，來的不只是作家，還是位中央官員。從事文學，且衣錦還鄉，在大陸不只是可能，還確實實踐了。
但在台灣，余老師帶稿件，單兵赴會。余老師當然接受過高規格禮遇。八十大壽那年，幾乎每一天都是余老師生日，大陸、各洲、台灣等地，輪流慶祝。我參加了圓山大飯店、以及《文訊》雜誌辦理重陽敬老，並為詩人祝壽。
余老師能寫、能說，但總說得客氣，很明白一個場子，有他、有別人；有該說話者，也有不該說的人。有次因緣湊巧，我聯合余老師搶麥克風，還霸佔了。那是梁實秋散文獎頒獎，難事來了，貴賓來不及趕到，余老師跟我被派予「致詞加長」的任務。余老師笑話捻來瀟灑愜意，這時候，就能看出甚麼是真正的口才，不揭櫫人生大道理，而以花草為機鋒，甘甜清涼。我好奇，主辦單位怎麼敢「派與」余老師「任務」？他們必定知道余老師不只是評審，且是一個「對」的人。
余老師新詩、散文、翻譯等，都精擅，新詩尤重音韻，諸多民謠風的新詩，如〈鄉愁〉、〈民歌手〉、〈鄉愁四韻〉等，都傳唱一時，散文除了思鄉與動盪，並常抒己論，知名的〈剪掉散文的辮子〉，列舉「學者」、「花花公子」、「浣衣婦」跟「現代散文」，舉出「彈性」、「密度」、「質料」等散文標竿，都是散文的必備指導。數十年來，求序者不絕，《井然有序》把詩、文化跟散文等義理，都寫進一部書裡。
多次與余老師共宴，我總奇怪，他聲調不高、也不搶話，但每次說，都能蓋住飲宴的聲浪。我們聆聽大笑不已，余老師安靜微笑，說笑與笑聲，都與他無關了。余老師不高，但靜、閒、自在，人間諸事，可以無涉、也可以有涉。余老師起身說話，不擔心大家看不見或聽不到，他說的時候，他就是觀音。
我夢過余老師兩次。他坐在巴士中段臨窗位置，等候乘客陸續上車，就要遠遊了。他沒叼煙斗，氣定神閒像極叼了煙斗。還一次是余老師變回少年，在一個春日的嬉戲中，巧遇范我存女士。我目睹兩人逢遇，以及將要踏的人生路。
醒來，我回想一遍夢境，跟著想到在藝文社團的榻榻米上，余老師盤腿而坐，我們是半徑、圓周，也是面積。我坐在外圍，每當余老師看了過來，我就低下頭。我只敢聽一個海談詩，以及不遠處的海，談著來來回回的潮汐。
吳鈞堯
曾任《幼獅文藝》主編，獲梁實秋、教育部等散文獎以及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火殤世紀》獲文化部文學創作金鼎獎，《孿生》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長篇小說獎助，二○一九年秋出版散文集《重慶潮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