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意義的稠林
今年初，我帶一位國外來訪的作家去參觀圓山大飯店。飯店為我們安排了導覽，從大廳開始，細細地說明藻井中有多少條龍，全飯店又有多少條。
好久沒有這樣的經驗了。這曾是小時候走入古蹟時的標準配備，有人來將周遭的裝飾為你細細解釋。竹子象徵步步高升，牡丹象徵富貴，三隻猴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你意識到周遭環境，「象徵」密布，如此稠密。為什麼需要做到這樣，連房子也一直告訴著我們什麼？有的是道德教訓，有的是主觀祈願，基本上是要一個富貴長進的人生。像圓山大飯店這樣的地方，則在這之外，多了一重內建訊息，要告訴你此地如何帝王氣象，風水薈萃。
牛津大學中國藝術與考古教授，2022年唐獎漢學獎得主羅森（Jessica Rawson）教授的《蓮與龍：中國紋飾》（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談論了各種各樣常見於中國文物中的紋飾。但當然，不是這種談法。正相反。羅森教授引用庫布勒（George Kubler）的話說：「每一個意義都需要一種支撐物、手段或容器，它們是意義的載體，如果沒有它們，意義就無法從我這裡傳達給你，或從你那裡傳達給我，或者從自然中任何一部分傳達到其他部分。」雖然肯定意義與支撐物之間的關係，但羅森教授也說：「實際上，我們應該警惕過分重視意義，意義時常改變，而形式則穩定得多。」一旦一個文化中的工匠，熟練地把握住某種形式，他會不斷在製作中複製形式，把形式連同技術傳遞給下一代。羅森教授舉的一個例子，是希臘羅馬古典神話中有些人物圖像，被沿用到早期基督教文化之中。宗教改變了，但是工藝的變化沒有那麼快，工匠把代代相傳下來的圖樣訓練，轉用為新的主題。形式一樣，意義被抽換了。
讀到這裡時，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從小時候經歷過的那種古蹟導覽，令人透不過氣的象徵密度、與其中隱含的世俗人生脫身了。龍，在民主的時代沒有太多意義，它只是一個被匠人記憶與傳承的形式母題。在圓山大飯店，這個形式其實是當蔣家政權要在台灣創造一個「國宴」場所時，所借用的形式，而不是帝王氣象的實質。
因此與其追問龍有幾爪，風水如何，我們應該更要感到，形式與意義之間並不是密合的，存在著一種「空隙」。有了這個空隙，《蓮與龍》中談到的那些纏枝蓮花、纏枝牡丹、渦卷棕葉、龍紋、神獸，才在跨文化的轉用中勃發著形式的生命力。意義需要支撐物，但作為意義支撐物的圖樣，其生命卻比意義更久長（也比想運用這些圖案妝點自身的政權更久長）。形式甚至可以跨越文化，綿延千年。《蓮與龍》中，我們就能讀到這些紋樣旅行了遙遠的距離，在亞洲與歐洲之間。
2022年唐獎漢學獎得主羅森（Jessica Rawson）
《物見：四十八位物件的閱讀者，與他們所見的世界》
超越已知歷史的物的語言
羅森教授為《物見：四十八位物件的閱讀者，與他們所見的世界》這本書寫了一篇文章〈畜牧民與大邑商〉。在這篇文章中，她談論一個物件：「亞長墓中的商代青銅牛尊」。這是一件長約四十公分的青銅牛，造型寫實，身體胖墩墩的，腿短而健壯，頭上有彎角。可是它既寫實，也帶點奇想的成分，在牠的腹部兩側，各陰刻了一頭猛虎，虎的身體拉長延伸，有大眼、猛爪。
這個青銅牛尊的出土地點是今天的安陽，史上稱為「大邑商」的晚商城市中心。擁有者名叫亞長，生前是一位軍事將領。他被葬在靠近大邑商宮殿宗廟的地帶，表示他可能立下戰功的重要人士。他的骸骨上有不少創傷，可能是戰死的。不過，羅森教授指出，亞長入葬的姿勢是俯身葬，表示他是安陽的少數族群；他陪葬品中有許多物件，文化淵源來自北方歐亞草原，表明亞長與北方之間的關聯。
如此看來，北方的遊牧民族應該曾在大邑商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我們過往所讀的夏商周歷史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在用文字講述的歷史裡，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被建立成聖賢的傳承。在通俗文化裡，商與周的競爭被化為《封神榜》。兩者都沒有透露，大邑商與北方歐亞草原的關係。物件保留了文字說明不了的線索。只依賴文獻說法的歷史，是不完整的。
如果我們對著圖象的語言，張開眼睛，能看見什麼？
沒有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是憑空出現的。這個看來寫實的牛尊，也不會是。羅森教授在《蓮與龍》引用貢布里希（Sir E. H. Gombrich）的話，說明在工藝中，即使是對自然的轉錄，也是文化性的：「不經訓練的個體無論天賦多高，如果不借助傳統，還是無法描繪自然。我在知覺心理學中找到了原因，解釋了我們為什麼無法直接『轉錄』所見，而必須在『製作與匹配』、『圖式與修正』的緩慢過程中求助於試錯法。」羅森教授的文章指出，亞長時代的安陽，動物造型的器物非常少見。那麼這個青銅尊的出現，與它的製作之所以可能，究竟告訴了我們什麼，有關它背後代表的北方文化、與安陽這個地方的關係？
在〈畜牧民與大邑商〉這篇文章的結尾處，羅森教授說：「我個人認為，以真實動物為造型的新設計突然出現，應該與中原和北方的往來有關，當時商人遭遇了駕車南下的人群，他們是畜牧者，在黃土高原和更北的地方牧養牲口。馬車和馬匹的到來，理應激發人對其他動物的興趣。商代貴族固然可以駕馬車獵殺老虎，但在同時，這些巨型貓科動物也能捕殺當地的牛羊。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當那些鑄造者在牛腹側鑄上猛虎圖案時，他們自認傳達了什麼給我們；但也許我們見到的，只是晚商時期環境改變的一些跡象。我們當然應該關注、也要體認到，這種結合方式是新的，顯示或許有新的常俗與信仰。但或許，我們永遠不可能確切知道，那是些什麼樣的改變。」
物的語言透露了文字沒有說的事。但是為了解讀物的語言，我們必須上升一個維度，到誕生物的環境，到環繞著出土地周遭的那些交錯的影響。到更廣闊些、流動的時間與空間。
倘若我們那樣觀看，那麼，物的語言令我們自由。
時間的波光上，物所記憶與所遺忘的
在文學中，常有這樣的敘事：一個物品，乘載著某些意義或記憶，引導著故事的發展。
川端康成的《千羽鶴》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千羽鶴》中的人們，是與茶道有關的兩代人。因為上一代的不倫戀，使下一代被籠罩在沉重的罪惡感中。小說中出現的志野燒水罐、志野燒茶碗、唐津茶碗、黑織部茶碗，是上一代使用過的。這些茶道古董物品，在上一代的情感牽纏中往來被餽贈、收購，或作為信物般地使用過。人亡故之後，物仍然存留。
雖然川端康成沒有明說，但我私以為，這個小說實際上是關於日本的「終戰」。年輕一代雖然不是戰爭的發動者，卻繼承了戰爭的遺產。
在《千羽鶴》中，下一代對上一代的關係，是割捨不斷的延續、繼承，伴隨著難以化解的罪惡感，沈沈地壓在主角身上。不過，《千羽鶴》有續作──《波千鳥》。到了《波千鳥》，時間畢竟發揮了作用，主角們不再無法逃脫「複製貼上」上一代命運的業感。罪惡感仍有，但已拉開了空間與時間的距離，逐漸淡化了。像陽光灑落的海面上、躍動於波浪之間的千鳥，牠們的翅膀有力量，並不會被浪潮捲走。《千羽鶴》故事中的志野水罐、織部茶碗，這些物件仍然出現，但就像形式與意義之間出現「空隙」，主角在《波千鳥》中獲得了抵抗敘事的能力，能夠擺脫由別人賦予這些物件、附著其上的痛苦記憶。川端康成讓其中一位主角說出這樣的話：
「那只茶碗自有它美好的生命，所以應該讓它離開我們活下去。……儘管我說的『我們』，頂多五、六人罷了。過去不知上百人曾正確地珍惜使用這茶碗，據說它已有四百年的歷史。即便太田先生、我父親、甚至栗本擁有它的時間，在茶碗漫長的年歲中依舊非常短暫，就像微雲飄過的影子。但願它能落到健康的主人手中。在我們死後，我仍盼望那織部茶碗在某人手裡常保美麗。」
我很喜歡這個發展。在《千羽鶴》中，年輕一代的主角們面對承載著上一代罪惡感的物品，還沒有太多力量能與之抗衡，無法不傷及自己。女兒文子為了掙脫束縛、也為了讓母親自由，必須打破母親的志野茶碗。但到了《波千鳥》，菊治已經能夠看到，物品本身有四百年的歷史，只要離開自己的身邊，就能獲得新生。《千羽鶴》初版發行於1949年，《波千鳥》則是收入在1956年《川端康成選集》中，兩部作品的完成，距離戰爭結束都不是很久的事，罪惡感與痛苦仍是淋漓的。這兩部小說，總令我感到是川端康成隱晦地在寫終戰這件事。既是寫終戰，也是在寫染污與洗滌——人、茶碗、群體。
大邑商的青銅牛尊，經歷了什麼？它的墓主是否殺人、也被殺？或者他護衛了什麼，繼承了什麼？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稱之為罪。我們在遙遠的後代回望，胖胖的青銅牛尊以它令人驚嘆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眼前，像一個新生的嬰孩。
而工匠們是這歷史長河中的一部分。即便生在他們的時代，工匠們必然經歷著他們時代的悲喜。有人是俘虜，有人流亡，有人是商賈或移民，帶著他們的技藝、他們繼承而來的圖案形式，旅行到遠方。就像那些圖案彷彿可以接連不斷、永遠重複或變形而延續的纏枝花卉。倘若人類文明消失，外星人來到地球，看到那纏繞的、連續的、斷裂的、變形的、無盡的圖樣，或許會以他們那另一次元的感官瞬間領悟到，這正是消失的人類文明中，有關時間的本質。
撰文 | 張惠菁
台大歷史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碩士。著有小說集《惡寒》、《末日早晨》，散文集《閉上眼睛數到十》、《告別》、《你不相信的事》、《給冥王星》、《步行書》、《雙城通訊》、《比霧更深的地方》等。2019年起進入出版行業，現為衛城出版、遠足文化Panorama書系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