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文學》邀我寫昆德拉與反抗的時候，學運正隨著春天結束，學運期間，我在巴黎繼續進行著「林中路」*① 系列的大型油畫，由於妻子遠在法國西部任教，因此，當我閉關工作，生活往往就只剩繪畫和不斷播放的音樂，以及偶爾出門購置必需品、看電影、聽音樂會或單純地透透氣這些活動了。
之所以談我的生活，把敘述者這個「我」拉到讀者面前，是因為這篇稿約非常困難。面對這樣特殊的情形，很難把這個「我」抽離出來——這樣一個不太參與運動、對潮流也不特意追逐，並多半在西方生活的小布爾喬亞，適合寫一篇與「反抗」有關的文章嗎？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在喧嘩未平的現況下，是否又能不被曲解呢？
我持續在四尺寬的畫布上不停堆砌與刮除顏料的同時，各方傳來的不同消息與看法不斷進入我的信箱，我突然想起義大利導演維斯康提晚年的電影《家族的畫像》（A conversation piece），老教授沉溺於藝術，卻被突如其來的年輕革命份子打亂生活。朋友們的焦慮與激情，訊息中出現的立場與標籤，特別是好友間的對罵都感染了這個安靜的小畫室，讓陰影中的這個「我」，也不得不開始思考該用什麼樣的「景框」和「焦距」來觀看這整個事件。
我常常跟朋友說，台北／巴黎的不同在「熱情」與「疏離」的差別，熱情與疏離，某方面來說，也就是「集體」與「個人」；熱情予人生存的溫暖，但在創作與思考上，疏離卻又顯得格外必要。前面說的「景框」與「焦距」，其實也就是找到一個觀察點：如果我們選擇做一個冷靜的創作者（不一定是小說，也可能是其他類型的藝術創作），擠在人群之中，透過群眾的觀點來看世界，就像從近距離拍攝一個物象，無法得到完整的全貌。昆德拉之所以長年疏離地寫作、閱讀和思考，也就是嘗試在陰影中找到一個觀看世界（尤其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是如此錯綜複雜）的適當位置。巴黎這座城市的確有它特殊的地方，因為它的多元文化，創作者可以在此不加意見地融入人群，傾聽對方，也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將自己孤獨起來。 談起昆德拉，我還是想起他在文集《小說的藝術》中說過的這段話：
按照福婁拜的說法，小說家是應該消失在自己作品後面的人。消失在作品之後，就是放棄做為社會人的角色。這在今天並不容易。今天，所有重要的或不重要的都被搬上傳播媒體照亮得令人無法忍受的舞台。
他又說：
小說家一但扮演社會人的角色，便將自己的作品置於危險之中，這些作品便有被視為他舉止、聲明、立場的延伸的可能……
我寫這樣一篇文章，昆德拉肯定不贊成甚至覺得可笑（他常常形容別人對他的討論為「戀屍癖」；那個「屍」，指的當然就是他自己），他的徹底疏離加上「犬儒」（cynical）的戲謔，遠遠超過比他看起來更虛無悲觀的法國作家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戲謔於他，就像音樂中的「詼諧曲」（scherzo）與「嬉遊曲」（divertimento），是悲觀主義者的一個出口，使他不至成為像韋勒貝克那樣巨大的黑洞。
那麼，你一定會問，昆德拉是反抗者嗎？答案真的見仁見智。說他選擇布爾喬亞的空中樓閣似乎也對，但細讀他的作品，又會發現我們獲得的道德反思可能比參與一場社會運動能得到的更為細緻久遠。昆德拉的歷程非常特殊，我們若將他的生涯分為捷克／法國兩個階段，並用一句他的話來為這兩個階段下註腳，第一階段應是《笑忘書》中的「人類對抗權利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第二階段則是「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這句《小說的藝術》中引用的猶太諺語。從極忠誠的共產黨員到因思想問題被解聘的電影學院教授，從被蘇聯鎮壓的布拉格到六八學運後迷戀毛派的法國，昆德拉個人的經歷涵蓋了半部二十世紀歐洲史，他常常提到，因緣際會的關係，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玩笑》（1967）在「布拉格之春」*②後由左翼的阿拉貢（Louis Aragon）在法國推薦出版，讓他像坐在坦克車砲筒上進入法國的凱旋英雄。他說：
一九六八年九月的幾個星期間，（法國的）報紙只談論布拉格的俄國坦克和一部一個捷克人所寫的、立即引起讀者和重要評論家同情的小說。對所有人來說我特別像是一個來到坦克車旁的士兵，所有人也對我以之對抗集權主義的勇氣加以禮讚。但是，當我寫作《玩笑》的時候，我並不覺得自己特別勇敢。我的挑戰並非政治而單單是美學上的。
的確，就算《玩笑》、《賦別曲》（1976）、《笑忘書》（1979）這三部對捷克共產黨有所批判的小說裡，昆德拉的反抗意識仍帶著高度自省的幽默與抒情，這種特質讓他作品達到更高普世性與藝術性，但也因為強烈的個人色彩，批評他的捷克同儕認為他的作品缺乏異議作品的抗爭性。加上一九七五年昆德拉定居法國，在哈維爾*③、塞佛特（一九八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等作家與異議人士簽屬的「七七憲章」*④及後來一夕列的抗爭運動缺席，我們也自然無法預測，如果他留在捷克，他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參與。
在巴黎這個歐洲重要的歷史現場定居以後，我才開始理解昆德拉幾部法文小說《緩慢》（1995）、《身分》（1998）、《無知》（2003）的價值，沒有《玩笑》、《賦別曲》、《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1984），甚至《不朽》（1990）跌宕起伏的情節與讓人驚豔的形式，這幾本小說正好也是比較不受國際讀者青睞的昆德拉作品。其實，越到後期，昆德拉的作品越有「古典」（classical）的傾向，回到一種簡潔、純淨、透明的風格，更接近他喜愛的古典音樂海頓、莫札特、魏本（Anton Webern）與新古典時期的史特拉汶斯基。
兩位在「布拉格之春」後出走他鄉的捷克作家，昆德拉與移居加拿大的史高沃歷斯基（Josef Skvorecky）構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典型：史高沃歷斯基在異鄉懷抱原鄉，以在海外成立出版捷克作家的出版社、為捷克文學發生來排遣濃密的鄉愁；昆德拉則完全相反，選擇擁抱歐洲人文精神，與被蘇聯鎮壓徹底蘇維埃化的捷克文化相忘於江湖。
但昆德拉忘了捷克嗎？我認為不是，捷克特殊的巴洛克風格、楊納捷克（Leoš Janáček）昂揚現代精神的音樂手法早就在他體內流淌，與他相忘於江湖的是受到戕害、難以彌補的當代捷克歷史。從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捷克命運，昆德拉看見歷史（大歷史）「無窮的去而復返」（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歷史不斷重覆著「反抗與革命者推翻一個政府然後複製他們所推翻的人的行為舉止」，我們看到法國大革命後的腐爛，蘇維埃革命後實行更甚於沙皇的恐怖統治，中國國民黨推翻帝制一世紀來的專權墮落，以及法國六八學運份子在二十、三十年後成為他們自己當年批判的布爾喬亞，而一些在集權社會進行的抗爭運動，如布拉格之春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卻又在強權的壓制下流血收場。
罄竹難書的歷史事件還需要再列舉下去嗎？
運動的初衷不論多麼良善，似乎很快都會有另有目的的外力介入，然後被「標籤」與「顏色」的惡劣手法劃分，以致不同的立場間無法對話、交流。更弔詭的是，自詡「意見領袖」或「青年導師」的文化人，不斷透過對主流意見的攀附與溫情回應，壯大自己清流的位置，不但掩蓋了訴求的持續傳達，反而製造出一批所謂的「社會賢達」。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昆德拉提出和「媚俗」（Kitsch）的概念；Kitsch源自德文，原本指一種通俗、次要美感經驗廉價的複製，後用來泛指討好大眾的世俗品味。在昆德拉的見解中，「媚俗」也代表了限制人類自我判斷與獨立思考的普世價值觀。昆德拉說：
在對存在無條件認可的美學世界裡，大便是被否定的，每個人都假裝他並不存在。這種美學理念就叫做「媚俗」。Kitsch是個德文字，第一次出現在浪漫的十九世紀，之後被其他的西方語言採用，到現在已失去它原本形而上的意義：不論這個字的原意或它的象徵意義，Kitsch是絕對否定大便的；凡是不被人類生存接受的東西都被Kitsch排斥到它的範疇之外。
怎樣在政權和反對運動，在歷史與潮流的兩極天平間才能避免「媚俗」，是對一個作家或創作者最大的考驗。在面對一個不能信任的政府（或者我們根本就不該相信任何所謂「政府」）的前提下，集體的反抗行為又有無法讓人完全認同的結構，個人要發出微小的聲音，似乎只剩下用書寫或創作來對抗遺忘這個途徑。定居法國後，昆德拉的反抗延伸到形而上的層面，成為對自己思想的與文化潮流間的對抗，在《緩慢》這本第一次用法文創作的小說中，昆德拉用「舞者」來形容媚俗的知識份子文化人，他說：
「舞者」與普通政治人物不同的，是他追求的並非權利而是榮耀；他並不想標榜自己屬於哪個或哪個組織（他對它毫不重視），而是佔據舞台放射自我的光芒。……
舞者使用的戰鬥稱為「道德柔道」；他向全世界挑戰：誰能比他更能表現出道德情操（更勇敢、更正直、更樂於獻身、更真實）？他利用所有機會使對手在道德層面處於低於他的地位。
若一個舞者有機會加入政治遊戲，他會不加掩飾地拒絕一切祕密協商（這向來是真正政治遊戲的場地），並揭露其為謊言的，不誠實的，虛假的，骯髒的；他將公開提出他的主張，站在講台上邊講邊舞，召喚別人跟隨他的行動……
《緩慢》融合法國古典騎士小說與上錯床的現代神經喜劇，在法國出版時曾引發對號入座的聯想，其戲謔的批判更引起一些文化界人士的不快。這個情況很像一九九四年楊德昌導演的《獨立時代》在台北文化圈遭受的批評，許多人都從中找到了與自己對應的角色，而這些角色讓他們訝異之處，正是自己成為了作者揶揄嘲諷的對象。
否定政治與宗教，肯定愛情與性的歡愉，昆德拉成為一個無信仰的理性主義者（廣義的宗教包括一切教條），用狂笑與荒誕（法文中甚至不是ridicule這個荒謬，而是burlesque這個略帶粗俗意味的荒誕）去否定集體意識中的「媚俗」，因為，當我們置身一個意識共同體、一個政黨、一個廣義的教會，便無法不去服膺這個團體給予的意識以及由這個意識發展而來的教條與教義。
昆德拉曾半開玩笑地引用伊比鳩魯的話：「睿智的人不從事任何與爭鬥有關的事。」
我繼續畫著「林中路」，沒有經歷歷史風浪的我無法像昆德拉用「笑、忘」這樣輕盈的態度來看待我們充滿悲劇的荒謬時代，我看見的這個世界還是比較海德格在「林中路」（Holzwege）引言中描述的那些不見盡頭的林中歧路罷。
謹以為記。
*註：
- 「林中路」取自海德格的書名，根據時報出版的《林中路》書介指出：「《林中路》是二十世紀德國偉大的思想家海德格的後期代表作品之一。本書在當代學術界中享譽甚高，業已被視為本世紀西方哲學的經典著作。《林中路》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嚴格的」哲學作品，反倒像是一本「反哲學的哲學著作」。書中收錄作者在三、四○年代寫就的六篇重要文章。從內容上看，本書幾乎包括了趨於成熟的後期海德格思想所有面相。」
- 根據維基百科指出，布拉格之春「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運動直到當年八月二十日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才告終。」
- 瓦茨拉夫．哈維爾（捷克語：Václav Havel，1936~2011），捷克作家、劇作家、異議者。一九九三年到二○○三年間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 七七憲章（Charta 77）在一九七七年公佈，主要內容是「促進每個捷克洛伐克公民作為自由人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的實現」。
—— 原文刊載於《聯合文學》雜誌 2014 年 6 月號 NO.356 作家的反抗 ——
文｜尉任之
東海大學美術系肄業，巴黎第一大學電影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關於音樂、電影、繪畫的論述散見台灣、法國、土耳其、中國大陸等地刊物。繪畫個展於台北（1994、1997）及日內瓦（2014），並聯展於法國、義大利、巴林、烏克蘭、喬治亞、哥倫比亞、阿根廷等地基金會、文化機構與美術館。著有文集《室內靜物．窗外風景》，並策劃《印刻文學生活誌》昆德拉、富恩特斯專輯及費南度．阿拉巴爾《三封寫給獨裁者的信》。作品獲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