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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語與詩語:現當代愛爾蘭英語詩之流變

written by 高維泓 2020-08-12
失語與詩語:現當代愛爾蘭英語詩之流變

就地表距離而言,愛爾蘭距離台灣很遠,只比從台北飛到紐約近一點點,但愛爾蘭人寫詩的經驗,卻跟台灣詩人有幾分雷同,原因在於這兩個海島國家在過去幾百年來,由於殖民主權遞嬗、移民遷徙、單一語言受獨尊、美蘇冷戰、戒嚴鎖國等因素,造成文化傳承的斷裂,也影響作家創作的能量與角度。從正面觀之,這些動盪或許提供愛爾蘭文學創作者選取題材的養分,內化各種異文化元素,但究竟這些英國殖民者如何將有千年歷史的蓋爾語(Gaelic)幾乎消滅,使英語終於成為往後世世代代愛爾蘭人的母語?愛爾蘭人在新舊文化衝突中如何自處與自嘲,失去蓋爾語創作能力的詩人,是否能以英語表達同樣的詩/思想?跟英國本地詩人又有什麼差別?不同世代的愛爾蘭詩人,是否從這些苦澀的經驗得到成長,開拓另一種關於文字、文化與生命的想像?

眾所週知,二十世紀以降愛爾蘭出了四位以英語寫作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923)、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925)、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69)及悉尼(Seamus Heaney, 1995),以人口比例而言,堪稱是世界上得獎密度最高的國家,其他著名的愛爾蘭作家還包括喬伊斯(James Joyce)、王爾德(Oscar Wilde)、寫《納尼亞傳奇》的C.S. 路易斯(C.S. Lewis),及以吸血鬼故事著稱的史杜克(Bram Stoker)等。但愛爾蘭作家能以英語創作,卻僅僅不到兩百年的光景。仔細說來,從西元五世紀到十九世紀中期,英語並非愛爾蘭人的母語。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圖書館典藏的《凱爾經》(Books of Kells)及大量蓋爾語的書稿,就說明歷史上英語是個十足外來的語言。① 之所以如此,乃因十二世紀以降,隨著英格蘭統治的深化、各種威脅利誘的政策及災難,如一八三一年開始推行的免費國民教育及一八四五年的大饑荒,使蓋爾語及相關文化活動被系統性地拔起,「能說英語」成為困難中求生的必要條件。時至今日,即使憲法已將該蓋爾語定為官方語言,成為愛爾蘭人高中畢業以前的必修課,然而根據二〇一六年的調查,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當地人自認能夠在日常生活裡使用該語言。② 換句話說,蓋爾語在英語鋪天蓋地的影響下,若非愛爾蘭政府以洪荒之力拚命撐持,早已是「被消失」的語言。

儘管蓋爾語的消亡是不可逆的,但改以英語創作的愛爾蘭詩人並沒有因此被馴化成「英格蘭作家」。許多有志之士嘗試重新定義「愛爾蘭文學」,有的認為應該「去英國化」(De-Anglicization),才能恢復被殖民前的身分與文化認同;有的認為以英語創作的「盎格魯.愛爾蘭文學」(Anglo-Irish Literature)並沒有什麼不好,即使愛爾蘭人失去以蓋爾語寫作的能力,未嘗不能更心胸開放地接受各種不同的傳統。回顧這兩種不同的文化主張,前者很明顯以失敗收場,愛爾蘭從未能「去英國化」;後者則兼呈現愛爾蘭本地特色,但不執著於居爾特風味(Celtic note),或是為復古而復古。以「愛爾蘭英語」(Irish English)創作能仍保有蓋爾語的特色,彰顯獨屬於本地人說話的音樂性,這是標準「國王/女皇英語」(King’s/Queen’s English)所無法企及的。簡言之,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愛爾蘭人,清楚的知道英語充其量只是「達意」的語言,想要「表情」,且在國際文壇上具有「辨識度」,必須在內涵與本地讀者產生深刻共鳴,但精神上又不失普世性。對於詩人而言,以英語為形式,以蓋爾文化為載體,能開發更多入詩的題材,探索新的韻律與聲音,讓詩成為見證藝術成就的舞台。

為了擺脫優勢的英國文化,以及維持愛爾蘭文學文化的獨特性,二十世紀初期,葉慈等人主導的「愛爾蘭文藝復興」(Irish Literary Revival),嘗試復甦幾近失傳的吟遊詩歌(bardic poetry)、居爾特神話、口述文學傳統、舞蹈、音樂、運動等,這些努力對往後的詩壇撒下文化種子,啟發二十世紀中葉的愛爾蘭的三大傑出英語詩人:奧斯汀.克拉克(Austin Clarke)、路易斯.麥克內斯(Louis MacNeice)以及派屈克.卡范納(Patrick Kavanagh)。克拉克將許多中世紀的居爾特英雄故事(Saga)改寫成英語詩,並力存原有語言的詩體與韻律,增添隱喻的豐富性,以古諷今的詩作收入《朝聖》(Pilgrimage)及《古光》(Ancient Lights)中。麥克內斯也是以詩嚴肅批判當時代的戰爭(如西班牙內戰、希特勒入侵他國),並反對第二世界大戰時愛爾蘭政府是非不明的「中立」態度,代表作如〈兄弟火〉(Brother Fire)、〈花園陽光〉(The Sunlight on the Garden),及寫實長詩〈秋天筆記〉(Autumn Journal)。麥克內斯充滿社會批判性的詩也影響往後的北愛詩人如保羅.墨頓(Paul Muldoon)、麥克.隆立(Michael Longley)與德雷克.馬洪(Derek Mahon)等。被喻為愛爾蘭「國民詩人」的卡范納沿襲葉慈對鄉村的感性描寫,但卻不願像前輩詩人過度美化鄉間,而寫出更撼動人心的歷史詩〈大饑荒〉(The Great Hunger),當中的農人無力反制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剝削,甚至得不到宗教的撫慰,最後飢腸轆轆的死去。這種直視社會底層現狀的詩作,啟發了繼起的詩人如希尼與伊文.波蘭德(Eavan Boland),把寫詩當成一種社會責任,也讓愛爾蘭英語詩能為普羅大眾發聲,而不只是傷春悲秋的文類。③

這種獨具居爾特文化特色的英語詩,也可見於二十世紀後半葉處理北愛問題的作品裡。當北愛詩人目睹家園長期因族群撕裂、宗教衝突、軍事報復被蹂躪時,反思身分與文化認同,發現作品若不能保有在地的獨特性,即使愛爾蘭人英語流利,口音跟倫敦人一樣標準,還是處於失語的狀態。要擺脫二元式、非敵即友的政治對立模式,詩人需要創造一個超然且有高度的語言情境,讓讀者能跨越當下時空的限制,檢視或是反省歷史上的謬誤,進而自發性的建立個人與傳統的連結。詩人墨頓的〈艾施琳〉(Aisling)、及悉朗.卡森(Ciaran Carson)的〈說「不」的愛爾蘭〉(The Irish for “No”),即融入居爾特神話典故,強力批判英國政府在北愛動亂(The Northern Ireland Troubles)時的軍事鎮壓,諷刺英國政府無視人權與民主價值,將暴力合理化的殖民心態令人不寒而慄。悉尼以北愛沼澤與農人為背景的詩,從挖掘出沼澤底下的神祕物件,見證史前時代的屠殺、對不忠女性的凌辱,讓讀者一開始從獵奇的角度,直視暴力對個人與社群的傷害,針砭造成北愛動亂及族群撕裂的原因。約翰.蒙塔格(John Montague)的長詩〈荒涼的田野〉(The Rough Field)從考古經驗、文學、神話、傳記等角度,檢驗北愛動亂中逐漸崩解的阿爾斯特(Ulster)文化,表達對教會過度推崇清教徒式生活的不滿;揭開農村生活的衰敗,也破除海外讀者對愛爾蘭過度浪漫的想像。

二十世紀末葉以來,愛爾蘭詩壇最常被詬病的就是「厭女症」的傾向。詩人湯瑪斯.金索拉(Thomas Kinsella)在一九八六年所編的「新牛津愛爾蘭詩選」(The New Oxford Book of Irish Verse),該書收錄橫跨將近一千五百年間的詩人,包含居爾特語的詩作,卻沒有一位女性詩人。如果說這本詩選呈現愛爾蘭詩的典律,所收錄的男性詩人固然傑出,如希尼、蒙塔格、馬洪、薛穆斯.丁恩(Seamus Deane)、邁克爾.哈奈特(Michael Hartnett),但同一世代不少創作質量皆豐的女詩人,卻只能望「詩」門興嘆。④ 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費爾德愛爾蘭創作選》(The 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厚達四千頁、三大巨冊,當代詩人及小說家的部份也僅收錄五位女作家。有人認為愛爾蘭女性或許並不熱中或擅長文學創作,但根據女詩人紐奧菈.尼.湯倪爾(Nuala Ní Dhomhnaill)所言,愛爾蘭女性自古最常表達想法的文類是詩,而且數量相當多,遍及宗教與政治題材,但向來不受男性主導的詩壇所重視。波蘭德也認為女性作品是很「不一樣的磁石」(a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但價值被男性主導的文壇刻意低估。為了彌補《費爾德愛爾蘭創作選》的缺憾,二〇〇二年由女性學者主編的第四和第五冊,就收入四十多位女詩人,但湯倪爾認為,若不是選輯篇幅有限,值得被收錄的女詩人應該有兩倍以上。

一九九五年對愛爾蘭當代詩壇是個分水嶺,一方面希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讓世人透過他的英語詩,重新了解詩如何昇華族群分裂帶來的苦痛,批判以暴制暴的不智。另一方面,持續三十餘年的北愛動亂雖已趨緩,新世代的愛爾蘭詩人面對全球化的到來,在各種異質文化中碰撞,對區域性的民族主義抱持懷疑的態度,放眼島外的世界。儘管新生代詩人們站在巨人葉慈、希尼等前輩的肩膀上成長,但世紀末的「後希尼時代」也接棒而起。年輕一輩的詩人不再將主題侷限在國族與身分認同上,甚至不願在國際詩壇被貼上「愛爾蘭詩人」標籤,以避免被限縮為區域性詩人,或延續刻板印象(比方善於美化鄉間、擅長寫抒情詩,或擺脫不了葉慈「瘋狂的愛爾蘭傷你入詩」的多愁情緒)。對經濟快速成長的「居爾特之虎」(The Celtic Tiger)時代,已散居在倫敦、巴黎、布拉格、紐約等地的愛爾蘭詩人,更關切的是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文化及種族多元性。晚年的希尼與同期的詩人麥可.哈爾特聶特(Michael Hartnett)也曾表達寫了這麼多跟愛爾蘭有關的詩,仍渴望突破既有的題材與風格,創作出不一樣的英語詩。

這種大幅度的轉向也反映在當代詩學的研究上,學者不再總關注詩人是否寫出「愛爾蘭性」,而是探索美國、東歐、希臘、法國、日本文化及文學,如何跨時代影響愛爾蘭詩人的創作內涵⑤ ,以及在後殖民、後現代的情境下,如何跟加勒比海島國、印度、德國、奈及利亞、英國、南亞的英語詩人產生連結。在沒有語言藩籬的情況下,不同國家的詩人如何以接力賽的方式,在全球不同的地點,透過詩作來反思歷史、政治、殖民、環保、性別、城市、鄉間、移民、族群離散、文化失根、人際疏離、現代性、全球化等現象,提供跨區域讀者不同的文字美學想像。⑥

時至今日,「愛爾蘭詩學」能產生巨大影響力,實受惠於英帝國時期留下的語言根基。儘管愛爾蘭人被剝奪了母語,被迫使用鄰國的語言作為日常溝通媒介,但未曾將居爾特文化拋諸腦後,而是利用英語做為國際語言的特性,以跳板的方式將愛爾蘭文學傳佈到更遠的地方,讓更多被迫失語的「他者」,重新找到主體性,結合本地文化與全球化特質,滋養更豐沛甘美的創作果實,甚至發揮比傳統英國詩學更深遠的影響力,這應該是當年仗著武力優勢君臨島國的殖民宗主所始料未及。

註:

① 十二世紀英格蘭的入侵者,也非使用英語,而是諾曼語(Norman-French)。

② 相關數據請見https://bit.ly/3dIbF0Y

③ 二十世紀中期將作品融入蓋爾語特色的愛爾蘭現代主義詩人還包括丹尼士.德夫林(Denis Devlin)、托馬斯.麥克格雷維(Thomas MacGreevy)、布萊恩.科菲(Brian Coffey)及湯瑪斯.金索拉(Thomas Kinsella)等。以蓋爾語寫作的著名詩人包括馬爾汀.歐.戴安(Máirtín Ó Direáin)及修恩.歐.立歐典恩(Seán Ó Ríordáin)等。

④ 同時代的傑出女詩人包括用蓋爾特語寫作的莫雅.沃克.安堤(Máire Mhac an tSaoi),及英語詩人如波蘭德、伊蓮.尼.初立翰(Eiléan Ní Chuilleanáin)、梅比.麥古基(Medbh McGuckian)等。

⑤ 學者認為一九三〇年代英國詩人奧登(W.H. Auden)及艾略特(T.S. Eliot)跟愛爾蘭詩壇往來密集,使詩人能與如火如荼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保持距離,並與國際詩壇接軌。實驗性質濃厚的法國詩壇也影響先前所提到的詩人德夫林與蒙塔格等。旅居歐美的愛爾蘭作家如瑪莉.奧多諾朱(Mary O’Donoghue)、格雷格.德蘭蒂(Greg Delanty)、莎拉.貝克萊(Sara Berkeley)、傑拉德.多諾萬(Gerard Donovan)詹姆斯.利迪(James Liddy),在作品中就呈現異國文化傳統的影響。

⑥ 舉例來說,在英帝國瓦解後的後殖民文化脈絡下,有學者就探討葉慈描述大時代危機的詩作〈青金石雕〉(Lapis Lazuli)如何啟發奈及利亞詩人克里斯多福.奧基格博(Christopher Okigbo)、聖露西亞德里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英海外領地蒙哲臘的E.A.馬卡姆(E.A. Markham)、旅居德國的印度裔詩人蘇積塔.巴特(Sujata Bhatt)、印裔英國詩人達爾吉特.納格拉(Daljit Nagra)等。其他受到現當代愛爾蘭文學啟發的知名作家包括多米尼克的珍.瑞絲(Jean Rhys)、奈及利亞的奇努阿.阿切貝(Chinua Achebe)、南非的J.M. 柯慈(J.M. Coetzee)、印裔英國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安地卡的牙買加.金凱德(Jamaica Kincaid)、印度的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美籍多明尼加裔朱諾.迪亞斯(Junot Diaz)等。

文|高維泓

英國肯特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專長為現當代愛爾蘭文學及戲劇,著有兩本愛爾蘭研究英文專著及多篇期刊論文,常於各報章雜誌介紹愛爾蘭文學文化,曾獲得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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