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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夾縫中唱歌,當行走時跳舞──專訪臺北市立美術館資深策展人張芳薇

written by 崔舜華 2022-12-01
在夾縫中唱歌,當行走時跳舞──專訪臺北市立美術館資深策展人張芳薇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在/這裡 一起 走過那麼多路/碰到那麼多人 以後 我們一起/在這裡 這樣 你講了這些 然後/我這樣回答 我們在這裡 坐下/一起坐下 這個空間 這種姿勢 這樣/的光線 這種說話的速度 有許多小/孩子都在放羊 有許多隻狼 只有我會遇見/你 只有我們會做那件美麗的衣(夏宇〈一九七九〉)

 

當觀看「在夾縫中行走」的展覽時,我無法避免地想起這首詩。夾縫,隱喻著現代人的生存處境;而行走,意味著行動與過程中的顛簸。本場展覽由北美館資深策展人張芳薇擘劃,學者李立鈞延伸的觀點與面向,邀集一九六○年代以降、二十八組橫跨數各世代的臺灣在地與國際藝術家展出作品。而展場內不斷出現停步為展件拍照的觀展人潮,而人們在展件、空間中的行走與停頓、閃避與彎折,更突出了展覽本身的詩意隙縫與行動實踐。

從觀看實踐的詩意

若你觀看「在夾縫中行走」,走進展場,第一件映入眼簾的展品即是盧奇歐.封塔那一九六一年的《空間概念》,藍色畫布上兩條割裂的痕口,同納了平面與立體、平地與裂隙的空間維度,是它被擺在展場第一站的主因。《空間概念》是北美館早期費盡心力所收納的作品,而在這場展覽中,《空間概念》則有另一層象徵意義,二十世紀中時,藝術分科的概念興起,繪畫、戲劇、舞蹈、雕塑等創作類型,皆各自成家;其中,「繪畫雕塑」是藝術分科實踐很久之後嶄新而吸睛的創作突破,也是盧奇歐所創作的數百件作品的主要形式。

策展人張芳薇表示,到了二十一世紀,人們不再常常以身體勞動與創作:「我們都以為眼睛前的螢幕,無論電腦或手機,就是所謂的真實。當下某些藝術創作重視手感的溫度與手作的勞動,是這種藝術的關鍵,在人類的當下科技生活中所以我們也可以看見,許多文創工作者如今回來都強調手作與身體的體感,就是在提醒人們要返歸與螢幕前的影像不同的『真實』。」

在觀展過程中,「在夾縫中行走」無論在論述文字以及展品呈現方面,都在在強調「縫隙」與「行動」的「之間狀態」,而對於熟悉現代文學的觀者來說,很可能聯想到這種「之間狀態」與現代詩語言的類似情態及象徵意義(譬如,首先跳進我腦海的,即是詩人夏宇的〈一九七九〉)。

現代詩中存在大量刻意的斷裂與動態,而「在夾縫中行走」展覽中精緻規劃的空間與光線,彷彿與當代社會的人類生存狀態產生互映,甚至透過影像與裝置藝術的演繹,似乎能與文學產生另種對話。「早期(例如八九○年代)其實台灣有很多的行為展演的實驗,譬如邀請各家詩人在展覽現場讀詩,這是最直接的詩意實踐行動。但是我更注重觀者的感受──我希望這場展覽中所含納的微妙的詩意,是由觀眾的眼睛與身體而自主產生的。譬如展件中白雙全的《台北手記:2011.11.19-2011.11.28》,便是使用短句裝置與許多的『/』,此即是很明顯的詩的樣貌之一。」她也表示並不會特別去強調展覽的詩性,但更期盼這場展覽可以包括各種聲音元素與回音,而層層音色的漣漪也需要觀眾的細訴、低語、默讀,是否能引起這些反饋未知,但佈展時便已需要進行展覽場的動線節奏,「「在夾縫中行走」尤其關涉到人們在當下現實環境裡的處境,尤其是當今COVID-19肆虐,疫情的危機讓人與人拉深了距離──而這是具有詩意的嗎?我想將答案留給觀者去闡釋。」

「道」與行走的哲學

現實生活中,我們多少都曾體驗到置身於「之間」之內的經歷,以及「在夾縫中勉力而行」的感受。譬如展件中莫娜.哈同的《行路》,以影像記錄了藝術家自己繫著靴子勉力拖行的困頓之感,體現行走與生存本身的困難。而在台灣,「行走」的難題更是時時發生,各式各樣地擦撞、跌倒、糾紛,甚而頻頻曝光於新聞版面。「在夾縫中行走」是否也包含並回應了這樣的社會現象?「這個主題其實很廣義,如果以同樣主題邀請不同的策展人策畫,會生產出截然不同的展演,每個策展人詮釋同一主題的樣貌各有千秋。但從最簡單的定義來看:『夾縫』指向空間,『行走』指向時間,「在夾縫中行走」最直接的意義就是將時間乘以空間,任何事物的道理皆是如此。」

展場中,置放著一張玻璃桌面的長桌,玻璃下是本次展覽研究者李立鈞所撰寫的文稿其中有一段文字,相當吸引觀者(我)的目光──「對於跛行之人而言,每一步皆構成問題,而他也在踉蹌的步伐中不斷重新確立與世界的關係。李歐塔提醒我們,唯有跛行之人──亦即那些勉力以最矛盾的方式對待思考的對象,並且連最熟悉、最無疑義的東西都猶豫再三的人們──才是真正行走在真理的話語中的人。是費力而緩慢的跛行,而非毫無罣礙的飛行,才是接近真理的路徑。(摘錄)」從策展角度切入,這些文稿的目的是讓展覽的有效性能夠凸顯與擴散,「在夾縫中行走」所展出的藝術作品橫跨將近百年,而李老師的書寫也橫跨約五百年,桌上所展示的理論書的某一部分,或許是一張圖片也好,都與論述文字沒有直接的關聯,因而產生曖昧的流動感。當初是期望李教授能解構其學者身分、挑戰學院派的書寫習慣、將知識理論的龐大負擔改建為輕盈的具體呈現。

至於「跛行」如何成為接近「真理」的捷徑?「如果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衝突,那就是一種跛行狀態,當然也可以換個角度說,抗議隊伍的行進亦是一種跛行。在這世界上,所有的路途與過程,因為人性的弱點,夠敏感的人,常常能自覺到自己總是被拖累地慢行著。而從哲學角度來看,亞洲人常談論『道』(PASS?),PASS在英文中也是路徑的意思,所以『走』在亞洲文化中,經常被延伸詮釋為生命中的重要歷程。至於『行』字的甲骨文 ,本身就像一條四方大道,北美館的空間正好是兩筆『井』字,包括天井與二樓的井道,我感覺這恰好充分呈現了展覽的意義,譬如理查‧隆(Richard Long)《A Line Made by Walking》(1967),便是一步步在地上來回踏出一條線。」

關於如何完好地策劃一場展覽,她則以阿比‧瓦堡(Aby Warburg)為例:「阿比‧瓦堡是知識性很強的藝術史家,他曾提出布置展覽的方法(註),最重要的是,策展人需要一定程度的知識累積,策劃出來的展覽才有看頭。」她強調道,展覽不是知識的空殼,更要有知識的內容,「我有我自己一套累積知識的方法,我也認為每個人都得知道自己擅長的是甚麼。每一場展覽,皆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藝術可以偷,但不能抄偷了以後內化再外顯,就是你的道理──也就是知識的互相交換。」

採訪撰文|崔舜華
一九八五年冬日生。有詩集《波麗露》、《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婀薄神》、《無言歌》,散文集《神在》、《貓在之地》。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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