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首屆「寫臺北」年度書獎，於今(115)年2月4日於台北國際書展舉行頒獎典禮，由舒國治於有鹿文化出版的《我與吃飯》奪得。一向以「老台北人」的身分筆耕不輟，舒國治先生過往的寫作如《水城台北》、《台北小吃札記》等，已為台北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做了不少的見證；新作《我與吃飯》中的篇章〈消失的台北餐館〉、〈台北幾碗好乾麵〉，更是再次以「小吃教主」之姿，說盡了老台北飲食中的人情與世故。
有口味，也要有眼界，對舒國治而言，老台北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在「寫台北」年度書獎的頒獎典禮上，他語出驚人的感言可以為證──他說，「就怕台北太進步」——對於這座意味深長、不斷變化的城市，舒國治究竟抱持著怎樣複雜的感情呢？隨著「寫台北」年度書獎的揭榜，本期《聯合文學》特別專訪得獎的舒國治先生與有鹿文化的總編輯林煜幃，為我們聊聊《我與吃飯》這本書，與他們心目中的台北。
「就怕台北太進步」
「很難用一個鏡頭就道盡台北的核心，但八個鏡頭、十個鏡頭差不多就說得出來。」善於說故事的舒國治，舉了幾個鏡頭為我們描繪，說起台北，他心中的畫面：「是站在重慶南路、衡陽路的一角，看過去的馬路景象；或者是青田街、臨沂街的日本房子，那些矮牆和巷子；也許巷子的深處，茄苳樹下一個餛飩麵的攤子；還有蔡萬興粽子店在老年代的招牌，不遠處是熱鬧的南昌街。太多太多了……」
深情地談起被埋藏在記憶中的台北，舒國治為我們描述許多已在二十年間快速消失於台北人眼前的景象，還有聲音：「你們出生的時候在台北已經看不到鐵軌了吧，以前住在雙連的人，天天都聽到火車壓過鐵軌的聲音。」
被問起在頒獎典禮上說過「就怕台北太進步」的話，舒國治回應，所謂的台北太進步，指的是一種被「標準化」的台北，好比以前在台北看電影，有很多私家電影院可以選擇；這些電影院也會有自己的選片、自己的個性，但現在大家看電影去哪裡？都是去威秀。這是系統化的、標準化過後的結果。
「許多事情都變得像託付信託一樣，一萬間房子在一個信託的管理之下，那麼像我這樣的人，也許就租不到房子。」舒國治生動地舉了一個比喻來形容：「你不能用你的手去射這個弓箭，哪怕你是最準的，也沒有表現的機會，所有人都只能去按一個按鈕，讓系統來計算其中的得失。」
「吃這件事也是一樣的。吃個日本料理要排到半年以上，還得是會員才能排得上隊，像這樣的店，我根本放棄去吃。」不難聽出，舒國治先生對於從前的，那種充滿個人性、生命力的「即時的台北」是有深深的懷念，懷念《我與吃飯》書末那篇〈怎樣才算得上很會吃〉中──那些遊走於街巷，可以開發出自己吃的門路，而不只會吃名店菜的行家們──被他們的生命力，被個人與個人的互動，所充實的老台北。
一桌家常菜的記憶工程
「《我與吃飯》這本書表面上沒有明寫台北，它不叫《台北吃飯》，也不叫《台北小吃》，但其實裡頭的內容字字句句都是在寫台北。」有鹿文化總編輯林煜幃談起將此書投稿到「寫台北」獎項的過程：「當時就想這樣的一本書非常適合，能夠從吃的角度（一個大家相對愛聽、好親近的角度），來和讀者分享舒老師心中的台北面貌。」林煜幃充滿信心地說，舒國治的《我與吃飯》獲頒「寫台北」首屆的年度書獎，將會是一個標竿──它會鼓勵寫作者們，去描寫一座城市，從來不必刻意為之，而是當你在這裡生活、在意這個地方，字字句句就離不開它。
「這本書裡有一篇〈我家吃的寧波菜〉，在編輯的過程裡，舒老師幾度增補，就好像一次記憶重建的工程，補入了許多他兒時與媽媽的互動。」談到《我與吃飯》這本書中最令編輯印象深刻的一篇，林煜幃說就是這篇，每次讀都讓他不禁去想小時候，父母都煮些什麼給自己吃；他也從中認識到記憶與飲食，與文化之間深深的聯繫──那些陌生的寧波菜名，就像一條溪水的支流，它與其他不同文化的菜系，共同匯流到了台北，才有今日台北飲食文化的樣貌。
啟發編輯煜幃的文字，也必定能為所有讀者帶來啟發。跟隨舒國治，在一碗一筷之間，重新認識老台北，就像一塊塊拼圖，《我與吃飯》正重新拼合出台北那曾百花齊放的靈魂。
採訪撰文｜王柄富
臺師大國文學系畢業，清大台文所在讀。詩集《春天讓我們想懲罰自己》（雙囍出版）獲第七屆周夢蝶詩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