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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重返《靈山》的旅程—專訪高行健

written by 謝旺霖 2020-12-17
二○二○,重返《靈山》的旅程—專訪高行健

回想當年,《靈山》從一年賣不到百本的書,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一躍成為全球書市的暢銷經典。這其中固然有得獎的加持,但莫不也是藝術家長久的堅持,見證了文學最終超越了時代的意義。這次越洋電訪,高行健耐心懇切回答每一個提問,從最初的流浪,到逃亡,談《靈山》,小說藝術,也談創作的生涯,以及當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而年屆八十的他,其實剛大病初癒,還不時掛念這如今已被他稱為「故鄉」的台灣。

流浪,是對中國文化、歷史的再認識

謝旺霖(以下簡稱謝):您曾多次在中國大山長河流浪,深入窮鄉僻壤。那些現實生活中的流浪,可有為您自身或創作上帶來什麼反思?

高行健(以下簡稱高):我的流浪,是因為政治環境的惡劣,當時發動「清除精神汙染」運動,點了我的名。根據先前在文化大革命得到的經驗,我不得不趕緊離開北京。去到青藏高原、四川貴州,然後沿著長江流域五個月,歷經八個省,七個自然保護區,一直到東海邊,大概有一萬五千公里。

這之前,我對中國文化、歷史已相當瞭解,從司馬遷的《史記》讀到《山海經》乃至《水經注》,還對考古發掘非常關注。原來我就對中國儒家和官方正統的歷史就持懷疑態度,因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歷史非常悠久而複雜。我認為除了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以外,這廣大的長江流域還有同樣悠久而豐富的文化。所以那趟旅行,還有一種對文化歷史的考察在背後,我不是盲目流浪,也企圖得到更多的證實和材料,對中國文化和歷史再認識。

我到處搜集地方上資料,一般的史書和圖書館裡找不到的材料。像那些少數民族,彝族、苗族、羌族、藏族等,我得到的都是第一手材料,中國傳統的正統文化中幾乎沒有描述。而我直接採訪本地的巫師、跳大神的歌師,深入很多自然保護區,乃至於古羌人的地區,找當地對這些文化感興趣的漢人幫我翻譯,我自己做錄音。我恐怕是少有的漢人作家,深入到這些地方,實地調查,這都體現到我的《靈山》裡。

我收集的材料和筆記非常多,地方縣誌的摘錄、巫師唸經、民歌和民間史詩等等,一部分我帶到法國寫《靈山》,之後捐了一部分給斯德哥爾摩大學圖書館,還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北京。我在北京的家被查封後,就完全沒有下落了。

逃亡,不僅贏得自由,而且是創作的豐收

謝:逃亡往往帶有被迫或負面因素而離開一個地方。但您經歷的逃亡,卻不僅僅如此?

高:對我來說,逃亡不存在正面或負面的問題。逃亡,第一是求生,第二是求自由。作為一個藝術家和作家,就是為了創作的自由。

對我的創作來講,我在中國的「那一生」,像噩夢一樣;到了法國後「這一生」,我贏得充分自由的表述。所以我寫作創作不斷,不僅贏得自由,而且是創作的豐收。

謝:《靈山》寫了七年,在中國起筆,到一九八九年在法國才完稿。天安門事件,是否有對寫作的過程造成影響?

高:當時德國的基金會和法國文化部都來了邀請,我請了一年創作假,終於得到許可,是新上任的文化部長作家王蒙給我開了綠燈。我先到德國,後來曾任法國駐華大使的馬騰(Claude Martin)先生,問我想不想到巴黎?由於我沒有簽證,他親自開車到德國邊境來接。我就這樣來到巴黎。

好不容易贏得的自由,不能浪費時間,所以我日夜寫《靈山》,還為舞蹈家江青的約稿,寫了劇本《冥城》,又為我作為編劇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寫了《山海經傳》。這時天安門事件發生了,法新社每天都在報導,面對那些鎮壓,我顯然回不去了。又是馬騰大使打電話給我,一個星期後,我便去法國接待難民中心,申請政治庇護,立馬就拿到了十年居留。

於是我想中國的事情該結束了,也應該趕快結束《靈山》,面對新的生活,新的創作,否則那麼多資料還不知道要寫到哪一天。天安門事件三個月後,我就加緊把《靈山》寫完。

謝:所以《靈山》的完成,有那種您特別想告別中國的意味?

高:是,因為我完全面臨新的生活。接著就收到美國一家劇院的邀請,希望我就「六四」寫一個戲。便是《逃亡》那個戲。

十月份寫完,寄到美國,但劇院希望我修改劇本,寫成個政治戲。而我這是個哲學戲,超越他們的政治正確,沒有美國式的那種英雄。我把它寫得像古代希臘悲劇一樣,人類的悲劇,困境,不僅是政治的困境,還有內心,這麼一個哲學戲。我不願修改,自付了英譯文的翻譯費,收回版權。後來馬悅然翻譯了,因此,首度上演是在瑞典皇家劇院。這是《靈山》結束後第一個創作。

謝旺霖越洋電訪,高行健耐心懇切回答每一個提問。
靈山

創新的敘述,和追求的語言

謝:《靈山》中,為什麼只以人稱代名詞(你、我、他/她)的方式來做敘述?

高:我的第一本書《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一九八一),講到小說語言的藝術。傳統中國小說的寫法,我太熟悉了。而西方小說,從古典、中世紀,到現代小說,我都評論過它們的技巧,介紹給中國讀者,並指出小說不是只講故事,應該有眾多的寫法。

我為小說藝術開了一條路,不僅是以人稱來代替人物,這也有人試過,像法國新小說派羅伯格裏耶(Alain Robbe-Grillet),但沒有人用三個人稱(我、你、他)來指稱同一個人物。這發明來自於我對語言學的興趣,我非常欣賞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學和佛洛伊德對潛意識的研究。因為這兩個前緣,一是語言學,一是潛意識的源由,我發現人的意識的形成,不是只有一個人稱「我」,還有一個「你」也不夠,必須有三個人稱。這就形成像幾何學一樣的座標系,確定了人稱的範圍,有三個象限,就可把人的意識立體化了。

物理學的現象,語言學的現象,跟人的心理、意識的形成竟不謀而合。我發現,要確認一個人物,以三個人稱就夠了,不必給他命名,每個讀者都可設身處地進入這三個人稱。因此它打開通往人的意識和潛意識的通道。人稱就是通道,而且不是一個通道,是三個通道。這是《靈山》對小說藝術的貢獻。

謝:您在寫作上,特別著重文字的聲響,是否有個人獨具的創作方式?

高:這得談到語言的本性。語言,法文的意指「舌頭」(Langue)。文字的書寫在語言誕生之後,可現在有些作家玩文字遊戲,卻忘了語言的原本是聲音,通過聲音,語音,直接訴諸聽覺,而且要傳達意義和感受。傳達聲調,情緒,這是單純的文字,難以做到的。

這種認識又來自我從小喜歡戲劇、演戲、導戲,組織劇團,又做了很多演員的工作。所以對我來講,最有趣生動的語言,是活的語言,在舞臺上,直接面對觀眾,立即打動觀眾,達到共鳴,不是挖空心思去修辭。我的小說都是用這樣的語言來寫。

為了聽得見自己寫的東西,那麼我就用錄音。我很多的作品第一稿都是錄音,像《 靈山 》裡有的整章節都是先有錄音,然後再細緻反覆修改。所以這個語言對我是活的,它是憑聲音直接可以引起共鳴,喚起感受、感覺,這樣才是我追求的語言。

謝:在創作或寫作上,您最注重的是什麼?

高:要真有話可講。我寫這些作品,都有話可講,而且不講別人已經講過的。一定是我有新鮮的話可講,有我自己的感受,也想跟讀者或觀眾交流。
我寫作上,一定得有新鮮的感受,一定要找到新鮮的表述。所以,我寫的戲都沒有重複,小說也是這樣。

謝:您對新思想、新表述的追求,儘管面臨出版的問題、現實的挑戰,也不曾絲毫動搖過?

高:因為是創作嘛!我所做這一切,都不為掙錢,我也不投合時尚。就像當時《靈山》在台灣出版,第一年只賣了九十六本。連法國這樣特別重視文化藝術的國度,法國六大文學出版社都不接受,最後找到普羅旺斯一家很小的出版社。沒想到,書一出版,法國各大媒體竟然一片讚揚。不過當時這書,仍不賣錢。

我的法國朋友說,要不在大學裡幫你找個教職?不然你怎麼生活?我說不必,不用擔心,我的畫賣錢,我幸虧能以畫養文,讓我僅自做我想做的創作,不必顧忌收益。

龍船
路漫漫

呼喚新文藝復興

謝:您不僅是作家,戲劇家,畫家,藝術的領域更延伸到電影,當起了電影導演?

高:之後,我又轉向電影。我從小就對電影有興趣。大學一年級時,寫了第一個電影劇本,但不是通常那種講故事的電影,當時就已經寫成電影詩了。這跟那時讀到俄國電影大師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論《蒙太奇》有關。

電影這種綜合藝術,包括:聲音、畫面、語言、表演、舞蹈、音樂、形象、色彩等,這些我都瞭解,對我來講,又是一種新的表述。所以,我最後一階段是電影創作,《側影和影子》、《洪荒之後》、《美的葬禮》三部電影詩就是這麼來的。

謝:近年來,您幾度提出「呼喚新一輪文藝復興」的說法。這似乎是對現今文化現象的一種批判。這「新一輪文藝復興」指的是?我們當前該如何實踐?

高:我「呼喚新一輪文藝復興」,並不是說我們要重複歷史上的文藝復興。那些十五、六世紀的藝術家們,既然從中世紀黑暗窒息裡出來。那麼,我們今天為什麼不可以從二十世紀的意識型態裡出來?這些意識型態,約束人們的思想,像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等;藝術上的現代主義、當代藝術變成了觀念,變成僵化的教條。

所以我呼喚從二十世紀那些僵化的意識型態裡出來,充分開放思想,自由表述人對世界新鮮的認知。

這不是由哪一個政黨來呼喚的,也不是國家的文化政策。這首先是藝術家個人的事情。問題在於你自己是不是有新鮮的表述?你要不要從意識型態、框架、教條、時尚、市場裡出來,傳達新鮮的感受和新的認知,達到思想和精神的昇華?

如果藝術家有這種覺悟。我以我自己為例,那麼在禁錮之下,仍可以突破,找到自己的路,自己的表述。而且還能同世界其他的藝術家溝通和交流。

因此,我對台灣寄予很大的希望。台灣雖小,但你看對抗這次新冠病毒,台灣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可歐美西方這些工業大國卻多麼嚴重。這說明台灣人對世界的認識,社會的健康,超乎人們的想像。那麼台灣的藝術,更不該走二十世紀那些老路。我們應該找到新鮮的表述,給世界提供新鮮的認知。古希臘那麼小的地方,居然創造那麼輝煌的文化,影響全世界。台灣何嘗不可?在台灣思想是自由的,社會是富裕的,台灣又是開放的、對世界對西方東方都沒有禁忌,台灣的藝術家們,何嘗不可以掀起新一輪文藝復興?

謝:今年是《靈山》中文出版第三十年,同時是您獲諾貝爾文學第二十年。如今回望,您有什麼感想嗎?

高:我到法國三十二年,直到去年發現腸癌,大病一場。先是兩次大手術,還有化療半年。除了這一年以外,我在法國幾乎沒有真正的休假,工作總排得滿滿的,把時間充分用在創作上了。今年八十歲了,我這一生,可慶幸的是沒有浪費掉。

《靈山》,高行健,聯經出版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經典之作,一部浪遊群山邊地的朝聖小說,一場靈魂玄思之旅,出版三十週年紀念新版。

首度收入作者序言及專訪,自剖生涯最遼遠的巨著所歷,重返靈山叩問的自由。

採訪撰文|謝旺霖
一九八○年生。東吳大學政治、法律系雙學士,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目前為文字工作者。著有:《轉山》、《走河》。曾獲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贊助,文建會「尋找心中的聖山」散文首獎、桃園文藝創作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及出版補助,誠品年度華文創作排行榜第二名,金石堂年度十大最具影響力書籍,二○○九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入圍等。《轉山》二○○八年十月由廣西師大出版簡體版,並於二○一一年改編為同名電影在中國大陸上映。

圖片提供|高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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