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吉本芭娜娜
一九六四年生，東京人，日本大學藝術學文藝科畢業，本名吉本真秀子。一九八七年以小說《廚房》獲第六屆海燕新人獎，正式踏入文壇。一九八八年《月影》榮獲泉鏡花文學獎；二〇二二年以《手套與憐憫》榮獲谷崎潤一郎獎。作品獲海外三十多國翻譯及出版，在台灣亦深受喜愛，連續兩年拜訪台北書展，與蔡康永及曾寶儀對談。二〇二五年出版半自傳散文《我與城市》，二〇二六年《吹上奇譚》系列小說完結。
「小說家，實際上是二十四小時都在工作的人。」吉本芭娜娜說，當然，她指的是如果不睡覺的話，小說家的腦袋應是每時每刻都高速運轉，所有生活的素材都能成為故事裡的零件，她接著說：「所以，我真的好需要睡眠喔，這是唯一可以讓我停下來的方式。」由是看來，《吹上奇譚》系列作品，從「媽媽的超能力是睡覺」出發，也是有跡可循了。真正讓人猜不透的是，吉本芭娜娜竟然——開始寫奇幻小說了啊？
奇幻不等同魔幻，魔幻的芭娜娜如其過去作品談論生與死的交界，所在多有，然而《吹上奇譚》的奇景在於真正搬出「外星人」這樣的異質生物，與人類平行共生，從而交織出自己想要談論的社會現象。若將小說與其不久前於台灣出版的半自傳作品《我與城市》搭配閱讀，或可窺見她近年來的思路轉換。在小說與散文雙雙出版之際，我們訪問為了台北書展訪台的吉本芭娜娜，請她聊聊對生死與救贖的想法。
死生之常在
吉本芭娜娜有一則較少被人提起的短篇，收錄在《盡頭的回憶》，名為〈幽靈之家〉，描述在同一個空間中的一對年輕男女，以及那空間中的幽靈夫妻之兩相對照，女主角在書中這麼說：「想必這兩位沒有意識到死亡，只是像過去那般繼續過日子，直到永遠。」小說中的這個句子，看起來簡直像是全文的終點，卻只是一個中場的停頓而已，故事仍在繼續，死亡鮮少打斷什麼。吉本芭娜娜從很早以前就明白此理。
「我們長期以來，習慣將『生』看作是好的，死亡則是負面的存在。但對我來說，此二者的能量同樣巨大。雖說從生走到死的那段路非常辛苦，但總體來說，起點跟終點是一樣的，都會給留下來的人帶來某種能量。」
這樣的力量，是推使吉本芭娜娜一直寫的理由之一。另一方面，她感知此能量的方式，或許也是讀者之所以著迷其作品的理由。
無論生死，都是恬淡的面對，在《吹上奇譚1》中，「擁有睡眠超能力」的母親，與死亡非常靠近；《我與城市》更是收錄了大量身邊親人友人的離去，然而無論再親密的關係，吉本芭娜娜的力度還是控制得非常溫柔，簡直就像是吹起蒲公英的一陣風似的。
可是，那並不是因為她相信時間會把悲傷沖淡，僅只是她一直明白死生之常在。
「很多人說時間會沖淡悲傷，但首先我想說的是，我其實不太相信時間這種東西的存在，時間只是在大家的共識下誕生的原則，讓我們睡眠、進食、工作的狀態有所區隔。可是，特別像我年紀越大就越沒有時間的概念，有時候想起兒時的記憶，一切仍栩栩如生，彷彿昨日。」吉本芭娜娜說。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要靠什麼來消解悲傷的重量呢？吉本芭娜娜說，我們有肉體啊。
「肉體很現實，曾經活著的人一旦離開，就不會再有溫度了。這就是肉體的好處，是所有有形的物體所存在的好處。走進剛過世之人的房間，無論到哪裡都有他的影子，可是久而久之，當溫度漸漸淡去，那些影子就會消失，物體成為純然的物件。悲傷，或許就因而消解一些了吧？」
與讀者的宇宙
無論談生論死的吉本芭娜娜，實在太溫柔了。
雖然說，閱讀的時候就能夠感受到作家的綿密心思，然而實在聊過以後，仍會有一種真正踩在什麼東西上的柔軟踏實。不過，面對這樣的回應，吉本芭娜娜大概會說：「那是因為你是台灣讀者的關係啦，台灣讀者好像不管我寫什麼東西，都能夠直接吸收進去。」
每次來台灣的感受都是如此。
她回憶之前曾經走訪墨西哥，當地的讀者用了無數個「超級」，來形容她文字的細膩程度，「我想說，那是因為你們生活在墨西哥才會這樣想吧⋯⋯？我到訪的時候，有人跟我說過手上不可以帶戒指，否則指頭就會被切下來，不滿執政者的時候民眾就聚在一起咒罵，就是要這樣的文化才會讓馬奎斯寫出《百年孤寂》，也是因為這樣文化下的讀者，才會對我的作品有那樣的評價。另外，像是韓國的讀者，似乎也是相對溫和的人，才會來看我的作品。可是台灣不是如此，總感覺讀者面向多元，好像無論我寫什麼東西，都能夠接受。」
包括這次的系列作品《吹上奇譚》也是。
吉本芭娜娜解釋，與其用「奇幻」二字切割此作品與過往書寫的差異，不如說是推動故事的方式不一樣。「過去我經常以主題來思考一個作品，不太會去想要用什麼技巧來處理。不過這一次，我的確非常有意識地以故事本身來推進。」
若不這麼做，她想處理的問題無法心平靜氣地整理出來。「例如虐待、歧視，以及幼小的生命被殺害。」吉本芭娜娜說。
長年來她敏感於自己讀者的閱讀喜好，「感覺我的讀者不會想看到那麼赤裸的死亡。」然而若欲處理在社會上所知所感的真實面向，則勢必要轉換書寫方式，帶入更大量的故事包裝，從而帶出議題特質。
「畢竟我也寫了四十幾年了，大概知道什麼樣的人在看我的書。我不想要傷害他們。有些人會說作者的意識是獨立的，不該受到影響，但我無法這麼做，總覺得我的意識和讀者之間相連在一起，我們共同成為一種宇宙狀態。」
或許能帶來一點救贖
吉本芭娜娜非常清楚她的作品正在寫給誰看，因此行文的節奏，更像一種絮絮的私語。至於對象到底是誰？以一句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普通人，我想一直寫出連普通人也看得懂的小說。」
「特別是在這個世代，我覺得大家的生活都很忙碌，用零碎時間刷手機就能接觸到各式大量的資訊，回到家，大概已經累攤了，在這樣的狀況之下還能夠拿出——嗯，例如川端康成的書好了——能仔仔細細研讀的人有多少呢？或許，只有對文學研究有高度嗜好的人能夠做得到吧。像是在閱讀同好會中，侃侃而談《睡美人》的技法，或者改編成影視的時候由哪個演員來詮釋會最精彩⋯⋯等等。當然，這樣也很棒，可是，這樣應該是極少數才對。另一方面，我也好奇，透過這樣的方式，真的可以拯救一個活生生的人嗎？」
文學如果有價值，她希望其中的理由之一，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給予救贖的力量。
對於多數人來說，這樣的結論說不定太矯情了。然而，對一個從五歲就立志寫作，且還真的一路寫了五十幾年作者來說，這就是她寫下去的理由。
「對，大概就是五歲。當時我就知道，自己大概無法在固定的場所做固定的工作，我對於生活有很多想像，但多數都是靠說故事來完成。」
吉本芭娜娜分享，她從那麼小的時候開始，就養成一個習慣——眼前所見之事，會自然而然地區分成既成事實，以及好奇背後如何形成的脈絡軌跡。因此，「所謂的救贖，具體來說大概就是如此吧？我想要讓閱讀小說的人，用相對淺顯的文字就明白，這世界說不定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有另外一種方式可以解決問題。」她說。
面對台灣，吉本芭娜娜也懷抱著同樣的心情與思考方式。
「就我所知，台灣現在似乎也處於艱難的狀況，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大家能夠從我的作品，找到一處逃脫的方法。說到逃脫啊，感覺又是一件很負面的事。但是，逃脫也可以從正面的角度來看的喔——想辦法找到生路，想辦法用自己的方式活下去，看見另外一種求生的可能。」
這種溫柔、透明與果敢的能量，便也是吉本芭娜娜的奇幻展示，或者，也可以說是她面對明知充滿惡意的世界，依然做出的另外一種選擇吧？
＊本文《盡頭的回憶》引言出自時報出版社張致斌譯本（2007）。
吉本芭娜娜的一天
吉本芭娜娜／口述・郝妮爾／文字整理
我的生活幾乎每天都是這樣規律地進行。喔，最近有點小變化是，有個朋友在我們家附近開了一間店——嗯，雖然說她堅稱那不是一家「店」啦——但總之，我近期也因為這樣會帶個伴手禮過去露個臉，喝喝茶，和朋友聊聊。
不過，這樣的規律，其實是一直到很最近才底定的。在此之前啊，根本無所謂「正常作息」可言，每天都是亂七八糟的，畢竟有孩子嘛，自己的時間根本無法掌握。坦白說，在生小孩之前我一直深信，世界上所有的小孩都是一到晚上九點，就會立刻睡著。可是我的孩子不是，一直到兩、三點才睡，半夜常跑過來跟我說：「媽，我肚子餓了。」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掌握不了孩子的作息。但是沒關係，孩子就是會這樣自然長大，我想我們也不必操太多心啦。
總之，近期終於開始擁有規律的生活以後，的確每次走訪不同的城市，就會帶來一些新鮮感——嗯，可是說真的，活到六十歲以後，好像也沒什麼「哇，讓我好吃驚」的事情會出現了，而且每次外出行程通常都是因為工作，大腦必須不斷切換調整。如果是在日本，我就會透過不斷地整理、打掃來安適自己的心。到國外則因應不同民情有不同選擇，例如這次來到台北，就是選擇好好吃東西，讓自己快速進入到這個城市的節奏裡。
說起台灣這塊土地，某種程度而言真的很像是我小時候生活過的日本。我在台北有空走走時，就會去傳統市場，看到攤商切分好的現宰雞肉，都有種回到小時候的感覺。現在的日本已經看不到這種景象了，幾乎都是超市冷凍包裝的。當然，現在的日本還是有漁獲批發市場，那種地方就有現宰的肉類，不過，即便是日本人去到那種地方，也是抱持著觀光客那種「想知道這裡到底長什麼樣」的心情，真正將之視為日常的人很少。所以每次來到台灣，多少也讓我有種想起過往的感受。
採訪｜郝妮爾
宜蘭人。東華華文所藝術碩士，於宜蘭經營向予書苑，推廣文學教育。長期深耕藝文採訪、劇場評論，創作範疇囊括散文、小說、童話、劇本。曾獲林榮三文學獎、鍾肇政文學獎、蘭陽文學獎、後山文學獎、OpenBook年度好書獎，並入圍臺灣文學金典獎。出版散文集《我家，或隔壁》、《去你媽的世界》、長篇小說《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並與勵馨基金會合作劇本書《拾蒂》。
採訪口譯｜詹慕如
攝影｜賴小路
特別感謝｜時報出版
插畫｜張梓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