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澤
一九三九年出生於南投埔里，彰化永靖人，作家、臺灣文學研究者。現任「財團法人蔣發太孫玉枝台語文教育基金會」所屬「張良澤文庫」顧問。曾任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創系主任與臺灣文學資料館首任館長，長年投入臺灣文學史研究與文獻整理，編纂《鍾理和全集》、《吳新榮日記全集》等多項重要著作，對臺灣文學史料保存貢獻卓著。著有《學問的世界》《白衣戀》等，曾獲臺南文化獎、臺灣文學家牛津獎等多項殊榮。現獨自出版《張良澤的九十他述》，並推動「臺灣文學國家園區」之設立。
陳依婷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國立成功大學踏溯臺南課程教師。
愛上文學的那一刻
畫畫與閱讀，是張良澤童年時期的主要休閒活動。十一歲那年，他把外婆講的故事寫成〈矮爺與柳爺〉，那是他生平第一篇的投稿創作作品。初中時，開始愛上閱讀小說，心中萌生了創作的渴望，但當時市面上的出版品多為武俠小說與反共小說，題材僵硬難以激發靈感。
一九五五年夏天，他考取臺南師範全公費生，並在國文老師錢倫寬的引領下接觸西洋文學，張良澤讀的第一本書是《基度山恩仇記》，主角基度山那句「人生唯有希望與等待」，深深烙印在他心頭，不斷地在內心裡反覆說這句話，突然像發現寶藏一樣，感覺文字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吸引著他，從此之後，張良澤愛上了文學，將零用錢省下來，購買與收藏《基度山恩仇記》、《莎士比亞全集》、《莫泊桑全集》等西洋經典，從此開始養成藏書的習慣。
南師二年級時，張良澤擔任「和風文藝社」社長，發行《和風》半月刊，刊登自己與同學的作品與抄錄名家短文。高三那年，以「奔煬」筆名創作〈喜劇〉，於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登載《公論報》。這一年，少年的腳步正式踏上了文學的漫漫長路。
臺灣文學的啟航
一九五八年九月，張良澤從臺南師範畢業後，分發至彰化縣潭墘國校任教。某日，他讀到文心的小說集《千歲檜》時，內心既感動又驚訝，那是他第一次發現有人以臺灣的人物、故事為寫作題材，當時的他還不知有鄉土文學或臺灣文學之稱，只知道：「寫出臺灣感人的人事物，就是我要走的路！」
他常到學校附近的小店購買《聯合報》閱讀。副刊經常刊載鍾正、文心、廖清秀、陳火泉、鍾理和等臺灣作家的作品，題材大多取自農村或小人物的生活 1。在這些閱讀經驗中，他明顯地感受到臺灣鄉土那股樸實卻強韌的力量，內心一股熱血湧起，他也要把所見的鄉間人物編織成感人的故事，便重拾「奔煬」筆名，將作品投稿於其副刊。
一九六一年六月四日，張良澤收到文心的來信：「將有文友聚會於龍潭鍾肇政家，務請駕臨。」年僅二十二歲的張良澤滿懷期待赴，結識了許多曾在副刊上仰慕已久的作家。會後，一行人興致勃勃地相約前往參觀石門水庫興建工程。偏偏天候說變就變，山上狂風暴雨，照理早該折返，這群作家卻沒有半點打退堂鼓的意思，硬是冒著風雨爬上瞭望臺，只為多看幾眼尚未完工的大壩。
多年後回想，張良澤仍忍不住覺得，那群文壇前輩多少有點「不怕死」。然而，正是在那場風雨裡，前輩們肩並著肩、彼此扶持的身影，彷彿一種象徵，讓他久久不能忘懷。
禁忌年代的守護與流離
一九六一年九月，張良澤考入成功大學中文系。就讀期間，他拜訪鍾台妹、結識鍾鐵民，協助整理鍾理和的文稿，也積極推廣、收藏《臺灣文藝》，一步步走向臺灣文學的世界。
然而，在威權統治的年代，他始終渴望到更寬廣的地方學習。大學四年間，他全力準備留學考試，一九六七年三月，櫻花盛開時，他考進關西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師承魯迅首位外國弟子增田涉。在老師的引領下，他重新閱讀魯迅，也接觸到胡風編譯的《世界弱小民族》。書中最後一篇文章是楊逵的〈送報伕〉，張良澤讀後震撼不已：「臺灣為何在魯迅、胡風眼中卻被列為弱小民族？」這個問題盤旋在他心中許久。直到某一天，他驀然體悟到，也許老師真正想交給他的是一個使命：「你要為弱小民族的臺灣好好幹一番！」
研究所畢業後，受到成功大學中文系主任尉素秋聘請，擔任講師，開設「新文藝欣賞及寫作」；此外，他也在一九七五年開始編輯《臺灣鄉土文學叢刊》，挖掘、整理、翻譯日治時期作家楊逵的小說集《鵝媽媽出嫁》、吳濁流小說集《泥沼中的金鯉魚》、鍾理和小說集《故鄉》與自編小說集《生存的條件》。
然而，那是一個連「臺灣」二字都充滿禁忌的年代。隨著他帶領學生認識臺灣各種問題、接觸臺灣本土作家、受到旅美同鄉注目，卻也逐漸成為國民黨政府監視的對象。學校因受政府壓力，聘書改為一年一聘，甚至被要求停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晚，張良澤突然接到一通電話，提醒他趕快離開臺灣，因為政府的安全單位在四處找他。二十九日，拿到護照與簽證後即從臺北起飛前往日本，張良澤明終究被迫成為這塊土地的流亡者。
「臺灣文學這條路，不好走，但必須勇往直前！」
流亡日本近二十年，他在筑波大學外國語中心任教，只要是課餘時間，他便會到神田古書街去找書，不管什麼書籍，只要書頁中有「臺灣」二字，便毫不猶豫地買下。張良澤的藏書量極其驚人，研究室與住宅早已被書堆滿，為了這些書籍有良好的保存空間，特別到日本茨城縣的鄉間購買房子，將龐大的書籍存放在此，取名為「秀山閣」——張良澤原本的願景是：待退休後，要在秀山閣的院子裡種花、寫作，閱讀這輩子珍藏的書籍，享受著隱逸的退休生活。
直到一九九六年的某日，張良澤接到淡水工商管理學院（現真理大學）校長葉能哲的邀請，希望他返臺創辦臺灣文學系。彼時，他在日本任教多年，距離安穩退休只剩幾步；但另一邊，卻是他追尋一生的臺灣文學。他想了許久，最後只問自己一句：「我一生都在追求臺灣文學，如今機會就在眼前，如果放棄回臺灣的話，必會後悔。」
一九九七年二月五日，臺灣第一所「臺灣文學系」正式成立，張良澤擔任創系系主任，開設「臺灣文學史」課程。同年三月一日，「臺灣文學資料館」成立，設置研究室、作家手稿專室，臺灣文學作家與作品的展示室。那是臺灣文學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張良澤多年奔走後，終於看見夢想落地的時刻。
只是，夢想落地之後，仍必須面對現實的考驗。在十餘年之後，因少子化與經費問題，臺文系由麻豆遷回淡水校區、臺灣文學資料館則被迫閉館。
面對接二連三的變動，張良澤深刻體會到，龐大的臺灣文學史料唯有透過國家力量，才能獲得長久保存。此後，他四處奔走，倡議成立「臺灣文學國家園區」，期盼建立國家級典藏與研究機構，可惜至今仍受限於制度與經費，尚未實現。
目前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蔣為文，因感佩張良澤對臺灣文學的貢獻與付出，主動提出由發枝台語基金會來成立「張良澤文庫」、收藏其畢生的藏書，並實施教育推廣，舉辦「張良澤及臺灣文學史建構」研討會、大學部開設相關課程等，將這批藏書融入學術與教學場域，在臺灣的校園裡代代承傳。
如今的張良澤定居臺南麻豆，過著簡單而規律的生活。每天寫作、閱讀、整理資料，也在院子裡養雞弄花草，日子平靜，卻始終沒有離開臺灣文學。張良澤認為，臺灣早已走過物資匱乏的年代，如今更需要追求的是精神文化的充實。他相信，一個人唯有認識自己的土地，才能真正理解自己；而臺灣文學，正是認識這片土地最好的途徑。
採訪撰文｜陳依婷
攝影｜林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