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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作家】朱宥勳:有校園尚未解嚴,而孩童自由的本質才是希望

written by 李 奕樵 2019-11-25
【當月作家】朱宥勳:有校園尚未解嚴,而孩童自由的本質才是希望

氣候宜人的十月,小說家朱宥勳來到採光充足的富錦樹353咖啡,店內空間在週一上午更顯寬敞,彷彿象徵小說家廣闊的胸懷,在容納漫長時空悲劇的同時,還保有處理這些問題的耐心。

台灣的戒嚴,是用幻想來壓制你

Q 你上一本小說創作是二○一五年的《暗影》,這四年對長篇小說有觀念上的轉變嗎?
 我在寫《暗影》時,一直有種放不開的感覺。我們小時候受的訓練比較像是為了短篇小說而生成的──現代主義的寫法會去藏東西,會寫得比較晦澀,繞過關鍵資訊,然後跟讀者玩捉迷藏。寫《暗影》的時候,我的本能一直在跟它相衝,因為長篇小說必須把事情說清楚,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把世界展開,因為長篇不是切片,而是一個全貌跟世界觀。我告訴自己要把它寫開,但每次下筆的時候都會問自己「這樣真的可以嗎?」。所以我在寫《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的時候,我給自己的目標是「要再放得更鬆一點」。也許在其他人眼裡看起來,會覺得我東西寫得越來越簡單了,但弔詭的是,對我來說東西是越來越難寫的,要寫得對一般人很難是容易的。所以我甚至跟自己說,把它寫得有點卡通化沒有關係。結構沒有那麼緊密,沒有算得那麼準也沒關係。因為「放鬆」對我來說比較難,如果讀的時候覺得順,那就是我在追求的東西──我在處理有點嚴肅、有點難過的東西,有點不舒服的題材,但我不希望大家是皺著眉頭把它看完的。

Q 《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在好讀之餘,它行文的遊戲性與魅力還是非常強大。像主角何博思凝視校門口的校徽時,內心會閃過「以夫子為木鐸」這樣的句子。會讓我這樣的理工宅停下來感受它的意義。這是一種小說語言靈活度的展現,清楚知道「我在這個地方丟這個句子大家就會那樣感受」的寫法。像是一種非常友善的謎題,不是為了考倒誰,而是讓解謎者感受到解謎的樂趣。
A 「木鐸」這部分也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在寫《返校》影評時有個概念:台灣的學校是個很詭異的地方,明明是個培育新生命的搖籃卻有全台灣社會最多的遺照,國父遺像之類的,各種死的舊的東西。書裡有許多不經意帶到的名字,對我來說其實是很頑強的,像是死屍一直黏附在上面。比如說大樓的名字、校徽,我給許多年輕的朋友看,他們沒有意會過來,但是比我年長的、讀過三民主義的人,可能就會注意到:一棟是逸仙樓,一棟是志清樓。逸仙是孫中山的號,那志清呢?其實就是蔣志清,也就是蔣介石在幫會裡面的名字,他參加過漕幫,幫中的命名都要帶水部的。一般人讀到可能只會覺得「志」跟「清」都是好的字,但其實背後是有幽魂的。對我來說這是台灣學校很特別的樣態,它甚至不是一個活著的人在做什麼,而像是一個封印,一直有很多符咒貼在上面。

攝影|小路

Q 不管是《暗影》也好《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也好,你好像都因為種種原因不能直接寫那些真實案例,故意寫出很多無法對應的特徵,讓這些場景像是虛構的?
 我在學校裡實際待過一段時間,會在只有少數朋友見得到的地方留下筆記。那些筆記標題一直都一樣,叫做「異次元學園」。身在現場的時候,真的會有一種「哇,原來世界還有這個角落啊」的感嘆。走出那個校園,世界看起來卻一切如常,像是我們所知道的世界運轉方式;但走進去,你會發現那裡還沒解嚴。戒嚴不是說解嚴就結束了它通常會帶來一種迷幻藥或者奇幻的效果因為台灣的戒嚴體制本質上是成立在幻想之上的。台灣戒嚴的恐怖不是壓制你而已,而是用它的幻想來壓制你,如果你不跟著它幻想,它就會攻擊你。全世界有很多國家都戒嚴,但是每個國家的戒嚴方式可能都不一樣。台灣的戒嚴就是你必須接受它的幻想。大的幻想是「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南京」;但小還有小到各個層面,舉例來說,什麼叫做好學生?什麼是個合宜的人?這都是建立在幻想上的東西。如果有讀者會覺得《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不寫實、不是真的,我會覺得很欣慰。因為沒有在真實生活中碰到它們的時候,這些東西如今看起來要非常奇怪才對。這本小說在寫我的驚嚇:原來還有殘餘,而且也不算少。這些年實際介入私立學校之後,發現這奇幻十年如一日,還在那裡。有些新的名詞進來了,但本質上沒有差異。這才是我覺得有點恐怖的,它好像永遠都不會現代化。

Q 這讓我想問,小說初期校董為什麼會下這麼迂迴的指令,好對外賓勉力維持一種「不亂」的校園幻象?
 這裡有一些隱藏的脈絡。我們剛剛提到學校尚未解嚴,而整齊是法西斯的概念。整齊與清潔是高度連結的。你當過兵也知道,什麼叫整齊?就是東西越少越好,減少到只剩骨骼的地步。當然我們可以說這些東西是從軍事抄來的,會發現它們都共同服膺於一個社會,但根源在哪裡呢?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時,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這是非常法西斯的美學,可以連結到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社會軍事化,以求最高效率的國家軍事動員。對這種美學來說,連教學活動都是亂的。而教學活動本身有時甚至不會比這個美學重要,老師們互相交流的是「管秩序」,而不是「怎麼教」。這是某種私立學校的現況,大部份的家長把孩子送進私立學校的理由,幾乎都是期望小孩「不要學壞」,所以樂見一種軍事式的管束。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讀者會不會注意到,就是書中這些小孩子其實還是很依賴規則:小惠字正腔圓的國語、發哥的長幼有序、阿翔軍人式的自覺等等,這種繼續在生活中落實的威權遺跡是我很想去處理的。

攝影|小路
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朱宥勳,大塊文化

學校,實習老師同時是老師也是學生。對教育充滿熱情的青年何博思在自己實習的第二所中學,收編數位不安於室的孩子到自己的外務小組,提供它們在校園內的容身之所。友善的資深同事為了幫助何博思融入校園環境,不時會出言提點,但是這些友善的勸告在何博思耳中,聽起來一點也不像是他本來以為學校該有的模樣──有什麼正在準備崩塌。

學生會畢業,但老師不會

Q 我們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體制內教育的小學跟中學,甚至這個國家有大量的、具備文字表達力的教師。可是像這種呈現教師辦公室獨特倫理與邏輯風景的作品卻驚人的少。為什麼這樣子的小說沒有更早出現?
 我覺得是一直存在零星的作品,戰後台灣大概每五到十年會有一本。最有名的一本──如果要我自己認祖師爺的話──我會說是鍾肇政的《魯冰花》。《魯冰花》就是在寫一個偏鄉小學的美術老師如何跟大人的世界對抗,保護一群很有天分的孩子,但最後他失敗了。其實鍾肇政寫了很多,因為他自己就是小學老師。至於為什麼沒有更多?以下是我自己的揣測:事實上很多人都有這方面的故事,如果我們去訪查的話。只是它們不一定會以小說的形式呈現,舉個例子,之前陳昭如的《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

裏頭的故事全部是紮紮實實的調查報告,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讀者的心情不可能好得起來。它會以紀實的方式出現,因為它要控訴。在處理最嚴重的問題時,沒有餘裕把它變成小說──我們先解決這個問題,先救這個孩子再說。再來,陳昭如為什麼能寫?因為他不是老師,他是人本教育基金會的人,就是在體制外救援這些孩子的人。當你人在裡面的時候牽涉到的共犯結構會非常巨大。老師們為什麼不寫出來呢?有些原因真的會小到讓人毛骨悚然,舉例來說,學生會畢業但老師不會。你的同事不會畢業,除非人本教育基金會把他槌掉,不然這個人幾乎是走不了的。所以一個折衷是,有良心的老師會顧好自己手上的學生,自己手上的定義是,不小心掉到手上也算,經過、看到發現自己不能不管,會介入一下。就像是小說裡何博思會把學生收編到自己的小隊裡一樣。

收編這個動作對我來說也有特別意義,因為我被收過。有老師會特別照顧像我這樣看起來不安於室、會撐不住的小孩。我當時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選中,我只是很開心,知道某些時候我不用待在教室,我就跑走了。回想起來,我好像知道為什麼了,如果我在學校遇到了一個特別的孩子,大概也只能保護起來,我不能把他們班導師的職務解除掉,這是做不到的。這種結構因素非常尷尬。為什麼這些素材我還是選擇了小說化,是因為我自己挑了一個視角,這些孩子的問題都不好處理,可是也都還沒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沒有到陳昭如所寫的那樣可怕。如果我要處理的素材更可怕,我可能也沒有辦法把它們小說化,無法伸出援手就已經很愧疚了,要我小說化,我也會覺得我憑什麼?這是不可以的。所以小說的尺度也是我自己拿捏過的,小說中的孩子們狀況不好,但還不是谷底的孩子,那些谷底的孩子才是真正難面對的事。

攝影|小路

◆  完整文章請見《聯合文學》421期

設計|安比

⚠ 聯合文學雜誌11月421期 ⚠

極限寫作,100位作家的遺書練習

書寫遺言是人類面向死亡的作為,是此生活過一遭的畢業感想──此專題邀請作家寫下自己的遺言,精選過去知名寫作者所留下的遺書,並專訪與自己、看他人,或是身在極為惡劣的現場中生存之人書寫遺書的觀點;在生死之間的窄門,坐下來好好談一談,檢視踏過去之人,並透過傳達給讀者的故事,省視一切令人畏懼、宛如禁忌的死亡面前,我們能夠靜心來探究並練習書寫,文字如何盛綻出面對生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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