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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辅|小说作品:复调与递回

written by 徐振辅 2021-03-26
徐振辅|小说作品:复调与递回

徐振辅

台大昆虫系毕业,现就读地理所硕士班,喜欢摄影、旅行、啤酒、猫。近年的写作主题包含北极、西藏、婆罗洲和萤火虫,小说《驯羊记》即将在时报文化出版。摄影方面的梦想则是雪豹、独角鲸、天堂鸟之类会被误认为神话的生物。

1

「哎!这歌儿是糖衣砲弹,浸透了资本主义的毒素呀。」少年转动着收音机旋钮,嘴上唸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少年名为才旺瑙乳,是拉萨中学的学生,父亲早年跟仁波切有些交情。前阵子来探望老人家时,他意外迷上我的收音机。那是年前托人从上海买的红灯牌机子──浅褐色木头外壳,挂一枚铝制毛主席像章。因为拉萨设有干扰台,只有这种带微调的短波收音机能收听国际消息。见小伙子有兴趣,我带他进卧房,拿笔在几个波段处画上一道,说小心,调到这会收到敌台。他骂了声粗口。我出去一下再进来时,他已经抱着收音机听得瑟瑟发抖,浑身出汗。
「这叫什么?」
「这叫贝多芬。」
「这个呢?」
「披头四,英国人呢。」
「这个?」
「台湾歌……名字嘛不晓得。」

后来,才旺瑙乳每周都会专程来送两、三次报纸,借故听上半天广播。这天他也是一早就来了,准时收听八点到九点的美国节目。小伙子抱着收音机跪在床边,屁股翘得老高,右臂有枚自制红袖章,靠墙放一支红缨枪,顶挂绿军帽。

「朋友们好,这里是美国之音,在台北发音……」

节目开始后,他整个人窝进棉被,音量转得极小,我只能听见嚓嚓嚓嚓的杂音。像这样私下偷听境外电台的人不在少数,但若被举报,判个十年八年都有可能。想起二战期间,日本也有称为零点时刻的午夜广播节目,负责主持的是一些能说纯正英语的日本女播音员。她们播放吸引前线军人的美国音乐,不时插入让离乡背井之人内心摧折瓦解的消息,有时是嘲讽战争,有时是讹传战败。那声音曼妙温暖,却比任何砲火更加动摇人心,据说还被称为「东京玫瑰」。这虽然是日本攻心的战略,却成为大兵们魂牵梦萦的甜蜜记忆。

当然,引导才旺瑙乳听广播,一方面是让他拓展眼界,一方面也是在保护我自己。这时我读著早晨的《西藏日报》,感到胸口微微振动,到屋外查看,果然又是宣传队在敲锣打鼓,高呼造反宣言。当队伍前锋从巷口挥舞著大旗转进来时,我回房轻踢才旺瑙乳的脚说:「来了。」他掀开棉被,转回中波频道,播放样板戏和没完没了的语录歌。不久,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打外头经过,窗框吱嘎作响。有个女青年停在窗外,弯腰凝视玻璃,整理一下头发又走了。
「他们都是让父母骄傲的孩子对吧。」我迳自读报:「一只只都像威风的公鸡。」
「是啊,令人羡慕。」他躺在床上,眼睛直盯着窗户。
队伍远去后,他在短波频道寻了半天,歌曲都播完了,只剩一些不感兴趣的国际新闻。他转回中波,关上收音机,见我读报,问报纸上讲什么。
「报纸上什么也没讲。」
他戴起帽子,取了红缨枪,说要跟上队伍瞧瞧。我喊住他问:「你父亲最近可好?」我与他父亲有过几面之缘,那人思想灵活,嗅觉敏锐,解放前是个虔诚信徒,解放后大澈大悟地改变作风,顺利躲过政治屠杀,进机修厂安安分分当个工人。不过听说一回到家中,就变得固执又难相处。
「昨天让那老头搧了一巴掌,这几天不回家了。」
「他不是个反革命吧?」
「不是,但支持大联指。」
「才旺瑙乳,你是党员吗?」

他泰然一笑,以哲人口吻回应:「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叔叔,黑五类的孩子作为再积极,政治生命打娘胎起就断了气。」小伙子关门道别前,留话晚上会再来拜访,监听资本主义射向社会主义的糖衣砲弹。我点头,说会为他留一盏灯。此时屋内昏暗,窗户成了单向镜,我见他站在窗外打理一会儿仪容,演练自信的笑容;接着拉平袖章,举起红缨枪,哼著〈东方红〉朝街上队伍去了。那身影焕发惊人的神采。

与年轻人相处最激励精神,让我感觉自己也得做点什么。这天我扫遍屋子,挪移家具,拆掉一组多余的木头柜。清出来的许多宗教器物,堆在地上分成三类:泥塑的、铜铸的、金银的。首先挑出那些泥塑佛像,用竹篮扛到屋外,在太阳底下使劲砸碎,倾倒在街边。这招来一些路人伫足围观。

至于铜制的法器灯盏,尽管有些历史悠久,也只能送去市中心百货公司的废品收购站,将来融化了做农具。到了那里,见许多人排队,其中除了私人财产,还有寺院抄出的珍贵文物。东西卖掉后,我又跑了趟银行,变卖那些从日本带来的金银物品。轮到我时,摊开小布包让银行的人逐件秤量,最后只卖得二十六元钱。虽然价格低廉,但总好过将来被抄家不说,还多扣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

拿了钱,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找朋友喝茶,买几匹粗布,再到大昭寺周围漫步。街上到处贴满大字报,五颜六色在风中颤动。路边有些寺中扔出来的经书,能追溯到四、五百年前的明朝,碎佛像则大多形容难辨。遍地残骸,遍地珍宝啊,但四旧的东西拿了就是反革命,有时忍不住捡来端详,总得使劲砸得更碎。

回到家中,我趁天暖给仁波切烧水擦澡。他这几年老得快,原本高大的身形日渐萎缩,此时已与孩童无异,那肌肤干瘪生斑,好像一副骨头蒙上一层半透明的裸皮。为防干裂,我会定期为他涂抹一层薄薄的酥油。老人家镇日佝偻盘坐,几乎不下床,也不睁眼,为他写的备忘录一张一张都撕掉了。想当初他的故事说到我俩认识那天便结束了,此后缄默不语,偶发瞻妄症状。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饥饿、口渴、疼痛、寒冷,我只能定时将糌粑揉成指甲大小,塞进他嘴里,倒点水再按摩喉咙,仿佛灌溉植物。

五九年骚乱后,寺院僧人大多去了工厂劳动,有名望的喇嘛不是被招揽就是被肃清。为保护仁波切,我早已断绝引人注目的宗教活动,不点灯,不诵经。当然在我看来,这些不过是学习佛法最枝微末节的部分罢了。几个月前,我丢弃仁波切松垮的僧袍,亲手缝制一套流行的军便服。为表示艰困朴实与革命决心,还刻意做得坑坑巴巴,将毛语录塞进胸前口袋。当时按的是八岁小孩尺寸,最近看来又有些宽松了。

来西藏这么多年,每逢冬季便手脚生疮,常让我痛得难以入睡,因此夏日最好的享受,莫过于趁著晴朗,搬张椅子到屋外闲坐。这天傍晚,我在门口的碎佛像与经卷间清出一块空地,铺张草蓆,把仁波切摆在一块绒布上,两人晒著艳红的夕阳。

入夜后,高音喇叭响彻全城,游行队伍永不疲倦地提醒著文革精神。我惦记着没有来的才旺瑙乳,无法成眠,于是把过去藏下的经书拿到门口,一本一本地烧。烧着前一本时,就用那火光草草阅览下一本。如此烧完几箱,已过去大半夜,中间还引来居委会关心,以为失火。
「没事,烧经书呢。」
清晨时下了场小雪,盛在掌心一看,竟是黑的。

2


中午,我在家钉造一个小板凳,外头突然奔街走巷喊著开大会。有人敲门时,我思量著推托之词没有应门,那人却直接闯进来──是才旺瑙乳,穿着劳动人民的工作服与短裤,腰间插根木棒。「叔叔,」他连声催促:「快走吧,晚了就看不到了。」我问他这次又抓了谁?他说揭发了个外国特务,斗完要枪毙。
「我从昨晚开始就浑身不对劲。」我凝视自己掌心,开开合合几下。「血好像流不动了。」
他抓起我的手看了看。「不可能嘛,您健康得很。」
「我不年轻了。」我仍搁下东西,进卧室换了套衣服。

这天意外地热气蒸腾,路面因而扭曲晃动,车辆也如船只摇摆航行。我们沿着宇妥路往城中心走,汗水顺着背脊滴淌。途中见到孩子骑着显然不属于自己的高大自行车,载着一綑大字报和糨糊罐;有老人家在路边兜售自制的神药;一个鱼贩的竹篓子里装着开始腐烂的巨大江鱼;一名青年架起相机,拍摄旧时的贵族宅邸,那里现在是红卫兵司令部的其中一个办事处。

不久赶上游行队伍,见到几位挨斗者身穿旧时代服饰,挂满金碧辉煌的四旧之物,脸上被墨水涂得丑陋滑稽;头顶高帽,胸前端著木牌,藏文写「打倒牛鬼蛇神」。其中不少是早年很有名望的人物,有的还自己敲著锣喊:「我是流氓黑帮。」道路中央,红卫兵一贯时髦的军服短发,意气风发地挥舞红宝书,赶羊一样推着他们走。夹道群众欢欣鼓舞,偶尔有人跑上去挥个几拳,甚至有小孩朝他们扔石头,然后蹲在路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想到仁波切也被贴过大字报,但不曾游街。为了躲避风头,我对外谎称他暂时下乡去了,但其实是将他用布包裹起来,藏在橱柜底层,夜里才拿出来透透气。

好几个人过去,没见到哪个身上写着特务。
「可能押过去了,到立新广场看看。」才旺瑙乳将我拉到一边。
「你去吧,大昭寺的高音喇叭让我头痛。」
「那也得忍一忍,说白了,这是觉悟问题。」

所谓立新广场就是大昭寺讲经场,从前举行辩经考试的地方。现在除了开批斗会,也让宣传队唱歌、跳舞、演戏,晚上偶尔播映露天电影。我们抵达时已聚集上千人,几十支大红旗高高飘扬;法台上设了一座临时主席台,后方是毛主席像,两旁牌子写「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什么的。从缝隙间望去,此刻押在上头的是个姓曾的领导干部,双手反绑,委身低跪,被打成资产阶级作风的当权派。这种人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只是运动开始时误判风向,站错边罢了。领头的看来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手持一份档案材料,毫不畏怯地挥打他脸颊,用麦克风喝斥:「你可要老实交代,这事如何处置,取决于你的认罪态度!」年轻人扯他头发,指著后方八个大字:「抗拒从严,坦白从宽。」

姓曾的熟悉这一套,声音虽小但不颤抖,自我批评的同时,不忘感谢党组织与红卫兵同志们及时当头棒喝,拯救他免于犯下更大的错误。说罢,红卫兵轮流上去打耳光。这时我发现才旺瑙乳已经消失在人堆里。
「揭!」
接着挨批的是拉萨中学教师,六个人的手被绳子绑成一串。义愤填膺的学生发表演说,揭发这些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领头的将麦克风凑近,不是要让教师们说话,而是先透过喇叭扩大那阵响亮亮的耳光,接着才让他们进行自我批判。并非所有人都像姓曾的那样深谙革命道理,有的会反驳,有的会哭泣,如此就得多吃苦头。他们斗完会被拉下去,沿八廓街绕个几圈,这时便有下一个上台替补。

吵吵闹闹那么久,看热闹的多少有点疲态,很多人就地坐下搧凉。就在大会接近结束时,几辆引人注目的军用卡车驶来,停在广场外头。大家自动让开一条路,看一列士兵过去将主席台净空,在前方持枪把守。他们放下一名犯人,由两名士兵两腋提着上台。军官敲了敲麦克风,迳自宣读罪行,雄浑的声调与官腔的文词使四周浸染了静态的仪式感。原来这人才是外国特务,被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但事实是几个月前,他与一名小情人试图私奔到印度,被道班工人举报,让边防军给押了回来。听说抓到后,他与少女在两个小房间里分别审问,少女招认了该招认的部分,青年则一声不吭,因为阶级成分不好,被扣了顶大帽子。审问是在去年冬季进行的,之后至少关押了五个月,所以我无法肯定彼时那个脸色青白的人是死是活。而少女据说在狱中饱受欺凌,只关两个月就被放出来。

军方向来不参与运动,显见这与稍早批斗的性质不同,不是路线问题、革不革命、革谁的命,而是叛国。被扣上这顶帽子的一般有两类人:一种是五九年许多亲友潜逃印度,分隔两地,以至于不得不和达赖集团紧密联系的人;第二类则是受不了天天批斗,想投靠国外又被抓回来的人──这里既然是全世界最幸褔的地方,此举等于背叛。才旺瑙乳之所以气愤的理由是,同样是出身不好的人,却不懂得选择正确的立场和行为,就是这样才应了大联指那些人老爱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宣读完毕,将在北郊刑场公开枪决。军队把人带走后,我也跟着其他人沿车行方向往北走。来到大桥边的行刑场,肃穆得如同法会──荒寂的灰色土滩,一名待刑罪人,面朝夏季多水的流沙河,坐在很像我中午钉造的小凳子上。远处几只水鸟伫立岸边。他被绳子以复杂样式綑绑,后背插一块木板,低垂著头,长发掩面,对外界毫无反应。十公尺外站着几名士兵,指挥官们站得更远一些,再过来则是群众冰凉凉的眼睛。大家被巨大恐惧感与好奇心驱使著站在这里,保持神圣的缄默,并透过贴近观看来确认自己暂时安全无虞的处境。

验明身分,宣读公文。一名士兵替手枪填好一枚子弹,从背后向犯人走近,动作沉稳,一丝不苟。另一名副枪手则在原地待命。那十公尺的距离,每一个沙沙的脚步声都穿越凝滞的空气啮咬耳朵,一步比一步缓慢,一声比一声清晰。灰白的河滩反映剧烈日光,亮得刺眼,空气湿热得仿佛南国小岛;手枪锃亮举起,瞄准后背,移动时反光闪烁。「执行。」瞬时一团硝烟飘散,枪响碰撞对岸山壁两秒后反弹回来,以至于像是连续开了两枪。第一枪打在犯人心脏,第二枪打在自己身上。受惊的水鸟往山南飞去,犯人头脸紧贴地面,行刑者抚著胸口,所有人颤抖一下。
这天傍晚,没有人提及死者或生者,大家都在谈论高原上的六月竟湿热得像内地,南风盛行,好像印度洋就在山的另一头。过了凉爽的一夜,清晨时,有人在河下游找到那个逃亡失败的女孩尸体,泡了半天,整个鼓胀胀的。饥饿的流民拿刀想从她腹里挖出未消化的食物,却只发现四个月大的胎儿。积极份子对此愤怒不已,在宣传车上大加批评。

3

听人说,才旺瑙乳死了,是派系惹的祸。

想当初大家只区分革命分子跟反动分子,谁想得到,革命还有路线问题。六六年拉萨成立红卫兵不久,内地红卫兵也到此串连,尤其北京来的如同毛主席的左膀右臂,宣传鼓动的力量很强。气势造起来后,观点却分裂成两派,一个是代表造反派的造总(全称为拉萨革命造反总部),以及代表保守派的大联指(全称为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造总主要是拉萨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年轻人,和一些汽车队跟水泥厂的工人;倾向大联指的比较多是民族学院学生、农牧户和一些年长居民。两派主要的判准,就是要打倒张国华或者支持张国华。张是西藏军区最高司令官,五○年代领着十八军进藏的老革命。前阵子针对这事在文化宫开了一场大辩论,我也在场,居民们各自搬张凳子分成左右两边坐,听台上革命分子辩论张国华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有时造反派说得动听,一些人就跑到左边;有时保皇派讲得有理,人们又把凳子搬回另一头。双方各自引用语录诠释,都说自己正确,对方反动。犹记得一位副部长为了捍卫司令,气得嘴唇颤抖发青,使劲一拍桌子,手指断了三根,桌面还留下浅浅的巴掌痕迹。

现在人们见面,首先都要问哪一派。只要派系相同,陌生人可比父母还亲;要是派系不同,兄弟都能反目成仇。进城时如果仔细听,各处房顶的广播也有分别,比如交际处和小昭寺的广播站属于大联指,会说张是解放西藏的大菩萨;大昭寺、希德寺、丹杰林寺的广播站属于造总,则批他是最大的当权派,好像房子跟房子之间都为此辩论不休。到了夜里,两派的广播车仍旧奔街走巷,口号响彻全城。本来用的都是革命语言,变成互相辱骂的也有,喇叭一个比一个响,声音一个比一个凶。我对门有位作息古怪的邻居,从前只要天色稍暗,就会立刻入睡。但最近一听见广播,他就从床铺惊起,急忙敲打别人家的门喊着要游行,然后梦游似地跑上街。

日出之时,如果很早去城中心办事,常见到两派人马争相派送各自的革命小报,四处抢贴大字报。密密麻麻的文字,一张盖过一张,围墙连一点呼吸的空间都没有。类似这般语言的斗争,文艺界是最擅长的。造总有自己的藏戏团、话剧团,大联指也有秦剧团、歌舞团。那些歌唱与戏剧总是棉里藏针,暗中较劲。

对立场鲜明的积极分子来说,城市空间也分两派,最怕误闯敌阵地盘。曾有人过条街就消失无踪,几天后被发现死状悽惨,弃置城外。这般绷张对立的氛围最近演变为群体武斗,起初是用抛石绳、棍棒、砖头、山刀,接着有土枪和土制手榴弹。直到昌都和扎木那边的军械库被群众抢劫,新式手枪、冲锋枪、机关枪就都出现在拉萨街头──据说这是军区默许的,否则老百姓哪有办法闯进部队看守的武器仓库,哪里认得出什么子弹配什么枪呢?

这两天一直想为才旺瑙乳写点什么,却久久无法下笔,不断想起那小伙子曾敞开大衣,拍著胸脯对我说:「如果在搞革命的过程中死掉了,起码一辈子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理想,来世就轮到我们当家作主。」兴高采烈的神态在心湖盘桓不去。

他被发现陈尸家中的前一天,正是派系武斗的高峰。那天下午,我例行性拜访八廓街附近一位老藏医,想多保存一些传统知识,不远处就是大昭寺广播站。记得当时播音员诵读完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开始放送激昂高亢的男女合唱,唱的是一曲造总的代表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事后耳闻,此时大联指的人已在附近暗藏伏兵,不动声色地架起两支高音喇叭,左右包夹广播站。不等北斗星唱完,便以更大音量播放大联指的代表歌曲,那首节奏轻快的《我心中的歌儿献给金珠玛》,金珠玛就是解放军。「嗦,呀啦嗦!献给亲人金珠玛,感谢帮我们闹翻身耶,百万农奴当家作主人耶;感谢你们支左支工又支农,文化大革命立新功,立呀立新功耶……」

造总切断歌曲,静默片刻后,喇叭传出声嘶力竭的:「砸烂张国华的狗头!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接着有人爬上围墙,向外投掷石块,随意放枪。当时驻守的造总成员大概二十位,武器补给有限。大联指的人有恃无恐,在外自顾自喊著:「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双方武器都刷刷刷亮出来。对峙近一个钟头后,造总尝试突围,在大门附近短兵相接。这时拉萨警备区的部队也已集结完毕,扬言要平定纷乱,接管大昭寺,随后挟著武装优势从后门攻坚。大联指一方眼看有部队依靠,跟着闯了进去。寺院一时弹火流窜,黄昏的天空炸得闪闪烁烁。

这时的大昭寺早已不是从前的大昭寺了。六六年砸过后,斑驳金顶不再闪耀,里头先变成破四旧办公室,存放抄家来的器物。寺里堆不下,就把最多、最旧、最无用的经书烧掉,塑像则砸碎倒进拉萨河。有的佛一丢就沉,有的会随水漂流。那天好多人在桥上看呀,佛的身体千千万万从河面漂去,比最精巧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还要让人悸动。现在寺里则空无一物,就剩那尊释迦牟尼十二岁像,身上珍宝搜刮一空,黄金表面刀砍斧凿──赤裸裸一个灰色人形,孤单盘在大昭寺中心那个上锁的、阴暗的佛殿里。

不久后,寺院成为大联指的基地,接着又被造总占领。

我与老藏医一家躲在屋里,不清楚实际发生什么事,但在枪砲轰隆之间,所有人都听见广播站传来一首陌生歌曲。只有我们这些拥有短波收音机、经常「偷听敌台」的人才知道,那是来自美国的歌;其中又只有极少极少人知道这位年轻歌手名叫吉米‧韩崔克斯,曲子名为〈沿着瞭望塔〉。那歌声并不激昂,但很自由,既像破坏信仰,又如信仰本身。你没办法抗拒那样的音乐,它如血液般注入跳动的心脏,就算不懂得英语──事实上不必懂得英语,光那把吉他就能说话。可惜曲子音质极差,很可能是什么人从收音机偷录下来的。破碎杂讯间,肚破肠流的人仍用最后的力气呼喊口号,死者与伤者相互堆叠,被板车拉到医院门口停放。期间歌曲不曾间断……哒哒哒……喀啦喀啦……砰……哒哒哒……一切混合的声音从大昭寺的日光殿那边传来,让人迷惑、让人激动、让人感到安慰。因为当时三方的人都在寺里,难以追究责任,附近居民当下虽为歌曲神魂颠倒,事后却绝口不提。此外,或许是河谷地形的缘故,很多人在夜里温度下降时,再度听见音乐的模糊回声,伴随清晰的枪响,在宁静城市的底层久久徘徊。

清晨时,派报员在才旺瑙乳家中发现他与父亲两人的遗体。经专家勘察发现,屋内有两个弹著点,一个在墙上,一个在地上,另有三枚六四式手枪的弹壳。从凌乱现场看来,双方曾起肢体冲突,后来父亲朝儿子腹部开了第一枪,挣扎中朝胸口开了第二枪。很难相信他是我印象中那位寡言而保守的父亲,临终前,他甚至用儿子的满腔热血在墙壁写下鲜红生涩的「毛主席万岁」,底下以藏文再写一遍。最后拿起手枪,从右耳打进自己脑袋,子弹从左耳上方穿出,在墙上留下一个小小的枪眼,周围黏了些烧焦的头发。

唯一的问题是,现场始终没有找到那把六四式手枪,警备队也不再继续调查。

●节录自 联合文学杂志 2021-03 / 437 期 / 作品刊登-小说 / 徐振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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