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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作家】节制笔尖下的浪涌─张娟芬

written by 蔡旻萤 2022-04-21
【当月作家】节制笔尖下的浪涌─张娟芬

书名强调「流氓」身分,与当时台湾的戒严体制关系甚深。戒严下的行政命令、治安条例凌驾于司法审判,在藐视人权的前提下重新划定了犯罪的定义,以管训为由限缩人权,大量「制造流氓」,只为能「合法」调度民力、物力。书名的刻意为之,突显张娟芬对于「流氓」身分建构之历史层理的同理,也展现对国家界定「流氓」身分的批判立场,当「他是坏人,难怪他又做坏事了。」成为既定的社会心理,台湾战后的转型正义便还有一段路要走。

Q:你曾说「王信福」案与你之前参与的冤案救援差异很大,如《无彩青春》中的「苏建和」案、《十三姨 KTV 杀人事件》的「郑性泽」案,前两本书你以参与其中的律师团队观点出发,记录与见证整个过程;但在《流氓王信福》这本书,老师主要是透过档案、罪证卷宗与访谈进行全书的写作,你为何选择王信福作为本次写作的对象?

A:二○一三年我出国去念博士,但早在二○一一年我就知道这个案子。我那时以台湾死刑犯作为博论主题,其实就约六十几件死刑案。我试图从中归纳出整体性的问题,所以将每个案件逐一梳理。也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个有问题的案件。王信福案就是其中一件。我当时看着卷宗,怎么看就觉得奇怪,因为证据非常不足,却定了死罪,仔细查证下,办案、审判过程更是问题重重。

直到二○一七回国后,我拖迟至二○一八年才开始执笔这本书,重建案件过程很辛苦,因为物证太少,所以我在二○一九年开始调阅各机构内的国家档案,这才廓清整个案件过程。若参照国外的例子,物证太少的案子通常最难翻案。讽刺之处也在于,王信福案虽然物证过少、缺少有力的物证,却依旧被判有罪;同时也因为物证太少,而增加翻案的难度。

Q:本书的叙事者在情节推进过程提出诸多客观考证的证据与理性质问,大量的法条、卷宗与档案等有力且清晰地成为叙事的动力,想知道你在写作过程中,如何与档案、文献一起工作?

A:档案是忠实的好朋友。在从事司法改革的社会运动过程中,我很习惯面对读者、观众的质疑,这也与司法调查的训练有关。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下,我们先蒐集、分析、判断各种证据,这是人为干预最少的资料,到最后我们才接触被告,与之面谈。这是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印象造而错判案情

调查档案的过程真的很困难,当时许多档案皆为手写,我必须先把档案制成特定的表格,并按照时间、是否提供重要内容进行数位化与分类,一一制成笔记后,我才能清楚的依照时间轴,确定哪些人的证言有出入、以及谁的证词反复变化等状况,这个过程是无法托人代劳,但也唯有我自己亲手整理过,我才能够精确的梳理所有疑点。

Q:我认为《流氓王信福》是一本很成功的非虚构写作,它既是建基在史料、卷宗与档案的事实上,同时你也以自己立场对于这些档案提出批判;我自身阅读到的非虚构书写,如《终战那一天》、《绿岛》,大抵是透过档案、史料、文献企图建构一个完整的过去图景,但较少进行史料的批判。你这本书涉及的卷宗、档案,很大一部分都是可疑的、不可靠的档案,这对你写作时造成的具体影响是什么?

A:你提出一个有趣的非虚构书写的对比。当我们谈非虚构写作时,涉及三种身分:写作者、受访者以及档案。你前述的几本作品大抵是一种三者身分和谐的书写的状态,写作者与受访者大抵对于如何还原当时的时代状态、个人生命经验有一定的共识,同时档案也作为一种提供时代感与生活感觉的物质基础,这三者彼此和谐共融,形成我们比较常见的非虚构写作型态。

《流氓王信福》中的三种元素比较是呈现批判性的关系,写作者与受访者的目标大抵一致,但档案与文献在其中确实比较暧昧,尤其是许多时候,判决书看起来就像是威权体制帮这些人写的日记,带有一定的预设立场。但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从事威权体制转型正义时很常碰到的状况,对于这些体制、机构生产出来的档案存有戒心,保持一定的批判程度。

Q:这是一本很节制的书,叙事者不仅为每一个人的选择,作出符合人性的解释,同时也呈现戒严时代框架下如何将「不合理」的事扭曲为「合理」的过程,例如:有罪推定、一定有共犯的侦办预设、刑求侦讯等。你如何看到台湾的司法体系?

A:我投入社会运动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也是到一九九五年苏建和案才开始了解相关司法问题。在此之前我对于这些司法的问题也跟一般小老百姓的理解相同,并没有想到当时的司法制度有这么多的问题。也因此我陆续从个案开始接触冤案救援活动。初接触苏建和案时,真的非常的震惊,包含:警询当作证据、有罪推定的调查前提、法官与检察官的角色分界模糊等的状况。

苏建和案在我投入时,已经有很多相关的救援团体介入,因此也有很多已经整理好的档案与资料,我在二○○三开始写《无彩青春》,隔年即出版。后来接触郑性泽案,那是从零开始参与冤案,没有档案、也没有卷宗,全凭我们开始蒐集汇整资料。也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整体司法体系中盘根错节的问题。

后来我也发现,在那个时代,造成冤案的成因大抵相似:警询当作证据、制作笔录的过程多有争议、现场环境的蒐证不周、对证物和证人等采先入为主的预设判断等。这些草率蒐证、判决的过程太过相似,我甚至忍不住想,你们(按:司法、警察相关人员)也换换新把戏。我不想因为这些相同的误判过程而在书写时自我重复,所以我在《流氓王信福》这本书中,也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方法,这也是采非虚构写作的原因之一。

Q:你曾说过,本书透过小人物的事件与观点与大时代的政经脉络与情境相互缝合,企图呈现出多数人无从体察的时代脉络对人的影响,例如一九八○年代股票市场风靡全台、一九九○年代卡拉 OK 的技术从日本引进台湾等,你为何选择强调这些时代脉络?

A:这写作策略是为了呈现时代感。拿 KTV 举例,当时的 KTV 与大家现在联想到的 KTV 情境差异很大。现在 KTV 顶多就是大学生夜唱的地方,但是在一九九○年代,KTV 是龙蛇杂处的地方,类似于酒店般的不良场所。而这个时代氛围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场所的整体情境其实会影响警察的办案心理。对警察而言,不良场所发生的命案,有流氓前科且是众酒客中最显眼的王信福,就容易变成为主要嫌疑人。因此我认为在各种证据指向力都很薄弱的情况下,王信福被误判的原因就在于法律之外的观感、环境与时代面向,也就是所谓的「流氓」烙印,我要借由当时的时代感展现出来。

Q:二○二○年,你执导了纪实电影《审判王信福》,并同时进行本书的写作计画,对你来说,文学与影像分别具备何种不同功能?

A:为了宣传王信福这个冤案,我写了一个模拟法庭的剧本做成教案,让学生在模拟法庭中重新梳理、熟悉所有物证、罪证,并进行判决。那时很多大学或高中邀请我们去课堂上带模拟法庭,学生透过这些物证进行辩论,最终他们皆认为被告无罪,但是当我告诉他们其实这个剧本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判决结果是有罪并处以死刑,学生们都非常的讶异。后来,朋友知道我写了这剧本,便说服我拍成电影。

但受限于经费等现实考量,我将剧本删减限缩在法庭攻防上,所有法庭外的情节都删除,这也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地方。电影有其任务,主要是为了向大众对话,透过演释法庭攻防,说明案件原委并平反冤案。至于文学作为载体,让我可以更细节的说出所有的过程、呈现所有的卷宗、档案并提出疑点,尤其能够呈现王信福的性格与生命轨迹。

电影中人的部分并没有被突显,这一方面也跟王信福的性格有关,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另一方面,也与他的坏人烙印有关,他对于自己是「流氓」的司法烙印非常敏感。当我在与他访谈时,他不太吐露什么,唯有谈到孩童时期的时候,他会比较放松,我想那是因为孩童时的他,还没有这些负面烙印影响,可以比较放松的与人交流。他非常感谢无辜盟(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相信他,以及长久以来的支持与陪伴,但他也曾说道:「外面世界都不这么想。」就像在书里提到的,他有时会在聊天之际,突然吐露一些心里话:「你们是我的家人。」这个时刻我们就更深刻的感觉到,他仅仅是一位白发苍茫的和蔼老先生。

Q:你之前的散文集,像《杀戮的艰难》、《走进泥巴国》等,常见你引用电影、文学作品作为联想,如《四百击》、《竹薮中》等,这些例子使读者在面对这些「现实故事」的无力之余,强烈的与事件主角产生情感连结,这些例子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

A:这些例子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一直很爱看老电影,那阵子重看《四百击》,我突然发现那小男孩安端不就是王信福吗?那个被众人放弃的小男孩,四处逃躲为自己寻觅出路。写作时我通常以故事代替直接的控诉。我在处理《流氓王信福》一书时,对于如何结尾感到困扰,因为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最后我选择以艺术性的方式收尾,透过呈现王信福与无辜盟的互动,以他的书信呈现他自己的声音,在书中的最后才现身,这一次,让他说说他自己。

《流氓王信福》
张娟芬,卫城出版

《流氓王信福》是张娟芬自二○一八年开始执笔,历时四年的非虚构书写。全书透过警局笔录、法院判决卷宗、国家档案局散落各机构的档案,与相关人物访谈为研究基础,从资料建构全案的面貌,并据理提出侦办过程的重重疑点,张娟芬以节制的笔法浅浅勾勒了王信福的个人生命故事;更多的却是写出了台湾战后司法、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大历史下,许许多多被压迫的王信福们。本书封面绘出撑住大石的小人物,时代与体制的大石下,还有一位极力抵抗的王信福。

采访撰文|蔡旻萤
一九九二年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对于文学与文化研究,近日确信的人生指引是「欢天喜地,继往开来」。

摄影|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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