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紙》：劫難後的回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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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紙》寫於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七年，《鹿川有許多糞》的創作則延續到一九九二年，但其核心，可以說都是光州事件。李滄東自陳，事件發生時他矇然不曉，只知學校停課，他們趁機去同學家喝酒玩鬧，事後才知道，同時發生了軍事鎮壓學生及平民的慘劇。這種平行世界是如何造成的？「劫餘」的我們該怎麼生活，才不會愧對犧牲者？良知的考驗，開始以各種變貌出現在小說中。甚至到了二〇一〇年的電影《生命之詩》，這首輓歌才終於找到完美的方式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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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讀〈為了大家的安全〉，這是一部喜劇性強烈的小說。一名雜誌記者要從首爾到光州採訪女明星緋聞，在長途巴士上，鄰座的老太婆土氣的舉止惹人厭嫌：她會開酒給大家喝、分蛋給大家吃，雞蛋掉到地上還撿起來要塞給小孩，大家一面看熱鬧，卻也不勝其煩。後來老太婆想要上廁所，司機卻不肯停車，聲援者也寥寥無幾，逼得老太婆只能尿在走道上，令全車烏煙瘴氣。終於她被安全帶捆在座椅上，暈厥過去，眾人才能安享剩餘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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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齣諷刺鬧劇富有強烈的政治意涵。對老太婆的醜化描寫，一開始就讓讀者站在記者及世故大眾的一邊。然而隨著老太婆的尿急，我們才逐漸警覺這種「排除異己」的共識是多麼違反人性。「不安分的鬧事者」既是熱心過頭的老太婆，也可以是挺身反抗威權的學生。尤其當老太婆發瘋時喊出：「你們還算是人嗎？穿個西裝繫個領帶就能叫人了？你們，就是你們，就是你們這群傢伙害死了我的兒子啊。」我們才隱約得知，那個兒子因參與抗爭而死。小說發表於一九八七，正值又一波民主運動之際，大學生被拷打致死、被催淚彈擊中腦部，李滄東即時以文字參與，批判了保守社會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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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錄於《綠洲》劇本書的訪談中，李滄東談到拍電影的初衷：「我認為無論電影想要傳達什麼，都得與大眾進行對抗，懂得欲擒故縱。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與觀眾溝通。無論講什麼故事，都要與大眾碰撞，與觀眾在緊張中尋找自己的方式。」事實上，這種「欲擒故縱」，早在他的小說裡已操作得爐火純青。比如記者一開始是想讓可愛的少女作自己的旅伴，才動用無冕王特權幫忙買到車票。不料少女的票是要給奶奶的，讓記者（和讀者）大失所望。記者沒有想到身邊的老太婆是死難者的母親，讓他去光州只為了挖掘緋聞的工作顯得更為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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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為了大家的安全〉的荒謬喜感，同樣寫於一九八七年的〈火與灰〉則直面喪子之痛的悲愴。主角的三歲兒子因車禍過世，一周年紀念時，他決定到灑骨灰的漢江去憑悼，卻發現當初的美景已經成了開發的工地，渾濁的江水漂浮著報紙和塑膠袋，「黑色水草隨著水波搖曳，讓人聯想到溺死女人的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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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物非人非的悲愴，更有時代死亡陰影的對映。就在這特別的五月，剛好發生了首爾大學兩名學生自焚抗議的事件，生死徘徊五天後，最終死去，而在野黨的「改憲大會」則演變成暴亂。孩子的死亡成為了抗爭者之死的轉譯。大學生的死彷彿給了這位父親救贖，讓他知道，死也有重於泰山的意義，也有所有人可以共感的哀傷。他無法接受的反而是世俗的儀式：他的妻子找了牧師到家裡做禮拜，堅信「只要我們不忘記他，不停地為他祈禱，那孩子會永生和復活。」他憤怒地想：「如果真能給一個三歲孩子的死準備永生和復活，那麼為什麼要放任他的死亡？難道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的死亡，還藏著某種法則和天意嗎？」這種對信仰與救贖的質問，到了《密陽》又進一步發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