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閱讀您的作品，如〈犬贅婿〉的異樣流言，或〈獻燈使〉的歪斜世界，乍見都會讓人難以置信，但愈往後則愈能感受到作品裡的魔幻世界真的存在。有別於寫實取徑的小說，您的創作顯然採取了非常不同的途徑來達成說服力，以使小說成立。能否分享您在創作時對此的思考？您認為文學作品裡的世界，跟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A　我認為小說是在與現實的摩擦之中誕生的。只不過，小說是以專屬於小說的語言來表現現實。小說的語言，因作家不同而各異。即便是同一位作家，不同作品的語言也會不一樣。因此，當讀者開始閱讀一部小說時，即使它描繪的是現實，理所當然會覺得驚奇，彷彿看見了從未見過的風景或動物。但隨著閱讀的推進，才會逐漸明白它所講述的正是現實。明明講述的是大家共享的現實，卻因為切入的方式和表現的方式不同，給人一種複雜的感覺——彷彿在講述自己不曾知曉的事實，又彷彿在講述自己早已熟知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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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獻燈使》之前，我去了福島採訪。「採訪」這個詞或許並不恰當。我的情況並不像記者那樣有計畫地採訪，一開始也完全沒有打算要寫小說。契機是一位年輕的法國女攝影師來到我在柏林的家中拜訪。她說想要在福島待上十年，持續拍照。我真的非常驚訝。雖然有很多記者和攝影師會前往重大災害現場採訪，但通常都是盡快完成採訪後就歸返。然而她卻說想用相機拍下未來十年的福島。這已經不是「採訪」，而是花費大量時間傾聽他人的故事，與那些人一起度過人生的某一段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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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虧了她，我在福島得以見到許多人，聆聽他們的故事。不僅是災害當時的敘述，「災害之後」如何繼續生活的故事也出乎意料地多。而所謂「災害之後」的時間，至今仍在延續著。從福島回到柏林家中之後，我思考了許多，也漸漸感到，福島的核電廠事故並不是單獨的事件，而是因為優先發展工業、不顧人類的健康與生命安全，所導致的一連串事故之一。在全球的經濟競爭中，每個國家都被捲入其中，某個國家為了在競爭中獲勝（或者至少不要落敗而淪為被榨取的一方）而犧牲了國民的健康與生命。這種事過去在各個國家都發生過，今後恐怕也會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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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獻燈使》時，我還參考了一九五〇年代在日本發生的水俁病，以及一九八六年舊蘇聯的車諾比核電廠事故。我想描繪的不是事故本身，而是在事故發生之後，人們繼續活下去的姿態。

Q　在《獻燈使》中，您設定了一個反常的世界觀：超過百歲的老人受輻射影響而擁有「死不了」的身體，年輕世代與孩童卻體弱多病、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這兩個世代的對比處境，是否暗藏著您對現代社會及不同世代的看法？又，您覺得「無名」這個角色所代表的新世代，在什麼意義上足以作為人類面對末日的希望？

A　據說年紀愈輕的人受到輻射的不良影響愈大。嬰兒若暴露在輻射之下後果非常嚴重，對兒童來說輻射的危害也很大。但對老年人的不良影響在很多情況下似乎並不顯著。況且日本社會的高齡化本就日益加深，八十多歲、九十多歲仍精力充沛在工作的人比比皆是。我父親也是一如既往地工作到了九十歲。此外，年長世代的閱讀量比年輕世代更大，也更有教養；且由於經常走路，腰腿也很硬朗。相形之下，現代的孩子們花大量時間玩電腦遊戲反而使得體力下降。福島的孩子們在事故後因為輻射的緣故無法在戶外玩耍，但看到那樣的情景，我也想到孩子們無法在戶外玩耍其實是這個時代的普遍趨勢。這既是因為電腦和遊戲的普及，也是因為補習班等使得孩子的生活變得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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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年輕父母中有些人被自己的工作、計畫包圍，或沉溺賭博，而疏於照顧孩子。思考這些事情時，我便想到了由體力充沛的曾祖父來照顧身體虛弱的曾孫這樣的組合。因此也可以說，《獻燈使》的設定是極為貼近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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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部小說時，其實對新世代的期望，不再是過去那種如運動員般的體力或以智商衡量的智力，而是另一種能力——共感的能力。小說中的無名，也能夠敏銳地感受他人痛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說他具備了足以承擔未來世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