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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哈絲,和不斷被抹銷重寫的他方

by 周丹穎

圍繞著莒哈絲作品和人生開展的情慾神話,我一向感受不強;然而她小心戒備著某個他方,聚焦他方必帶來的身心劇痛,以及流露出的瀕臨瘋狂的眼神、冷硬的破壞性聲調,曾伴隨過我,進入過我論文的核心,情感的深處。在巴黎大學圖書館視聽室裡度過的那些漫長午後,她真假難辨的自傳體敘事,我讀過,但對真假的界線始終漠不關心;我一部一部看過去的,是她影像荒蕪的電影作品:思考著,警戒著,維持一種適當的距離,以便逼近從聲音裡聽來的、斷續滲入的他方。莒哈絲式的他方,與可見的畫面離析決裂,是縈繞不散的頑念,也是不斷埋葬所有字詞的未知。

C’est l’inconnu qu’on porte en soi: écrire, c’est ça qui est atteint. C’est ça ou rien.──Marguerite Duras, Écrire
是我們身上承載的未知者:寫作,是抵達它。是這樣,或什麼也不是。──瑪格麗特.莒哈絲,《寫作》

連結莒哈絲與我的,不是作為場景的巴黎,而是這寫作與未知的關係;寫作者不停重寫、抹銷、再寫,迂迴前行,向外延展,卻始終拒絕敞開的祕密約束。從莒哈絲的傳記裡(註1),我們可以讀到她自我尋找、傾聽、展演的過程,她所有的文字彷彿都有具象的背景支撐:從在法屬印度支那度過的童年伊始,母親、兄長、女孩、情人四方的角力原型,便像鬼魂一樣重複寄生在她的小說和自傳體敘事,《抵擋太平洋的堤壩》(1950)、《情人》(1984)、《中國北方來的情人》(1991)隔著時光相互呼應,不過是最顯著的例子。然而數度輪迴的母題,諸如家、貧窮、愛的匱乏、暴力、對弱者的壓榨、出賣童貞、黑暗的慾望等,卻隨著一再淘洗的情節,一次次覆蓋了她人生的真相。在這層新生的書寫沃土上,暴露出的其實是不可修補的巨大缺口:「印度迴圈」三部曲──《勞兒之劫》(1964)、《副領事》(1966)、《愛》(1971),和從文本轉化成的三部莒哈絲電影中,流浪的女乞丐、死神般的法國外交官夫人、夜裡向空無嘶喊的副領事三位一體,共同指向一種生之絕望,愛之絕緣。這些輪廓模糊的人物雖各有所本,但文字裡的真相,卻無法藉此還原:真相不在源頭,而在書寫派生出的意義夾層間

生長於法屬殖民地的莒哈絲,在巴黎文壇召喚了印度支那濕潤的亡魂,作品卻幾乎不曾被歸入前殖民地「法語系文學」(littérature francophone)的討論範疇:她融入法國藝文、出版、知識分子圈的程度之深,使她不曾被看作法國當代文學作家以外的「其他」;然而她既內又外的姿態,同時也是巴黎文壇上的異數:除了個人波瀾起伏的生命經驗,她隨著文名之盛,亦漸漸找到了一種破壞法語重重文體規範的「莒哈絲體」。法國學者們討論她的實驗性,世界各地的讀者們為她斷裂複沓、直指情慾核心的敘事聲調傾心。她文學生涯的這兩個面向,是巴黎帶給她的啟蒙和滋養造就的:一再變造記憶的女作家,在此地找到了一種特殊的聲腔,不但將自己的人生變成了話題無數的傳奇,還把每個記憶中定錨過的地點都敷衍成故事,記號似的反覆出現。她位於5 rue Saint-Benoît的巴黎舊寓所,和她在蒙帕納斯墓園的長眠地一樣,都是可供後世追思憑弔的絕對符號;然而此地/他方相互拮抗與折射之間的留白地帶,卻才是她書寫的依歸,封存過她獨特印記的所在。

巴黎只是眾多記號中的一個──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巴黎是她二戰前的大學生活、在藝文體驗中尋找貼近靈魂的音韻的起點,是她脫離家庭、與情人們相遇的城市,是戰時開拓交際圈和地下政治參與的舞台,是象徵性選定亡父出生與死亡的小村莊作為筆名的關鍵之地,是焦灼等待被德軍逮捕的丈夫的消息、令她五內俱焚的敵軍占領區,是迎接丈夫從集中營歷劫歸來、照護他靈肉重生的處所(註2)……更是她成名後,用版稅買下的鄉間房舍對應的定點(註3)。

Ce qui compte dans cette maison de Neauphle-le-Château ce sont les fenêtres sur le parc et la route de Paris devant la maison. Celle par où passent les femmes de mes livres.──Marguerite Duras, Écrire
這幢在Neauphle-le-château的房子重要的是它開向大園子的窗戶,和門前通往巴黎的路。那條我書中的女人們經過的道路。──瑪格麗特.莒哈絲,《寫作》

莒哈絲中後期的作品裡,鄉間居所和面海的公寓漸漸取代巴黎,成為她創作的發生/聲地。她在這些房子裡寫作、拍電影,同時不忘將它們指認為她形於外的孤獨載體。書寫之間(註4),房子本身承載的記憶,與她的個人史若即若離地相互切換;「此地召喚他方」的熟練筆法,慢慢轉變為「此地即是他方」的莒哈絲方程式,她夢囈般的破碎字句是兩者間的黏著劑。不過當此/彼之間只剩已知的重組,莒哈絲體其實已不再指涉「言說可及範圍以外」的一切。比如說,在她的文學遺囑《寫作》(1993)裡,她將一隻藍黑蒼蠅垂死掙扎的姿態固定在文字描寫中。牠猛烈撞擊她鄉下儲藏室白牆的過程,跳接她近距離目睹死亡、不足為外人道的瘋狂:這多方交錯的場景將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主題曲又重唱了一次,印度支那在那兒,納維爾和廣島也在那兒,甚至更為直接的,二戰時的大屠殺記憶也躍然紙上。然而蒼蠅與她之間,除了作家已然定型的寫作範式,恐怕什麼也沒有了:死亡和瘋狂這兩個詞彙,都空虛稀薄得不再具有任何掠奪的力量。我是在此處和莒哈絲告別的。那一年我寫下了〈英瑪〉,英瑪在巴黎傭人房的陽台上成了一個被他人聲音湮滅的影子,投向了另一種未知。隔著不可跨越的距離,她被剝奪了發言的權利──她投向他方的眼神是我終於清楚辨識出的、屬於我個人的書寫的起點。從那時起,我也開始目送巴黎與女作家的神話一一遠去。它們漸漸匯集成一舟暗淡的符號,漂向一個我終究拒絕前往的、金光閃閃的神殿。

註:
1.可參閱Laure Adler撰寫的《莒哈絲傳》,台北:聯經,2006。
2.以上皆可參閱《莒哈絲傳》。關於她戰時的等待,另見莒哈絲本人於1985年發表的La douleur。
3.見莒哈絲《寫作》,台北:聯經,2006。由於手邊所有參考書籍都是法文版,本文摘句乃由筆者中譯。
4.可參見莒哈絲的訪談錄之一,《懸而未決的激情》,台北:麥田,2013。


文|周丹穎
生於台北,台大中文系畢業,巴黎第八大學法國文學博士,研究主題為文本/電影的跨界流動與改寫。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翻譯獎等。著有《飄浮的眼睛》、《前夏之象》、《英瑪,逃亡者》及《名媛練習》。譯有《駁于連──目睹中國研究之怪現狀》。目前於巴黎繼續她的寫作/研究雙重人生,已發表的法文論文以張愛玲的雙語自譯、改寫和他譯為例,專注思考何謂「文學語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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