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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的世纪,读离散的经典——胡淑雯与童伟格谈《桑青与桃红》

written by 董柏廷 2020-03-11
游离的世纪,读离散的经典——胡淑雯与童伟格谈《桑青与桃红》

二月中旬。乍雨还晴。仅管武汉肺炎惘惘而具体的威胁如季节性灰云低压着人们心思,城市边上纪州庵却依然挤满听众,殷殷期盼即将开场的对谈。

由时报文化出版社推出绝版多年的聂华苓经典作品《桑青与桃红》。首场座谈会邀请两位小说家,胡淑雯与童伟格对谈,从自身的经验述起,为新旧读者点出阅读经典作品的几些线索。

离散文学中的文化认同与语言矛盾

童伟格语调谦和温润,首先开场,他回忆自己与《桑青与桃红》在大学时初遇的缘分,他坦言初读此书感到震撼,不仅是感性层面的塑造,更为他准确定义了华文现代小说应有的样子。

《桑青与桃红》内容的丰厚性,能用各式各样的角度探讨之。九○年代英译本出版后,美国学术界则以「离散文学」导介,让台湾读者获悉其在世界框架下的一个新的观察点。

童伟格娓娓梳理离散文学的历史脉络,「公元前六世纪,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散居于世界各地的非犹太人地区的情况,称之为『离散』。」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犹太人遭到驱赶隔离,甚至送进纳粹德国集中营,此些现代犹太人的经验都是离散经验的一部分。童伟格指出,「学术讨论中将此经验扩大,二十世纪是一个游离的世纪,于是学术界回头清点除了犹太人外还有没有其他民族有被放逐、定居异乡的痛苦——黑奴经验纳入非洲离散文学;聂华苓老师建立在国共内战的小说《桑青与桃红》,就被纳入亚洲离散文学经典之列。」

童伟格援引作家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研究,定义离散文学的两个面向:「文化认同或想像共同体的问题」以及「语言矛盾的问题」。他简单爬梳历史,「一九一八年奥匈帝国宣告瓦解,加速欧洲国家现代化。现代民族国家相对古典帝国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宽容的政治体制,国家跟民族成为对位关系。犹太人的离散文学实践,已不只是移民文学而已,故土已在实践中成为过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本质性悲伤——不管定居何处,精神上永远是异乡人。这也是《桑青与桃红》尝试触及的面相,不管主角抵达何处,永远是外乡人。因为像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乡国已经不太可能再复原了。」

童伟格由此回看《桑青与桃红》,解释此书在文化认同的主题上有自己的超越性,在想像共同体的思考上,少有作品及在主题宣告乡国本身是不可能再重寻的。「七○年代,特别在保钓以后,到八○年代之后,关于传统文化上的中国是什么?有时候会被文学作者在实践当中朝向宗教性的方式思考。中国人的宗教其实就是乡国,是个乌托邦,不是历史上可以验证的实存中国,也正因如此,有时候变得非常意识形态,是无法检验的宗教上的一种崇拜,但作品不见得因有意识形态就是不好,只是这样的意识形态无法讨论。《桑情与桃红》有其非常现实感与透澈面,在小说启动时,所谓乡国本身便就地荒芜了。」

其次,童伟格指出,犹太离散文学中常触及语言矛盾问题。犹太人原对于德语强烈忠贞,后来因战争与大灭绝发生,让他们被从小惯用的母语指责跟污蔑,语言产生非常强的杀伤力。战争结束,身为一名使用德语的犹太人,不由得会直接面对这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我是不是能够继续使用德语?语言毕竟不可能纯粹中性,如果这个语言曾经深刻地杀害我的族群,那么我继续使用它甚至优美的使用它,符不符合道义?这是欧洲离散文学最难以描述的主题,背后常有一个非常痛苦跟挣扎的过程。

对照《桑青与桃红》的华语实践,童伟格说道,「小说虽然描写精神分裂现象,但使用非常成熟的文学性语言,让人觉得作者是住在这个语言里。从小说第一句、人物第一次分岔开始,就步骤井然介绍主角的精神分裂所为何来。顺顺读感受不到这个语言曾经可能带给作者或是书中精神分裂者巨大而无法描述的痛苦。但确实能感觉华语俨然是作者的另类乡国。」

《桑青与桃红》在世界文学系谱上的姿态显得相对温和,不若其他现代文学充满歇斯底里的呼喊,童伟格认为是聂华苓搭盖了一个非常有特色而且充满渲染力的华语堡垒,并带着乡愁使用语言,布置出一个如太空舱般的围城,「文字就是她的一切,是视觉是触觉是听觉。」譬如书中许多场景发生在目不见五指的黑暗场景,作者运用谈话、歌唱、词曲,让人看到一个非常丰厚的听觉印象样本。

空间、时间与人鬼认同对位

胡淑雯应和童伟格,认为聂华苓确实用语言建造出自己的国,而她并非公主,是此中女王。「无论桑青,或后来的桃红,就算活得再辛苦不堪,那一口气都是没有人可以压下去的。譬如说在面对美国的移民官质询时,问他有没有跟某某某通奸,在中英文的来回确认通奸的定义过后,桃红承认是有通奸,但问起过程,她说:他进了浴缸之后我也进了浴缸,他出了浴缸我也出了浴缸,他又进了浴缸我也再进了浴缸等等,是充满个性的写作,而这样的一口『气』,构成角色性格,也界定了作品在语言上的艺术表现。」

胡淑雯接续切出两个阅读角度,第一为「空间」,「第一章瞿塘峡,一群人被封在一艘船上,等待战争结束,等待一个历史时刻,也就是『事件』的到来,而那所谓事件,就是生死。又比如第三章台北,写一家三口被封在一户房子的阁楼里。阁楼矮到成年人是没办法把身体站直,在那样的空间里头过了两年,为了逃避军警特的追踪,自囚以求存,在一个彻底封闭的空间里头,在仿佛凝止的时间里,用精神跟语言创造世界。聂华苓的语言有自己的节奏,有创造性的想像,那种字词的结构跟语句堆叠的方式,不同于与她同代的作家,自信而别致,是值得收藏的老器物一般,美丽的老跟旧,充满灵光。」第二为「时间」,胡淑雯谈到作者如何透过描写角色心理变化让读者捕抓到这小说的另一主题:时间,并以第三章「桑青日记——台北」为例,「人物被封在屋子的阁楼里够久,久到透过阳光斜进来的角度、户外人们生活的声音,来复原被没收的时间感,而且,她选择声音的方式非常有品味,将日常里的动荡,寻常里的非常状态表达出来。同时,家人之间的关系,从团结走向裂解,在在感觉到时间的压迫。」

胡淑雯且点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视角,即是桑青的女儿桑娃,「一开始躲在阁楼里头的桑娃还是个幼童,但宁愿学着父母在阁楼里爬而不走。后来也跟着母亲踏出阁楼,在夜间的院子里学着把腰挺起来,像人一样站立,小说写到这样站直好累,原来当『人』是那么累的。追求自由是不容易的事情,但尝到以后就算再怎么累,都很难再回到阁楼。那一章,结束于清晨时,桑娃于院子口指引警察查户口——五○年代警察经常以查户口的名义搜捕逃犯。台湾在戒严令下了以后,曾经规定每个人出门都要带身分证的。以鹿窟案大逮捕的那个清晨为例,出门上工的矿工如果拿不出身分证,就会被抓到菜庙去审问。小说中的气氛是很真实的。但小说中隐而不发的线索是:桑娃在尝到『外面』的空气以后,这样偷偷地在半夜潜到院子里有多久了?她在户外待到天亮吗?她对生活的渴望,是否促成告密的动机?」

连载刊登却惨遭腰斩的理由

童伟格接回麦克风,追溯起《桑青与桃红》的刊载命运。「小说于七○年代在联合报连载一段期间后,就因各种理由腰斩。这个理由半世纪之后我们检查起来,可以理解,但理解同时也觉得很瞎。」

他阐述理由有二,一是色情理由,但若读过书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品大多不具有色情渲染的书写,「一如刚才胡淑雯说的那个进出浴缸的段落,甚至带有一点喜感,甚且什么都没说明。但在色情检查上引起有心人的紧张,它的留白暗示了色情在这样的生活之中是可能的,而非它对于色情的直接书写,毕竟,戒严体制是非常讲究纯洁的体制。」

第二,是政治理由。童伟格认为这理由非常玄,「其实整本书里面几乎也没有关于政治讨论。但最清楚的是桑青做为一个主要角色,对于发生在所有人际之间跟历史的政治显得心不在焉,她根本没想要经验对所有人命运交关的政治是怎么回事。但也就是这个心不在焉的态度,让人觉得挑衅,因为这就暗示了人民无视政治的可能,因此必须检查它,毕竟,戒严也是强调总体动员的体制,人们不可将视线离开国家的要求,不可以表现对国家的不屑或无视。这个检查标准是:不是因为它『有』而是因为『没有』。」

经过半世纪后,再解读《桑青与桃红》更发现作品早设下自己无法规避政治讨论的命运。童伟格分享看法,「小说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对于政治无视的精神,暗示这精神的可贵。若要讨论这个核心,就得放在政治论述中去检查,我们才能知道聂华苓描述的这种深刻无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对自由的追求跟匮乏是所为何来?」

 

「僵尸吃人」与「马戏团看狗熊表演」

胡淑雯继续分享两处安插在小说中的故事段落,「僵尸吃人」与「马戏团看狗熊表演」。「某个叫赤东村的地方,有僵尸吃人的传闻,而僵尸之所以能吃人,是因为尸体没有下葬也还没腐烂,而且终有一天会把台湾的人全都吃掉,这只是小说里人们谈论的一个传闻,是虚构中的虚构,但身为读者的我们难免这样猜想:只有独裁者的尸身是不下葬的。然而就小说论小说,僵尸吃人象征的更是桑青与桃红身为女性个体的命运。却也正是这种对政治『深刻的无视』,让小说中的人物自然而然谈到僵尸,谈到谁谁谁在中国被当成国民党,在台湾被当成共产党,谁谁谁涉及匪谍案被抓。有趣的是,五○年代的官方报纸,经常公布被捕『匪谍』的姓名与刑期,小说家将它写入主角的日记里,却是危险的。」

而桑青到马戏团看狗熊表演,「狗熊一开始不肯出来,因为外面有鬼,这鬼,小说发展到此刻,鬼的意象已经复杂化了。是不能现身的逃犯,是不名誉的女人与性,也是独裁的力量。几番辩证过后,桑青说,驯兽的人只要停止使用鞭子,熊自然就会出来了,因为没有野兽甘愿待在笼子里。这句话,预告了桑青一家三口的命运,他们躲避追缉时间一久,经验一旦凝固下来,生命会腻,会疲乏,会自我欺瞒:外面并没有鞭子,可以出去看看。离开自囚以求生的类死状态,回到外面,与暴力重新搏斗。」

最后,童伟格总结,讨论离散文化与离散文学非常难的原因,即是对于不存在的乡国的认同。他以一九七○年代的台湾本土化认同说明,「台湾本土认同最大的作用力,是来自于长期的戒严,所以这并不是一直以来一个自然产生的结果,而是现实需要反抗,大家号召集体,重新形塑对于国族的认同。」离散经验在华语世界中难以讨论,或许因其为感情上的选择,他铮铮表示,「一方面是记忆,一方面是想像,但在语言实践上,记忆与想像有时是不分的。」

文|董柏廷(文字工作者)

一九八六年生。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毕,政大华语文教学硕士学位学程肄。曾任职《自由时报》副刊编辑。人物专访、创作散见报刊。戒不了冰与甜。

桑青与桃红》,聂华苓,时报出版

聂华苓这部获得国际肯定的小说,以印象式速写及戏剧性的表现形式,强烈的争议话题,成为作者最具特色之代表作。

七○年代初,《桑青与桃红》在《联合报》副刊连载时,因政治和性的尺度问题被迫腰斩;一直到世纪末的二十多年间,这部小说一如小说主角经历飘泊与离散,到处流浪,陆续有中文各地区的出版社出版。如作者形容:「有大刀乱砍的版本,有小刀修剪的版本,有一字不漏的全本。」一九九○年,《桑青与桃红》获美国国家书卷奖,此后成为离散文化(Diaspora)研究的文本,是探讨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移民文学的必读经典。时报文化于一九九七年推出的,是在两岸三地出版的第七个版本,当时做为「新人间」系列的第二号作品,在华文小说界的标竿性地位不容小觑。而今转眼过了二十三年,此书又已绝版多年,殊为可惜,并且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有志创作、喜爱文学的青年学子作家流传学习、却苦于不易取得的文学经典,因此时报出版决定再度推出新世纪珍藏版,以飨读者。

正如李欧梵教授为文所述:「这本书的意义,随时代的变迁而不同。」七○年代初出版的时候,其艺术性是前卫的,被解读的面向侧重在政治性,八○年代,转而被视作探讨女性心理的开山之作。九○年代,《桑青与桃红》又被纳入离散文化研究的领域,许多美国大学教中国文学的教授都采用这本小说作教科书,也荣获美国国家书卷奖肯定,并获美国出版社保证「永不绝版」。李教授说得好:「在这个世界性的移民大地图中,我们都是桑青与桃红的子孙。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本小说终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而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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