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平常相遇 當月作家|雖然社會很墮落,但還有人在撐著──臥斧專訪

當月作家|雖然社會很墮落,但還有人在撐著──臥斧專訪

written by 楊 勝博 2017-01-04
當月作家|雖然社會很墮落,但還有人在撐著──臥斧專訪

在《抵達夢土通知我》的故事起點──青島東路,與小說家臥斧約在鄰近的咖啡館進行訪談。時近冬至,午後的台北仍是十分溫暖,襯托這本帶有溫度的冷硬派推理小說。耳邊聽著成為小說章名的每一首歌,〈一夢之逝〉、〈失蹤女孩〉、〈壞損的心何去何從?〉,而小說又該如何涉入社會議題?在我們思考的瞬間,臥斧像是潛伏在目標視線外的偵探,在音樂最後一個音符落下前,忽然現身了。

從奇思妙想到現實

Q 你的小說創作,從早期充滿奇思妙想的極短篇,到具有寓言色彩的中篇《馬戲團離鎮》(2006),處理歷史記憶的長篇《舌行家族》(2006),以及扣連現實的《碎夢大道》(2014)和《抵達夢土通知我》(2016)。書寫風格皆有明顯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A 早期的作品,會刻意讓現實標記模糊化,讓讀者能帶入自身的日常,讓作品和讀者有所共鳴。而在《舌行家族》裡,國名與地名同樣並未明確提及,只能約略知道,是台灣或是中國某處發生的故事。在這之後,我開始思索,自己的作品,是否要扣連現實?是否要和自己生長的地方有所關聯?比方描寫在高雄或是台北發生的故事?但如果沒有合理原因,加入實際地名,對小說本身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小說裡,所有元素應該都是必要的,如果沒有作用就不該置入。但這個疑惑,也讓我在《碎夢大道》初稿完成時,總覺得欠缺什麼,但又找不到適合加入的故事背景,就暫且擱在一邊。

後來應天下文化邀稿,開始撰寫短篇集《沒人知道我走了》。當時希望幾篇作品是有關連、有意義的,於是從尚未發表的極短篇中,選擇適合的作品進行改寫。短篇小說不像極短篇,製造漂亮轉折就能收尾,而必須交代背景。比方角色捨身保護家園,必須有個家園被破壞的原因,於是連結上都市更新的弊端,而和現實有所扣連。之後再回去翻看《碎夢大道》初稿,加上當時多起火燒古蹟的報導,這才補足先前欠缺的故事背景,讓整部小說變得完整。

 

作家臥斧

(小路╱攝影)

 

Q 《抵達夢土通知我》裡,描寫了移工的部分生活,除了相關的閱讀外,是否也曾進行田野考查,或是實際訪問移工?

A 小說中關於移工的描寫,集中在女性移工阿嘉莎的日常生活,與前仲介宋仔談到的仲介細節上。這些內容,是先調查資料與研讀法條後,再用日常對話的形式呈現。

我所說的觀察,是對生活中能看到的移工進行觀察。比如說在社區裡,有外籍看護或幫傭,倒垃圾是他們的例行工作。等垃圾車的時候,他們會提早等在路邊,與同樣階級、甚至同樣國籍的移工聊天,直到垃圾車離開,他們才會回到雇主家中。因為這是一天中,他們少數不用待在雇主家中,可以好好放鬆的時間。

等公車的時候,也能看到許多照顧老人的看護,或是伺候太太的外籍幫傭,看著雇主在自己面前,互相比較誰家的看護服務好,或是誰家的幫傭不細心。從這一點可以發現,這些雇主並沒有給予相應的尊重,而是將他們視為可以炫耀的私人物品。

在台北捷運地下街的廉價成衣店,在不同時間觀察,會看到不同的移工族群,從他們的購物偏好,可以了解他們的生活樣貌。台北車站外,也有許多外勞駐留,不同國籍的移工有各自的團體,也是他們交誼互動的重要場合。燦爛時光的廖雲章說,蹲低一點和他們聊天,會看到不同的世界。

 

作家臥斧

(小路╱攝影)

怎麼做比較好

Q 在後記中你提到,當初是因為看到警方以暴力驅離群眾的畫面,覺得必須將這件事寫進小說,甚至成為整個故事的起點,之後又增添移工艱困處境的情節。或許可以說,這個畫面成為了你的刺點,並產生藉由故事,讓讀者願意了解社會運動與移工困境的必要性?

A 寫這部小說時,太陽花運動已經過去兩年了。和衛城總編瑞琳的討論過程中,她最在意的,是主角要站在什麼位置,去看待學運和移工的問題。她希望他能保持客觀,不要有明確的立場。這也和角色設定有關,主角雖然沒有作奸犯科,但也和一切沒什麼關聯,恰好可以讓讀者跟著他的腳步,用相對客觀的立場看事情。

為了要讓角色保持中立,我在情節上做了各種調整,比方說主角對於自身行動,是否應該有所疑慮?或是在事後會自我反省?在故事最後,因為所有的證據都已消失,主角選擇將兇手交給另一名角色私下了結。但他也開始質疑自己,不確定自己的正義是否正確。而這個「怎麼做會比較好」的疑惑,也是小說的重點之一。參與社會運動時,我們很容易就選邊站,不論是否明確表態,都已經在心中有了自己的立場。因此,《抵達夢土通知我》處理太陽花運動的時候,是用比較抽離的方式去觀看,是否真的為社會帶來正面的效果?

就我的立場而言,太陽花運動之後,社會是有改變的,即使某些觀念仍難以動搖。我們這一代六年級生,在戒嚴時代出生,讀中學時解嚴。對從小學習的黨國教育那一套,幾乎是無條件信奉的。政治對上一代,乃至我們自己來說,都是骯髒且複雜的事物。所以我的父母,現在還認為柯P應該好好當醫生,不該投身政治。但民主體制,本來就非選擇聖賢君王,是選出我們願意相信的人,並監督他的每項政策,讓他做好該做的事,因為民主不是只有投票而已。

然而,小說並不會告訴讀者,某件事情怎麼做才是對的。我們寫小說,是要告訴讀者,事件發生後,會產生各種不同看法,即使作者與角色的價值觀,會偏向某種立場,也未必是最正確、最應該做的方法。因為小說能做到的,是提供讀者一種觀點,而不是給予讀者標準答案。

 

作家臥斧

(小路╱攝影)

台灣的隱喻與希望

Q 主角因為失去記憶,總是扮演著疏離的旁觀角色,但介入事件之後,卻又因著自身的正義感,持續深入調查,並找到通往真相的道路。這樣的反差,在你當初創造角色的時候,有什麼特殊意義?

 A 這個角色,其實就是台灣人的隱喻。他是個沒有自己記憶的人,但擁有讀取他人記憶的能力。就像台灣人,容易取得國外的各種資訊與文史知識,卻往往不太清楚台灣自身的歷史。原因是我們的歷史被切割的非常破碎,權力當局也會掩蓋某些事情。

面對社會議題,台灣人的態度也是冷漠的,只有感受到威脅時,才會起身反對。但是這些反對意見,往往是建立在資訊不足,乏客觀事實支持的狀況下,用「後真實」的角度理解議題,卻往往喊得最大聲。比方最近的同婚運動,反對者因為恐懼和不了解,起身反對婚姻平權,或是拒絕修改民法,甚至指責同性戀會讓少子化問題更加嚴重。

故事主角失去記憶,因此不確定自身位置,也認為自己與社會無關,採取疏離的姿態旁觀世界。他從未主動要求辦案,總是被動接受老闆的命令,或是因故被牽扯到事件之中。對於事件背後所牽連的社會議題,他也沒有明確的價值判斷。而這樣一個角色,如果被迫面對事件,他會選擇怎麼做?這也是兩部小說共通的主題。

吳叡人老師在專文中,認為主角不夠犬儒。但我認為,一個角色如果對自己的認識不夠,是沒有成為辦法立場分明、嘴尖舌利的犬儒人士的。因為他不知道該站在什麼位置說話。主角等於是在查案的過程中,一面尋找自己的身分。然而,也有可能在得知真實身分之後,因此自我厭惡,成為一個犬儒的人,這也是之後可能會出現的劇情安排。

 

抵達夢土通知我

衛城出版 臥斧╱著

抗議事件持續延燒,民眾衝進國家行政機關,一名失憶男子卻在附近暗巷碰見渾身是傷的女性移工阿嘉莎。有事發生 了,孤傲偵探登場,背景音樂是范.莫里森的〈Call Me Up In Dreamland〉。太陽花運動至今逾兩年,震盪仍殘留人 心,小說家臥斧穿針引線,將社會議題與移工困境融入推理敘事,更輔以經典歌曲,雙線並行,嚴肅與趣味兼具,給讀 者抽絲剝繭的痛快感。這城市並非夢土,所幸仍有硬漢熱心腸,為我們奪得一絲絲救贖的可能。

 

Q 吳叡人老師的專文中,認為《抵達夢土通知我》作為冷硬派小說「終究不夠冷也不夠硬」,甚至認為「要先徹底絕望,徹底不信,徹底犬儒」,「才能開始搜尋希望的蛛絲馬跡」。身為推理小說重度讀者與小說創作者,透過兩部作品,你想對讀者傳達什麼樣的信息?

A 冷硬派偵探,不可能去破壞體制、顛覆階級問題,頂多站穩自己的腳步,順手拉身邊的人一把。在我的閱讀經驗裡,這些偵探都是一群「口嫌體正直」的人,他們嘴巴很毒、很壞,看很多事都不順眼。然而,當他們介入案件的時候,為了找出真相或拯救他人,甚至連命都可以賠進去。

如果這些偵探真的認為,一切都不值得拯救,徹底不信有救贖的希望,根本就不需如此熱心。他們的行動,恰恰表示因為他們相信某些價值觀的力量,即使這份力量不足以撥亂反正,改變整個社會,但只要有機會嘗試,不論是自願或是非自願,他們都會試著將事情,往好的方向推進。

對我而言,冷硬派小說的出現,不是在告訴讀者,社會有多墮落。更不是要告訴讀者我們的社會爛透了,而是要告訴讀者,雖然社會很墮落,但還有人在撐著,每個人都可能是那個人。有人在那兒撐著,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對於未來的期許。就像宮部美幸寫的推理小說,有些很社會化,充滿人心的黑暗和純粹的邪惡。但即使如此,仍有些溫暖的東西存在,為了這份溫暖,人們應該要撐下去,想辦法往良善的地方前進。

《碎夢大道》或《抵達夢土通知我》的故事,是要告訴讀者,社會上有某些事情發生,應該去關心、去了解,不論你站在什麼立場都好,多找資料多看論述,讓自己更了解社會發生了什麼事,產生了什麼問題。而小說,或許正是一個改變的起點。

 


楊勝博
一九八五年生,臺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故事雜食者,小說、漫畫、影集、電影、動畫,都是每日生活的精神食糧。著有《幻想蔓延:戰後台灣科幻小說的空間敘事》(秀威:2015)。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文學》387期

 

0 comment

You may also like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