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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黑眼睛照亮世界|專訪鴻鴻

written by 李 筱涵 2018-04-26
用黑眼睛照亮世界|專訪鴻鴻

談起「詩作為文化干擾」,他說:「我把詩視為一種游擊戰。」我們如今已很熟悉街頭塗鴉、惡搞,通過旁敲側擊、嬉 笑 怒 罵 、小劇場和行為藝術的方式,跟社會現象或議題對話。 詩恰恰可以是一種武器。

依約來到夜晚亮起燈的金門街小酒館「小地方seams」,僅容旋身幾坪的空間裡,人們依偎吧檯。壁畫在鎢絲燈光裡融成朦朧劇場氛圍,這是劇場詩人鴻鴻日常與朋友的小聚所。

解嚴後的文化游擊

談起「詩作為文化干擾」,他說,「我把詩視為一種游擊戰。」我們如今已很熟悉街頭塗鴉、惡搞,通過旁敲側擊、嬉笑怒罵、小劇場和行為藝術的方式,跟社會現象或議題對話。詩恰恰可以是一種武器。他回溯讀詩論的經驗,當時幾乎沒人提過這種概念。有人說,詩跟社會要保持客觀距離,但他體悟解嚴後的自由非常珍貴,如果不去行使,等於不曾擁有。「如果現在還用解嚴前的美學和姿態去寫作,等於完全浪費了這樣的自由。我既然經歷過那個時代,大可應用在創作,給詩一種新能量,真正屬於這個時代。」他認為時代環境與做劇場、抗爭的人們給他許多靈感,詩應該是一種運動的方式。

暴民之歌》以「失能的立法院」、「擺盪中的智利」、「部長的記者會」三個場景表現詩的三種向度,關於台灣經驗、旅遊經驗和對文學定位的反思。從《土製炸彈》以來,鴻鴻一直想以國外的抗爭和社會進程對照台灣經驗,這必須旅行到當地,感受人們生活節奏,從臨場的身體感去理解。「光面對台灣經驗的時候,其實會很徬徨無助,你不知道台灣要擺盪到哪裡去,好像漫無目標。」可是這種沮喪會從觀察正在爭取獨立或已經獨立的國家中,探知台灣在哪個進程而轉為安心。他觀察到愛沙尼亞蘇聯解體後獨立,作為俄國附庸,它如何探尋自己的文化主體與定位,「這非常可以給台灣參考,全世界都有這樣的命運,我們不是唯一!」對照組令人有生存的信心,而座標給了他方向感。此外,他認為文學容易塑造崇高形象或批判社會的絕對正義,但這當中應該要存有自我反省,尤其要面對真實,抵抗虛偽華麗。「當你面對真實,就不可能自大。」人不可能永遠耽溺在過去自己文學所產生的影響中,必須看清當前時代社會脈動,持續對話、追尋文學真正的使命。

從《在旅行中回憶上一次旅行》到《暴民之歌》「在旅行中開始下一次旅行」呈現了鴻鴻創作觀轉折的軌跡。他在 30 歲時,認為詩是個人回憶情感的寄託,在往前走的時候,腦中仍在想著過去。「可是現在的我不這樣看詩了,我們即使在旅行中,卻已經要展開下一次旅行,或者隨時可能岔出,離開原本的軌道。」從回望過去轉向專注現在,他的詩變得更有可能性。

如果世界已然改變,鴻鴻希望詩集都能不用再版。「它應該寫完就過時了,問題應該要被解決。假如還有讀起來很有感覺的詩,那表示社會還在原地踏步。」他拿起新舊《暴民之歌》,除了編誤修訂外,兩版封面設計確實有其寓意。設計師李銘宸讓書封容易磨損,像劇場般隨著時間保留使用痕跡;也像這本詩集的即時性,事過境遷後留下時代意義。舊版的「黑中之黑」,象徵一個黑暗時代;而新版的白底卻是「黑底印白」,掩蓋在白色裡的陰影會通過磨損逐漸裸露,黑會越來越明顯,他笑說:「可能是指白色力量不可信任吧。」即便很多問題懸而未決,他還是十分樂觀持續著革命,仍要在生活與它耳鬢廝磨的抗爭。

暴民之歌

左,新版《暴民之歌》;右,舊版《暴民之歌》

功成身退,卸下武裝

對他來說,一手創辦的《衛生紙+》就是定位清楚的刊物。但他發現創刊後期有同質化的危機,雖然它針對某些議題,火力更集中而言之有物,但大家漸能預期它的樣貌。「當它有所預期的時候,其實詩刊可以不用再出。這些事,就算沒有《衛生紙+》也應該去做。」他認為大家與其仰望燈塔,不如用自己的黑眼睛去照亮自己的路。它這八年已功成身退,接下來是詩人們的事了。至於最近黑眼睛出版的《K書》,主要是中國年輕詩人列維的構想。《衛生紙+》基本上是認稿不認人,而這本書比較像是將名家集中,展現文壇的中堅能量。它的「硬核」概念有趣在擺明就是要硬的、長篇,最不討好任何人的東西。他說,「也許在這個輕薄短小的時代,它還是有某種力量吧?」而黑眼睛在此比較像一個支援平台,讓有特色的刊物出版,鼓勵年輕人發揮它的可能性。

「小孩是個意外的禮物,而且來得恰是時候。」談起小孩,鴻鴻笑彎了眼。如果早個十年,他還有很多街頭要跑、很多創作要做,也許不會是個好爸爸。但他現在逐漸不在意能做出什麼,反而樂於將資源共享。更多生活重心移回家庭,過往劇場的黃金工作週都變成小孩日,看戲頻率也大幅縮減。「但跟小孩相處非常快樂,雖然有時很頭痛,可是他只要有一個眼神、一個手勢給我回饋,我就超級滿足。」孩子讓他更放鬆生活,不再汲汲營營於創作,而是看生活帶來什麼。「旅行是與小孩完全相處,帶著他從早到晚去經歷這個世界。」他開始學薩克斯風,每天和小孩開心玩樂器,展開新生活。「學薩克斯風變成我接下來十年最重要的事」,他拿出最近讀的《爵士樂十三大師》,俏皮地說,「不曉得十年後能不能組一個團來演奏」,從事演奏,他其實只為開心。

跟小孩相處非常快樂,雖然有時很頭痛,可是他只要有一個眼神、一個手勢給我回饋,我就超級滿足。圖/YJ

詩與戲劇,紀錄社會的媒介

劇場對鴻鴻而言,是當下對社會或各種狀態的總結。《戰場上的野餐》,雖然是寫於 1960 年代的劇本,但呈現在舞台上,仍可以如此反映當前。他們把實驗劇場變成一個野餐場,讓觀眾跟演員在野餐墊上一起開演,從內容到形式都是他最感興趣的集結。戲劇從籌備到完成至少要半年,如果一看就知道怎樣的題材,他很快就失去興趣,所以一定是很有趣,但他根本不知道會怎麼做,完全用一種好奇、期待的心情去摸索,然後才慢慢形成戲來。

在七月,鴻鴻有個「與異鄉人午餐」的計畫,到柏林駐村一個月。同樣以參照座標的概念,呈現在國際都會裡的異鄉人肖像。每天找一個人,為他拍照、寫詩;然後再搬回台灣實踐,同樣找一些異鄉人來午餐,兩方結合成一個計畫性寫作的作品。「有點像紀錄片,內建隱形的 camera 去拍攝一些人的故事,只是用詩與照片呈現。」無論詩或戲劇,對他而言都只是紀錄的媒介。劇場是一群人聚集的臨時組合,回應他當時的社會與生命狀態,演完就消失。而詩,則用來不斷與社會對話,「我並沒有想追求什麼藝術高度。重要的是,它反映我很多想法,是我探索世界、跟這個社會溝通的工具。」這是一個劇場詩人面對他的詩與戲劇最樸質坦誠的態度。

大家與其仰望燈塔,不如用自己的黑眼睛去照亮自己的路。圖/YJ

 

 


李筱涵
台大中文所博士生。文學研究兼自由文字工作者,詩、散文與採訪散見報紙副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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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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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hinhin 2018-04-30 - 19:12:54

你好,我是本篇專訪的讀者,有個與專訪內容無關的小煩惱想提出:網站本身的背景圖片相當干擾閱讀。不知道在此留下訊息,能傳達至哪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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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凱文 2018-05-01 - 11:23:13

謝謝你的批評指教,我們會儘快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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