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糧倉啟用後的週末，即迎來第一場國際作家的對談講座。講座由圖書版權經紀人譚光磊主持，邀請印度作家舒班吉・史瓦魯普（Shubhangi Swarup）與吳明益，交流彼此的書寫經驗，並探討關於人與自然、關於認識世界，這些他們共同關注的生命課題。
從《複眼人》到《寂靜的緯線》的因緣
2019年，為了力推舒班吉《寂靜的緯線》繁體中文版權，譚光磊在書訊中寫下如此類比：「《微物之神》的魔幻筆觸加上吳明益《苦雨之地》人與自然的故事、短篇連作的結構。」他當時並不知道這樣的信手捻來，已悄悄揭示了一段緣分。
當舒班吉得知，《寂靜的緯線》獲得2024年Openbook好書獎，她寫信告訴譚光磊想要來臺灣領獎，因為在創作這本小說的七年間，為了抵抗英語世界的出版霸權，她只讀翻譯書，在譯者朋友的推薦下接觸了《複眼人》，深受啟發。譚光磊表示，以前我們希望被世界看見，現在不但看見了，還可以影響其他國家的作品，「這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珍惜的事。」
在斷層線上聆聽故事
作為一名小說家，舒班吉將自己定義為故事的聆聽者：「我對待一枚貝殼、一隻昆蟲，甚至是獨處的夜晚，都像我在閱讀的時候，是同樣神聖的時刻。」
《寂靜的緯線》以斷層線作為敘事主軸，舒班吉指出：「我們的想像力為什麼要被政治邊界限制呢？」對她而言，印度次大陸的政治邊界不過與她父親年紀相仿，「海洋與季風對我的影響，超出了任何君王、神明或獨裁者。」她也強調，印度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擁有幾百種不同的語言，「我只代表我自己，而不是印度這個國家。」
她把小說設定在從未造訪的緬甸、尼泊爾跟邊境爭議地區時，好心人總是勸她待在舒適圈—「這就是控制女性最簡單的方式。」但她選擇冒險，讓故事有機浮現。她前往偏遠村落當公立學校的老師，無水無電、沒有手機訊號；在緬甸，她是臥底記者；在加德滿都，為了深入舞廳文化，她甚至喬裝成皮條客。
「我的脆弱反而成了我的超能力。」因為不是身高一百八的壯漢，她總是滿懷好奇，連結那些常被男人視而不見的渺小世界。
吳明益
魔幻、寫實，抑或自然？
《寂靜的緯線》剛出版時，被冠上魔幻現實主義的標籤。舒班吉對此甚感不滿—為什麼白人男性的自然書寫被視為寫實，換作是年輕印度女性書寫自然，卻只能反映後殖民政治呢？這本小說也常常被貼上「生態小說」的標籤，但舒班吉認為，這剝奪了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對自然中的科學以及靈性的欣賞。
她表示，這本作品試圖用結構取代情節，讓萬物都能在其中呼吸，不把時間視為線性的箭頭，也不把空間視為等待被殖民的疆土。她進一步思索，人類是生命的起始點嗎？若非如此，那為什麼故事必須以人類結束？《寂靜的緯線》正是以日月相戀的故事收尾，如同她視野開闊的詰問：「我們是否可以讓人類的故事回到原本面貌，作為連續運作、更崇高力量的一部分？」
我們如何認識世界
吳明益以「認識世界」作為回應舒班吉的核心。我們常常喊著「讓世界認識臺灣」，但他反問：「臺灣人其實也不太認真地想認識世界，為什麼世界一定要認識臺灣呢？」他提到花蓮有一家咖哩店，老闆非常生氣地說，臺灣人進來都認為他是印度人，但招牌明明寫的是巴基斯坦。略帶無奈的笑語中，他提醒，這件事應該是要雙向的，「我們一定要更加渴望，透過讀文學去認識別人的文化體。」
而作家該如何認識世界？吳明益從臺灣獨特的文學獎體系談起，雖然這些獎項鼓勵年輕作家積累作品，但他其實覺得這並非優點，「我被這個體制耽誤了好幾年的成長時光。」反觀舒班吉，為了這本小說走訪各地，還未得到任何文學獎，「她為這本書做準備，不是先成為作家，而是為了其中的材料去拓展她的視野。」
對於《寂靜的緯線》的結構設計，吳明益提出了相當動人的解讀。他引用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其中提到文化的傳遞不是南北向而是東西向。因為在同一個緯度上，人們帶著的種子可以發芽。這四個不同的故事，是由情感的緯線所聯繫，「在橫向的緯線上，我們才可能把自己的靈魂、感情、想法傳遞給另外一個人，它會發芽。」
吳明益感性地說，舒班吉給他最大的讚譽就是造訪花蓮——「當一個外國讀者讀了你的作品而想目睹這個風景時，這是對作品最大的讚譽。」而他希望未來在課堂上介紹《寂靜的緯線》時，學生也會因此想要深入了解印度。
舒班吉．史瓦魯普
自然的翻譯者
「您是否認為作家也能成為自然的『翻譯者』？」吳明益接續提問。舒班吉表示，她試圖在小說裡置入生活中慢慢佚失的自然詞彙，例如「造山運動」（orogeny），或者是發展出新的語言來描述自然概念及感知方式，如此一來，作家就可以像科學家一樣，作為自然的翻譯者。
舒班吉更進一步表示，寓言、神話、民間故事，其實是理解科學的關鍵，就如左右大腦的平衡，我們需要創意，也需要科學。然而，她感嘆，很多其實透過觀察就會知曉的事情，例如動物也有個性，我們卻必須透過科學才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所以我們需要作家或不同領域的人來參與知識生產的過程。」
時間感與神話
談及神話與民間故事，舒班吉反問吳明益：「民間故事的時間感和現代小說中有何不同？您認為神話在當代小說裡的價值又是什麼？」
吳明益分享了母親的故事。清明節祭拜父親，母親準備了供品，他開玩笑說：「如果過了二十五年還沒投胎的話，也太慘了。」他的母親卻說：「恁老爸毋是舊年才曲去（你老爸不是去年才過世）？」在她的情感時間裡，父親似乎還這麼地靠近—這就是所謂民間的時間感。
「我很喜歡運用好像已經死去的神話故事，」吳明益說：「世界怎麼建立，我們現在有科學說法，可是我們的先民有各自不同的解說。」在《苦雨之地》中的〈雲上兩千米〉，他用了排灣族的創世神話：因為族人死於大水，最後只由一人一雲豹繁衍後代。雖然聽起來是雜交的故事，但卻是為了彰顯我族的特殊跟優越，「這是多麼美好的民族自信。」而《海風酒店》則寫了太魯閣族的巨人傳說，巨人勃起時變成一座橋，族人就能過去對面的山上，但巨人很頑皮，讓長得醜的人淹死。吳明益特別提醒，我們不能用當代的性別觀念與倫理來檢視這些故事。這個故事在表達什麼？是「我們太魯閣族人這麼漂亮」這樣的自信——「我們理解這些故事，也就理解了他們對於世界的某種看法。」
講座最後，吳明益提到下週是小說課的最後一堂課，但這堂課不會是讀魯西迪、也不是讀舒班吉，「我帶他們去趴溪。」不同於溯溪的持續移動，趴溪是在固定的水域裡觀察，看流過眼前的景象是什麼、有哪一些物種，彷彿時間在面前流過。
「對我來說，這或許是學習寫小說的一個重要方式吧！」如同舒班吉為了寫作，深入未知的境地，採集眼前流過的人事物，以文字重構時間與故鄉，「我也是如此。」吳明益肯定地向舒班吉點了點頭。
撰文｜游騰緯
臺大翻譯碩士學程筆譯組畢。自由譯者、文字工作者，譯有《藝術家之死》、《音樂之戰》、《一九八四》。
圖片提供｜臺文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