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不算公允，但我以為讀郭品潔的任一本詩集，都該知曉一個重要前提：詩人身患某種特殊的病。在二〇〇三年底出版的第一本書《讓我們一起軟弱》的後記裡，詩人寫道：「如果說人生是環繞著自己想要（或逃避）的東西的一連串行動，從青春期開始，由於某個特殊的病，川流不息的疲倦和舉步維艱使我在大部分的時刻選擇了不行動⋯⋯」

以此作為線索，我們會發現，詩人看待萬事萬物的觀點，都從一副脆弱而苦痛的身體出發。詩是他抵抗不行動的行動，如少年的自己對他說的：「至少⋯⋯至少我們還寫了那些詩。」亦應合了他在第二本詩集《我相信許美靜》裡所陳述的：「寫詩就是承受失落。」

寫詩也是代替身體去回應失落，是表明身體有時就是失落本身。消逝、離散、求不得，都緣自肉身有限。因為特殊的病，郭品潔充分體悟詩有「離肉得樂」的自由，且掌握詮釋權：身體是樂園與失樂園並存，若有一條隱隱分隔的線，郭品潔的詩就是在製造那條線。

新作《尼安德塔樂園的嘆息》則進一步對「那線」做出說明。詩人以早期智人人種的存世基因定義寫詩的欲望與能力，又因幽魂般憶往的召喚而驅動：「詩歌迫近我——如一股強大的基因流動。」

所以說特殊的病，或許更像是不得不寫詩的病？有些人寫詩是出於某種追求，有些人寫詩卻像是不得不，郭品潔更似後者。某些微病感受唯有詩能精準代言，說出「忍住疼痛不想哀鳴」的原因，說出「只要沒被人一腳踩熄／香菸會一直升空，升空／希望天使在乎的不只潔淨和心」的願望，以及「控制心的收縮／為愛效勞」的負擔。

詩也讓他在〈回診〉中看「飲水機是觀音／便斗以寡敵眾／電梯痴漢擔當」，是苦中作樂，也是甜口良藥。詩形容他的膝蓋「像一對告密者／在屋子裏發冷」。詩是「怎麼致命怎麼可口」，也是「盡可能艱難——／盡可能輕易——／留下的／殊途同歸」。

需要特別一提的，則是〈額葉言〉一詩。電影《飛越杜鵑窩》講精神病院裡的清醒者被切除前額葉，進入痴呆狀態，〈額葉言〉則以大篇幅的逐字稿般描述失能（或失智？）者的語言（身體）障礙與不可克服，逼視到碰觸眼球的程度。

那裡有所有病者想被理解的一切掙扎，唯有另一個病者，能如此全然包容，用他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