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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作家|在沼澤行走與寫作的人──專訪周芬伶

written by 蔣 亞妮 2017-02-28
當月作家|在沼澤行走與寫作的人──專訪周芬伶

還在大度山上念書時,我是周芬伶老師的學生,那年的大度山空曠野蠻,經常吹著像要把人刮下山的強風。和周老師相約訪談的那日,冬陽很暖,咖啡廳外的陽光曬得我後背冒出薄汗。周老師說《濕地》的書名,是在小說寫到一半時,慢慢形成的,因為那吹得我年少時頭痛欲裂的風,漸漸停了。她說:「大度山越來越潮濕,恍若溼地。」周老師於是眼光落得很遠,山上已不像從前,山冷風狠。現在的大度山改吹起了南風,因此濕氣非常重。於是,這幾年她都在抵抗白蟻,牠們不斷把家中桌、椅吃光,各種東西都在不斷壞去,白蟻卻殺之不盡,無所不在。她說:「那種無所不在的毀壞是最可怕的。」我恍然明白,就和我讀見的《濕地》主角們一樣。他們不斷被濕地淹沒,習慣了毀壞、陷落,成為了在沼澤行走的人。

寫小說與散文的不同? 

Q 《濕地》裡穿插了許多番外篇,有〈草原的律則〉、〈哪裏去東北季風〉、〈時間畫〉、〈戲院〉、〈那開滿百合的山谷〉等八篇。妳在後記中提到,若把這些隨筆抽走,書便好像失去支柱,空空落落的,所以最後還是保留。這些錯落在小說中的散文,算是這本小說的情感依託嗎?對妳而言,寫作小說需要準備的與散文有什麼不同?

A 這八篇番外,像是與小說互補的關係。《濕地》其實有那麼一點自傳色彩,不是太多,只有一點。因為不是刻意要寫自己,更像是書寫一種精神概念,一種烏托邦般的情感。但在我寫完小說之後,總覺得單薄,卻也不知道少了什麼。後來,我開始寫番外篇這些文章時,意外的順暢,大概是它們很貼近我現在的心情。像是離開家族後的我、我居住的環境,包括我對自己人生的回顧。

我認為這些番外篇的散文,不盡然是灰暗的,反而帶著一點救贖的味道。這一點救贖,恰好就給濕地中迷惘的人們一點光芒、一點希望。所以我才會用纏繞的方式,把小說與散文交織在一起。當時我也擔心,這樣子做會不會讓書變得更不易讀,因為《濕地》原就不太好讀,我試過把番外拿掉,但總覺得少了什麼。這十幾年來,我同時間會寫兩到三種東西,當一個卡關就寫另外一個。就像抽屜一樣,當這邊關上,另一邊就開出,這大概是我寫作的習慣。所以久久會有那麼一次,幾本書剛好同時完成。《濕地》也是如此,我在小說、散文兩者間發現了一點交集,於是就把它們兩者交織一起。

寫小說比較需要材料,尤其是長篇小說,常會覺得自己處在永遠不夠的狀態,自己的經驗寫完了,但小說並沒有完結。小說需要被放著,直到有新的想法出來,才能變得更加飽滿一點。散文則憑一股氣,有時候靈感來的時候寫得非常快,是你自己也無法控制的。比如《濕地》裡的散文,幾乎都是在幾天內一氣呵成的。對我來講,寫散文是非常快的,不是等待,就是發動,只有兩種狀態。小說則是就是要等、要修、再放,須等它慢慢發酵。

 

周芬伶

(小路/攝影)

創作散文的建議?

Q 《濕地》裡的隨筆散文,非常精彩。妳曾表示它們即使是散文,卻「分解到幾乎歸零,虛實交錯,人我不分,妹妹與其他人都是象徵詞。」寫作散文這麼多年,有什麼可以給正在寫或想要寫散文人的建議嗎?比如真實性、比如如何面對他人的眼光?

A 對我來講這也是個難題,因為我寫的東西都非常私密,涉及到我身邊的人,我的爸爸媽媽、妹妹甚至是情人。他們的反應通常是不高興的,所以有很長的時間,我已不再寫我身邊的人,比較著重在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要抽離於私密書寫,寫小說也是個出路,它可以不必碰觸到貼近的人。這次寫到妹妹,也是一個偶然,我一直沒想過要寫妹妹,但自己一走進去,才發現是控制不了的,理智已經完全失去了。所以寫完後,我也會擔心妹妹的心情,但還好我有三個妹妹(笑)。於是,我把三個妹妹寫成一個妹妹,所以「妹妹」並不是單一的角色。至於散文的真實感,我認為事件、人物本身都必須真實,但是寫法卻可以誇大與變型。

《濕地》裡不論是小說或散文,我都是這樣處理的,相較原來的東西它是有些失真的。但並不是說,這樣一來散文就可以虛構,或把它寫得非常不真實。因為情感畢竟是真實的,以那樣的真實情感出發,在小情節上可以修改。或是以一種顯微鏡的視角,做些非常、非常細微的處理。

所以我便一直放大,放大到最後有些失焦,不再是一比一的比例。正因為這個顯微式的「細」,它事實上不再是肉眼看到的真實,而成為了另一個次元的真實,但情感還是得要真實。

如何面對別人的眼光,我必須說,如果你想寫的是一個很迫切的、沒有寫出來會很難過的事,那不妨就先把它寫起來放。我現在有一個做法是,寫好後我會拿給當事人看。比如寫我兒子的,會先給他看,若他覺得不舒服,我就把它拿掉、改掉,就像我也會把《濕地》給我妹妹看,若她覺得不好,那……再說吧。我寫作那麼多年,其實家人也有點麻庳了,似乎也不能叫我不要寫。現在書也出了那麼多本,他們也發現,大家並沒有把書中的事過於認真看待,或危害到他們生活,所以家人也在慢慢適應我。若出發是善,他們應該都能感受到。

所以寫散文,就勇敢一點吧。我認為寫散文是種自我探索,過程中會不斷有所發現,但還是只與「自我」有關,就算會注意到他人也是一種連帶關係。所以不妨用一點時間,來換取他人的瞭解,勇敢一點。

 

濕地

 《濕地》裡最喜歡的角色?

Q 《濕地》裡的每個人物的共同性,來自他們全都與一個寫作班和導師康德有關聯,像是:歌德、女記者胡漣、五海、麵疙瘩都是。在這些人物之中,妳有最喜歡或最懼怕的一個嗎?

 

A 應該是胡漣吧,其實她就是我當時會寫這本小說的動機。我想由寫她來探討「謊言」,一個生活在謊言中或是已經把說謊當作保護工具的人,就像田中實加這樣子。我認為那是一種病態,因為胡漣在媒體界,所以也想談媒體中的真實與虛幻。一開始想藉胡漣來寫,後來才慢慢擴大成一個寫作班的故事,旁邊的人反而是次要的。溼地中的女主角,感覺上會是歌德,但其實是胡漣。胡漣的故事是比較完整的,其他人的故事比較碎裂,是一塊塊碎片組合起來的。而胡漣則從出生寫到了老,結構線比較完整。

若說懼怕的角色,應該也是胡漣吧。在前幾年裡,我有幾個好友都在網路上,因為散文虛構與否的問題受過攻擊。那時,我沒有做什麼回應,但我看得到他們自身的傷害與轉變。這當然也是寫作者共同要面對的處境,會不會有一天,忽然你寫的東西,別人認為裡面並不真實,或過於真實。我自己也會懼怕,我也有這樣的一天。

 

周芬伶

(小路/攝影)

下個寫作計畫?散文或小說?

Q 曾在雜誌與上一部小說《紅咖哩黃咖哩》的自序中,讀到妳有一部長篇小說《花東婦好》的寫作計畫,聽說它已寫了將近十年,下次我們會讀到這本小說嗎?

A 同樣在去年的十一月初,我完成了兩本小說,《濕地》和《花東婦好》。原本打算兩本一起出版,但後來決定《濕地》先出,讓兩本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時間也不會撞在一起。目前還沒定下《花東婦好》的出版時間,如果幸運的話也許今年底會出,當然也要考量今年的出版景氣,或一年出兩本,會不會多了點。

每次寫完一本書,或臨近出書,我通常會有一段比較沮喪的時間。《濕地》也是。在校稿的時候,我經常想說不要出算了。這個時候,能夠解救我的辦法,就是趕緊寫些別的。所以,我把一九九九年寫的《張愛玲評傳》拿回來看,因為在一九九九年出版時,張的傳記資料還很少。但寫完後,忽然就跑出了一大堆資料,許多東西沒有寫進去,傳記就像只完成一半。二○一五年,我寫完《龍瑛宗傳》時,我想說「公平一點吧!」打算把我的第一本傳記寫得更充實點。而傳記這個文類,剛好在你的靈感被榨光時,有些修復的功能。 

 

周芬伶

周芬伶(小路/攝影)

 

「學生」對妳的意義?

Q 在《濕地》裡描述的東北季風,應該也和妳大度山上的生活經驗相關。在山上教人寫作,也是現實生活中妳和小說主角共通的經驗,在妳的作品裡也經常提起學生。妳認為妳想教給學生的是?而學生給予妳什麼意義?

A 在我很年輕不懂事時,我的老師就過世了,他還來不及交待遺言,我就莫名其妙的接下了重擔。二十七歲,我開始教創作課。那時它是必修課,全班七十多個學生,年紀都跟我差沒多少,真有點吃不消,因為我自己也還沒長大。差不多到了十幾年前,我才覺得自己成熟了一些,開始可以在教學上找到樂趣,雖然它是件被決定的事,但其實也蠻適合我的。我是個從來沒出過社會、一直在校園裡頭的人。感覺上,年紀大了,但心靈還跟學生一般。

我一直有很嚴重的社交障礙,當我走出校門面對別人,或跟家人、兒子,幾乎都是沒辦法溝通的,但跟學生就可以。其實我從沒想過要學生如何發展,我這輩子最討厭的身份就是當老師,也痛恨過這個工作。所以我不曾刻意要像個老師,或期待學生如何,比較像是我們一起在寫作,我喜歡這樣的感覺。大家沒有高低、很平等,在做寫作的交換、生命的交換,我喜歡如此。

 


蔣亞妮
一九八七年出生,台灣台中人。東海中文系、中興中文所畢,現於成大中文博士班。曾獲文化部藝術新秀、國藝會補助,並得文學獎若干。二○一五年出版首本散文集《請登入遊戲》。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文學》第3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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