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vious post
在《跟着宝贝儿走》面世前,我们邀请陈芳明老师作陪,两人一起谈谈黄春明老师的小说。春明老师善说、阅读量丰,叙事常如水波纹,扩延到既远且广的地方;芳明老师则易感、爱笑,时时协助爬梳、补充记忆与资讯。芳明老师说在这部小说付梓出版前,他们一起吃饭,春明老师一边说这个故事自己一边笑。小说家随之回应:这个意思是,如果你自己都不感动了,你为什么要写?至少我觉得很好笑。
Q 这部小说最初的构想从何而来?当中讨论了各种人与人之间偶然的相逢、不知是福还是祸的命运之事,春明老师为何借由性事的突出与喧哗连串整部作品?
黄春明老师(以下简称黄) 我很早就在思考我们常常说「自杀」,都是肉体的自杀。那么,为什么灵魂不会自杀?于是我想到,如果人的灵魂会跟着器官的捐赠──如果将「宝贝儿」捐赠给某个人──那样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的肉体上,那么,灵魂是否也会跟随?如果灵魂不想再跟着它了,那么让那个人死掉,是否就等于你的灵魂「自杀」一样?只是这样一个构想。纯粹属于自己的想法而已,并没有它的客观性。「灵魂」是什么?而灵魂为什么会自杀?我没有那个学识性的基础。我只是一直在思考关于「灵魂自杀」这一件事。小说里还是呈现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尤其这个社会,虽然说「男女平等」,但性爱关系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男人其实非常本位。自己完成了就完成了,不管女性觉得怎么样。时常都不同调。我是在提醒这个。
我也谈到奥国的作家Masoch(Leopold von Sacher-Masoch,1836-1895)提出的「Masochism」──性的被虐待狂。原来这就是过去老大人说的:「气(khì)、畅(thiòng)、忍(jím)」。女性的这种情状我虽然很难感觉,但我觉得包括性的种种生活就是男女不平等。而在今天这个时代,本来就是可以谈的。以前若男性通奸,虽然也是有罪的,但若发生在女性身上却是会被加以非常残酷生不如死的私刑。在过去的农业时代,很虚假,「性」绝对是道德问题。
陈芳明老师(以下简称陈) 把「性」道德化,就是儒家的核心精神。
黄 相当封建,所以女人被压抑得太过厉害。我在写作时,会根据一个脉络。阅读也是经验,生活也是经验,是各种的经验。它会input到我们的脑筋里面,我们什么时候要用它,不是把它output,叫出来。是它自己跑出来的。所以我原先有这样一个构想。但你要合乎情理,找到一个脉络出来。你要很小心。它可以从这里或那里出来。你要选对条,慢慢拨。
Q 小说其实包括了不同的社会议题。例如原住民议题、私娼议题、时事新闻的专业失衡及资讯焦虑等。以〈战士干杯〉为题的段落里,取自春明老师过往同名作品,描绘台湾近代史原住民族群所受到的暴力与压迫,让主角方易玄重新感觉「像被另一种历史撞击」。这些命题过去春明老师曾以重要作品加以诠释。在这部小说里,似乎重新将这些议题以浓缩精华的方式,再一次穿插在段落里,其企图显现的意义为何?
黄 我在一九八八年发表散文〈战士,干杯!〉。这部小说我就是重新再提起:我们以前是被殖民的,但在被殖民里还继续再殖民别人。台湾的族群中,我们闽南族群算是大的族群,但客家的,或原住民的族群是小族群,是被我们欺负的。《跟着宝贝儿走》里写的原住民女性娜杜娃,她是妓女,是被殖民者。方易玄与很多女性都有过性爱的关系,但从来没有碰到与娜杜娃一样的女性,在一起一点负担也没有。
陈 这就是所谓的「内部殖民」。我读〈战士,干杯!〉时非常惊艳,非常佩服黄春明只用三张照片,就串联、写出了这么精彩的故事。
Q 小说里也处理了不同年龄、性别、族群、职业的各种角色群。第一位出场角色方易玄是一位手拿最新型智慧手机,女友众多,跟开昂贵跑车的富裕富二代妈宝的朋友来往的时下年轻人,春明老师是怎么观察这些话语习惯,或揣摩这样的流行口气?
黄 不管你用什么语言和文字来写,都有四种形式:一是叙述、二是肢体语言、三是内心的,另一个则是对话。我以前写小说的时候,写的这些乡下人都不会讲国语,在他们的对话里若国语这么流畅,味道就不对了。所以对话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我要怎么让人家觉得这就是「台湾话」?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一个人的讲话可以大概知道他的背景:教育的、经济的、时代背景的,或修养的种种背景,都从他的语言,几句话,就流露出来了。如果你抓得准,比一笔一笔的工笔画,更真实。
Q 芳明老师如何理解春明老师这一部新作品?
陈 我觉得这本小说不是在谈「性」,而是在谈「人性」。只是性是最能够展现人性的问题。占有欲、偷窥狂,全部都是人性。《跟着宝贝儿走》其实就是跟着那样自私的人性在走。我觉得这个议题走在危险边缘。一失手就会变成黄色小说一样。可是黄春明拿捏得非常好。
Q 公开巡回的性交表演,在小说中被视为「文创」事业,关于文创的商业化与讽刺性,是在这部作品里想特别强调的吗?
黄 除了谈及性的开放性之外,小部分也把时下集体性的性活动当作「文创」。文创的全名称是「文化创意产业」。但文化是具有全面性、普遍性的。我今年八十五岁,和我父亲八十五岁时一定不一样。有时代的不同、文化的混合。文化有生命,会改变,也会衰亡,也会随着时代演变。但是,现在指称的「文创」──「新产品」就称之为「文创」。新产品就是消费社会的生命。名词特别多,动词都没有了。以前的语言,配合动作、行为,非常丰富。以前的动词细分化,很活。现在唯一的动词就是「买」。现在什么事情你不会,去「买」就对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狭隘,原来天生的本能也跟着衰萎下来。
陈 在小说里面,把性事当作文化产业,我觉得非常讽刺。
Q 是否特意处理成悲观的结局,以及带有强烈表演性的叙事方式?
黄 这里面错综复杂。我没有想过小说要成悲剧或喜剧。有感受,看得下去就继续看下去。如果读不出什么来,就是作者的失败;如果读出什么来,就是读者的省思。作者本身是第一个读者。我现在八十五岁,还有很多没写过的,虽然都讲给人家听过,但我想赶快写出来,活下来不希望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不然八十五岁了,都没生产,就这样消耗,不好。我不是不怕死,死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看过许多老的、年轻的死。现在变得比较复杂的是:黄春明──「我」,不是我一个人,是好几个我。我在小说序文里写题〈老不修〉,好像要做一点申明解释,那就还有一点以前的封建思想。有一个是不愿意落后的,现代的我。但是,还有很多跟不上的我。我说「封建」,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但以前是「那样才正常」,特别是男女的关系演变得最厉害。
Q 芳明老师认为这部作品与春明老师过往的小说,是否有所差异?
陈 我常常在说,我最敬佩的作家就是有一种「傲慢」。所谓的「傲慢」,就是无视于时间。时间老掉了,他还没老,继续在创作。
黄春明过去都写农村、善良的故事,例如〈甘庚伯的黄昏〉、〈溺死一只老猫〉都比较温暖。但《跟着宝贝儿走》就赤裸裸地写出人性的贪婪。而且人性的贪婪是不分性别的。这也是和时代的变迁,资本主义发达之后,每个人都拥有一份财产有关。男女平等就是要财产平等。过去买春都是男性,现在颠倒过来,一群女性要去观看,所以这部小说里,「女性」变成很重要的主角。人性当然是写得有点残酷。而网路或媒体的洒狗血,也是很残酷。和他过去的作品完全不一样。
★ 杂志签名版 //linkingunitas.com/order_420-0
★ 博客来 //linkingunitas.com/order_420-1
★ 联 经 //linkingunitas.com/order_420-3
★ 读 册 //linkingunitas.com/order_420-4
★ 诚 品 //linkingunitas.com/order_420-5
采访撰文|林妏霜
清大台文所博士生。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林荣三文学奖小说奖等。合著有《百年降生:一九○○-二○○○台湾文学故事》;著有小说集《配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