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平常相遇当月作家 【当月作家】如果不看过去,我们无从认知台北的本质是什么─张大春

【当月作家】如果不看过去,我们无从认知台北的本质是什么─张大春

written by 骆亭伶 2021-02-04
【当月作家】如果不看过去,我们无从认知台北的本质是什么─张大春

「我的老台北没有固定的座标,它在我们无法全然忘记的往事里,闪闪发亮……」。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台北书写,从原本的单篇邀稿到录制Podcast,乃至半年后成书,张大春《我的老台北》以小说笔法布局叙事散文,说出一篇篇好看的故事。有趣的是,有如原本沉在白瓷杯底的乌龙香片,注入热水后,一叶叶翻身舒展飞扬。不仅引人回味还没贴上「天龙国」标签的台北;也出了一道好题,召唤每个人心中不同版本的老台北,引动「我也来说上一段」的欲望。

有些话永远只说一半

Q:阅读《我的老台北》,想起了《寻人启事》,记录几十个在成长过程中遇见的人物故事。书里有段创作自述:「这个想法从此开始纠缠着我、困扰着我。我日复一日、时复一时地想要找出那一个偶然点,找出使我的人生之所以成为如此的原因。」这次是否算是延续了这个书写主题脉络?

A:先说个题外话,书出版之后,新经典出版社总编辑叶美瑶把书寄给了傅月庵,他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让我觉得意外。他认为,《我的老台北》是《寻人启事》的续集。我本来没有去想这个问题,但的确在《寻人启事》之前,我只写小说,有意识的从不写非虚构性作品,顶多就是书评或是小说论。但是写《寻人启事》时,基于不虚构的原则,一篇一篇的成了一本书。从《寻人启事》开始算起三年后,出版了《聆听父亲》,虽然有小说之笔,但仍然也是叙事的散文。特别提这两本书,是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最要紧的一个预备。写小说可以运用各种学习模仿,甚至偷来的技巧,去架构起不存在的东西,但写自己生活里的东西,又要让它有说故事的感觉,就不是太容易。

Q:的确是跟过去单写一个人物不太一样,譬如〈打表妹、电影画报和大时代〉这篇,从童年时士林片场《婉君表妹》拍摄现场的经历说起,然后是在不同时代与大学老师、胡金铨和王家卫导演的往来讨论。整篇像是舞台上接续有几组人物登场。

A:这本书里头的故事,有的写得早,有的晚,也有是去年才写、但其实早在脑子里已经打了多年的腹稿。对我而言,琢磨的是叙述的次第,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先藏什么、后藏什么?使得它比纯粹虚构的故事,更容易让人觉得像是小说。

既然提到了也就顺便讲一点。为了要让一个原本生活里无足为奇的平常事,有时会产生悬疑和惊奇性,有的会带点知识性,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述,就是要牵拖啦,所以把那些约略有关,但不见得实际有关放进来。举个例子,今天在脸书上一篇旧文章,出自《文章自在》,我改了题目叫做〈我的初级国语文教育〉,就是讲写文章靠穿插、掩盖、选择,看起来就才会有戏剧性,有些话永远只说一半。

比如说,我写中学时第一次参加作文比赛:「我和沈冬运气不错,拿了个全市第一……」」这里就不能停下来,得马上接着写,说明为什么会是两个人一起得第一。因为我对于这个第一是有所怀疑的,我觉得我写的太烂了,很可能是两人坐错了位子,是她得第一。前面又铺陈了一段我在学校怎么躲著偷看女生,这个情节看似跟语文教育没关,若是没写这一段,跟沈冬一起参加比赛的情境,就不容易突显。像是花边的枝叶,是辅佐的功能。一开始如果写成:「我和沈冬参加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就会觉得参加作文比赛,没什么好写的。后面还有一段我省掉了,当时同学说那就是下聘了嘛。我把得到奖品一对笔全部送给沈冬,没想到她也认为自己写的不好,就把钢笔还给我,自己留下一支原子笔,这不就更那个了。倒也不是害羞,我们都老了,无所谓,重要的是,这段太强烈了,写进来语文教育的主题就被淹没,变成写少年情怀了。

小说笔法,也就是所谓的安排、布局,在戏剧、电影里叫作场面调度(Mise-en-scene)。很多人说,我写的很有画面感,之所以会有画面感,乃是让读者持续的锁在一个意识状态之下,这个意识状态是在流动的画面之中,并不是说,我写了这个人吃了鱼子酱,是什么颜色;去形容你眼睛看到的画面是没有用的。且不能每一句都有视觉感,会很凌乱,让人不知道先看哪里。我的《文章自在》讲了很多,这是我很得意的东西,但说穿了没什么,就是工匠活儿嘛。

台北是一直在变化的城市

Q:刚才提到书中的一些段子,积累沉淀了很久,为何选择在这时回顾?

A:台北是一个不同时间一直在变化的城市。举个例子,在捷运通车之前,台北曾有交通黑暗期,是我最痛恨的。那段时间,每天从西区到东区不过十二公里以内,来回至少要开五小时。我那破车曾抛锚在路边好几次,我,那时还不到三十岁,黄金岁月都埋葬在台北黑暗期,痛不欲生。那时的台北让你觉得在瞬间已经不一样了。我想说的是,台北基底的变化已经发展了四十年。诗人杨泽来上我这个节目,他用从Urban到Metropolis这两个字来代表。我并不太想老是在回忆或凭吊,但如果不去看过去,我们无从认知台北都会的本质上是什么。

我认为台北的本质没有变。相不相信,在仁爱路最高级的蛋黄区,很多人还是会穿着睡裤跟蓝白拖,晚上出来逛,这时外省或本省人都一样的,是一种乡下人把大马路当自家后院的概念,想想那场面也是难得一见的。不要老是羡慕花都巴黎,每个城市性格不一样,台北的发展既漫长,本质上也没什么太大改变,这就是我们的文明。

Q:八十年代,你当兵放假会去麦田咖啡馆,包括詹宏志、李宗盛、周华健等,谈谈当时一群刚起步的文青,泡咖啡馆的情形?

A:就是我前面是画漫画的老琼,后面是导演杨德昌,彼此不搭嘎,可是都坐在一起。老实讲,有趣的倒不是后来一些很闪亮的名字。而是每一个不同行业的人,到了某一个聚会里,发动了某些化学反应以后,就会不计代价的合作,并不是你给我多少钱,或是能给我一个Job。同样有一次,我写在书里面,罗大佑扔了一件皮夹克就跑了,也没有回来找,后来夹克变成漫画家老琼在穿。我拿了老琼一卷录影带,还记得是平克.佛洛依德的《The Wall》,丢那边也没人要,我就把它据为己有。最后咖啡馆收了,我还欠詹宏志三千元的帐,到现在都没还。彼此间的流通是既随时又不设防。

Q:不但不设防,而且突然间可以合作,那时还没斜杠这个名词,气氛上算是文化沙龙?

A:斜杠就是你不会做的事,去做做看。那时每个人都在做一些,自己没把握,对方也不知道你行不行,但事情就慢慢地堆进。像《超级市民》的导演万仁找我写歌,我一直相信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他找来李寿全,李寿全那时已经是大音乐制作人,资历比李宗盛还深。找我也是莫名其妙,可能就因为我在那边喝酒,不是我的话,就是别人,说不定人家写的更好。那里就像家冰果店加唱片行,大家都很不称头的。当时没有3C产品,人跟人的联系,只能蹲点。因为你知道某个人会蹲,你也跟着蹲,或许也不一定是找他,说不准是要找他接触的人,自然形成小聚落。

把被撕裂的东西重新弥缝

Q:对现在刚要起步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要说的呢?

A:我听到的在忧虑或焦躁的大多都是关于机会,不管是工作、赚钱或者是成功,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当时手边到处是这样的机会。因为当时正好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外放,对外开放,对自己也是,尽管社会运动很蓬勃,涉及政治理念的冲突是有的,但没有从根柢上撕裂。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撕裂后的社会,美国是正在撕裂中。撕裂的社会想要再缝合起来,是几个世代做不完的工程,而在弥缝这一整个撕裂的社会状态,很可能是下一两个世代的新的机会。像最近参与的音乐剧《你好,我是接体员》,导演、编剧不约而同的会想,只要是在社会中存在的语言,能不能都放进一些。当然不只我们,年轻人在创作Rap、Hit Pop时,也会把语言元素放进去。我一定要强调这还都是很表浅的,以后会慢慢深化,当真正深化后,会把人的感情里被撕裂的东西重新再弥缝起来。

Q:书中写到大学老师王静芝叮嘱你,得老实做学问才能创造戏剧的真实。你擅长写大时代的小人物,谈谈如何丰满人物的血肉?

A:世界上没有大人物,姚明、身高两百六十几公分,可能算是(笑)。梁实秋说过,任何一个时代都没什么大的,一句话把它说穿。我倒觉得很多我们误以为比较伟大的事物,必须有它的家常或者日常面,才会可信,也才看得出人的价值。

写作得去接触材料,我也是这样被操过来的。有一次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问我,他要回顾七○、八○和九○年代,让我为他讲一段。我说你这样太笼统,还不如比方说,一九七八年一月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手上有光复书局出的《中华民国全纪录》、《世界全纪录》、《台湾全纪录》等。功夫都在材料里,空有一张嘴,想知道八○年是什么样的年代,就只能是你忘掉的年代。虽然只是个索引,但它能唤起一些记忆,就是看当时自己生活里面有过什么。

要做这功课也很简单。比如说要谈苏东坡,就要把宋史中从宋仁宗到宋徽宗,这段历史看一遍。再对照我原来知识里面就有的东西,譬如徽宗还没当皇帝之前,原来是端王,这在水浒传里可以看到,就是跟高俅一起踢足球的家伙,这在正史里没有,一般顶多知道宋徽宗是艺术家,不知道他也是足球健将。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是历史的灰烬,扫在畚箕里,如果不扫,连垃圾的作用都没有。我不管是写小说、做戏剧或电影,只要涉及到所谓的历史材料,就是这么做,才能够有解释,才能形成观点,如果连材料都没有,就不要说观点。这些东西都存在的,而且都离我们不远。

有脸书之后,常常会有人上来问一些问题,也帮助我做了不少知识扫垃圾的活动。我强调的是,一本宋史、五代史、唐史和一本史记,始终在我的书架上,不拿来用放著就是垃圾。一旦用了,怎么把它结构化?怎么取出有用的养分?找出明显的或是不会错误的意义,然后再寻找解释的方法,这些东西去到最后,就形成了你的作品。

《我的老台北》
张大春,新经典文化

透过个人生活经验和感触,张大春勾勒了从前的台北,回味如今不太看得见的地景与人事。从五○年代的三轮车、老式电话亭,父亲取代沙场征战的红土网球场,一路到八○年代文青蹲点的咖啡馆,乃至进周刊工作,因一个报信人,意外踢爆刑求案外案等。诚如詹宏志所言,「当时的台北,正在形成一种寻找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的气氛。新生事物,有的厉害、有的可笑,但都有一种勇敢向前行的姿态。」而从这辨识来时之路的回溯中,也让人重新弥缝对台北、对家的情感,重新与自己贴近。

采访撰文|骆亭伶
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小日子》副总编辑。两个毛孩的妈,喜欢山居、阅读与旅行。著有《制造有机的幸福生活》、《认真》,合著有《好物相对论》、《讨海魂》、《台积电的绿色行动》等。

摄影|小路

场地协力|NEWS98

0 comment

发表意见

这个网站采用 Akismet 服务减少垃圾留言。进一步了解 Akismet 如何处理网站访客的留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