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書評】攜帶著真相上路，與脆弱共生 關於東來《奇跡之年》

東來曾獲豆瓣閱讀徵文大賽首獎，我初讀她的小說是二〇一九年的《大河深處》。那是一篇明亮、綻放出「光」的小說。開篇寫雨下了三天三夜，但是到了第四天清晨，晨光穿透了烏雲，於是「我」繼續上路。「我」是生活在都市裡的女孩子，去往大河深處追蹤一個陌生、民國時代的男人——名叫路翎，和你也許熟悉的文學史上著名的七月派作家同名——的生活足跡。路翎中產家庭出身，世代為茶商，偶然遇到一對來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然後拋妻別子、放棄所有，追隨傳教士深入到偏遠、人跡罕至的雲南山寨里去傳教。女孩子見過路翎的一張新婚照片，好像被電擊中了一樣，「老黑白照片里的人都發出柔光」。也許被這柔光所召喚，女孩歷經千辛萬苦來到了路翎當年安居下來的山寨。她看到一間破敗的房間，旁邊是用石頭搭成的、僅可容納一人彎腰爬進去的「一個人的教堂」。這時 「光」又出現了，「暮光從石頭錯落的縫隙中透進來，構成一個光之十字架」。多麼震撼的一筆，「光」是信仰、真理、承諾，也可以理解為高貴而偉岸的人性。

在東來的第二本小說集《奇跡之年》中，「光」的主題被複雜化了。我注意到兩個跡象：首先，《奇跡之年》中的阿來，夢里聽到一個聲音，命令他「往西邊去」。這神秘的「聲音」不能實體化，近乎至上而絕對的召喚、指引，昭示著一種純粹的、非經驗的精神向度。從視覺的「光」轉化為聽覺的「聲音」，受此感召的又同是「追尋者」（《大河深處》中的路翎與「我」，《奇跡之年》中的阿來）。然而表面的相似卻難掩深刻的區別，阿來周圍渲染了一層明晰的反諷色彩，他本身是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夢中的聲音很可能只是「幻聽」「癔症」，恍如神跡的「光」／「聲音」遇到瞭解構的危險，就好像他最終走向大漠深處不知所蹤。其次，《南奔》中的「我」從事古戲台研究只是為了打發時間，「逃避一切具體的苦惱」，「偽裝得像個真正的文保工作者」。這是當下青年文學中常見的人物造型，抑鬱而頹廢，一群感受不到「光」、聽不到內心「聲音」的人。當真理綻放的時刻降臨時，他們無法領受，只是在左躲右閃。東來兩部小說集的變化興許在這裡：《大河深處》中的「光」來自天外，明亮、自在；《奇跡之年》中的「光」經受著風雨摧折，處於明暗搖曳之中⋯⋯

上述這道看似下行的軌跡，我更願意將其理解為一位青年作家的涉世和成長，一段舉步進入真實世界的旅程。《大河深處》中，路翎最後在山寨里建造的只是「一個人的教堂」，也許在暗示其傳教事業絕非一帆風順。但是在迎受「光」的過程中所遭遇的曲折與顛僕，並不在《大河深處》的前台，卻成為了《奇跡之年》的主題。在作家的青春期，寫作就像抖包袱，真理與真相的呈現意味著小說的收束。「五四」時代的新青年流行書寫浪漫的「出走」故事，張愛玲忍不住譏誚：「小說戲劇做到男女主角出了迷津，走向光明去，即刻就完了——任是批評家怎麼鞭笞責罵，也不得不完。」（《中國人的宗教》）彷彿慷慨「出走」，便從黑暗舊家庭一步登天到了陽光燦爛的新天地；實則「出走」只是一段未知旅程的開始，這段旅程可能飽含更多的艱難甚至危險。就好像《奇跡之年》中阿來走向大漠深處，吉凶難卜、一片混沌。所以在邁過青春期的下一個寫作階段，就必須處理洞察了生活的真相後——已經看穿了——如何繼續進入生活。攜帶著生活真相上路往往意味著冒險旅途開始了，因為真相、信念、承諾，在進入實際生活之後，會面臨扭曲、發生衝突、遭遇挑戰，這就需要領受「光」的人捨身到洪流之中，去求證、捍衛⋯⋯人類在求證信念的同時，本身就伴隨著關切、焦慮與緊張感，與脆弱共生。誠如納斯鮑姆所言：「人性卓越之美，正是在於它的脆弱性。」（《善的脆弱性》）脆弱性本身不值得歡迎，但我們必須將它設定為追求善好生活的、不可避免的條件，願意暴露在不明朗的世界中，通過與一切無常事物的糾纏來萃取出真正的善，就好比明暗搖曳的光經受時代風雨摧擊，「在複雜結構中感覺到並且回應來自四面八方的張力」。這種對於世界的開放性本身意味著人的成熟、卓越與自由。

《奇跡之年》中的阿來深陷八九十年代席捲中國大陸的特異功能狂潮，卻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這個「世界末日」中失去了異能。「小說借阿來之口，道出一個憂鬱的真相。我們的生活世界曾經如此旁逸斜出，在被整飭以前，孕育過遠比『常識』要雜亂，豐富得多的展開的可能。」（劉欣玥《消失及其所創造的》）有意思的是，東來作品中又內生出強悍的自反性，揭穿特異功能狂潮中充斥謊言與騙局。一方面向消逝的、旁逸斜出的時代致敬，另一方面也警惕懷舊中的過濾與美化。比照、判斷不同的時代，並不是將特殊境遇中的經驗和價值唯一化、凝定為固定標準，而是在相對的歷史脈絡中打開與珍重各自存在的合理性。這種自反性同樣標示出東來的漸趨成熟——攜帶著真相上路，與脆弱共生，「在複雜結構中感覺到並且回應來自四面八方的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