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讀到劉梓潔,依舊熱鬧中有種乾淨的清潔感。像一場去熱海的溫泉旅行。有霧氣瀰漫的大面鏡子,肉身忽然略過,一片肉紅讓人心中一驚。有大量的水,有白色中帶著淺藍的日光燈。水也是有氣味的,熱有蒸氣的蒸騰氣味,冷的氣味則乾乾淨淨像待填的表格。劉梓潔很堅定地說,「還不知道未來會寫中長篇還是短篇,但毫無疑問,接下來就是小說了。」她說來毫不懷疑,像一塊質地稹密的石頭投擲,回聲爽朗清脆。
《再生》
皇冠文化(2026.05)
九篇小説描繪一場場的死亡,與被留下來的人們。地理上從日本的熱海到師大路,從台中到陳澄波,可視為一幅鮮麗的台灣眾生相。而時間點上,從二十年前的父後七日,二〇一五年寫下了第一句:帝爺講伊欲送阿公,這十年中送走許多朋友,這本《再生》就是劉梓潔的回答:關於要如何活,要怎麼寫。
Q 小說中人有一種莫名的樂觀。某些時候,我感覺他們好像覺得只要保持某種正常人的樣子,就可以騙過人生。對於這樣的人生哲學,你的想法是什麼?
A 這些人乍看都不是太在世俗規範裡生活的人。他們也許是很想要逃離某一種現實狀態,所以我覺得「騙過人生」這個說法很有趣。某種程度上,他們知道可以用某種「正常」的方式來度過人生,但心裡有另外一個追求。
有時候這種選擇是出於無奈。例如〈少爺〉的主角是個很想往遠方跑、追求快樂自在生活的男同志,但他偏偏出生在台灣中部鄉間的宮廟家庭。他們並沒有完全放棄自我,還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只是在思考要如何與既有的現實「共生」。像是〈再生,涼子,以及與幽靈共度的熱海〉 描述兩個不出櫃的男人,一個有了家庭,一個沒有。他們仍然找到了生存的方式,或者說找到了樂趣所在,利用一年兩次的日本旅行,開闢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
後來看到朱宥勳的序,我才想到這有點像「台版」的《斷背山》,只是變成了每年兩次的日本旅行。他們沒想過要完全失序。如果少了這種與現實共存的補償機制,他們可能就支撐不下去了。所以,當面對這個不如所願的人生時,他們會找到一種與之共處的方式,然後建立起某種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我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一般人看到傳統家庭裡的男同志,可能就會聯想到受迫、不自由,但我認為少爺反而相反,他其實是很幸福的,是在大家族眾人的關愛中長大的。
而且,他的根為什麼是在這裡?如果從輪迴的觀點來看,就像在〈再生,涼子,以及與幽靈共度的熱海〉裡描繪一個處理輪迴的「櫃台」,該結的帳就是要結清。現在不是常有「決定要投胎到這個人的肚子裡」這種胎內記憶嗎?我覺得很有趣。我有看到很多小朋友說,自己就是在天上一直飛,然後看到「啊,我要選這個人當我的媽媽」,所以就下來了。
Q 對你的小說某些方面來說非常入世,非常熱鬧,裡面的人都在紅塵滾滾裡。忙著生,忙著死。你是如何決定用這樣的色彩來書寫的?
A 會跟自己關心的世界有關。在下筆之前,是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人物或這樣的戲劇化,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像這一次每篇都圍繞著死亡,死亡好像就是我們一生中會遇到最大的事情,或說最大的戲劇化——身邊有一個重要的人,他突然就不見了。
《父後七日》是很熱鬧的,因為書寫葬禮本身。但這次我試著去呈現不同面向的死亡,有些可能是第一線的,必須要自己去面對、去奔喪。或像〈親愛的浮浪貢〉那篇,隔了好多年之後,從別人的嘴巴裡面才聽到說曾經跟我很要好那個人,其實好多年前就過世了。可能每個死亡事件作用在這些主人翁身上的力道不同吧。
如果以〈晚安,再見〉的林品儀來講,太太還在的時候,他容許自己可以出去外面跟女學生亂搞的,但太太在睡夢中死去之後,他卻斬斷所有的關係,讓自己孤獨地活下去;〈13秒〉本來是想要以這個丈夫的視角來寫,後來又覺得不要再讓他說話了,改用妹妹的視角來寫。
Q 從第一本書開始你眩惑我們以各種死亡的儀式,二十年後我們又見識到人們在宗教儀式中徘徊。死亡及其儀式,是否很容易觸碰到你的寫作雷達?
A 我如今觀看的角度,或說思考的方向,已經不一樣了。寫《父後七日》時,第一次以「女兒」這個最近的角度去看,對葬禮的眼花繚亂充滿了好奇與疑惑。是在比較年輕、憤怒的心情下寫成。
到了《再生》,那些儀式性變成了背景,前景是活下來的人跟死亡的人之間的關係。這跟年紀、歷練都有很大的關係,或跟書寫的經驗有關,我現在並不會滿足於再去寫一次「父後」。
我很慶幸當初寫了《父後七日》並把它拍成電影。這十年間,這些儀式都正在消失。甚至德高望重、壽終正寢的九十多歲長輩,葬禮也辦得極其簡單。可能連葬儀社都覺得簡單就好,為了減輕生者的負擔(不管是金錢、時間還是力氣),大家的觀念都變了。
像那種巨型的罐頭塔,那些外在的景觀、視覺上的物件都在消失;以前寫到的「孝女」,現在也少看到了。唯一可以更親密地觸碰到的,可能就只剩下骨灰罈了。〈13秒〉有寫到:那個不親也不熟的姐姐過世後,最後也只剩下骨灰壇可以去抱住。好像最後想給姐姐一個擁抱。
Q 《再生》中許多形形色色的人,是台灣群像圖,而卻是在各國完成。在旅行中寫作是怎樣的經驗?
A 有趣的是,〈無主〉沒有直指台中,讀起來卻有一種「台中感」。這些離奇人物確實很有台中特色,像那些來路不明、或者讓人看不透職業的「貴婦」。台中有非常多「閒人」,所以茶館文化才這麼發達。無論是不分年齡層的學生,還是坐在春水堂前廣場的退休媽媽。我常在髮廊、美容院觀察這些像珊卓、巧宜所在的族群。
我發現自己在旅行中寫作的效率反而更高。將旅行視作「閉關」,那是一種非常抽離的狀態。極度的安靜對我來說很重要,沒有雜事,沒有人潮。相比之下,現在流行的「駐村」更像集體宿舍生活,需要跟一群藝術家在一起,會有很多交流活動。這種生活很考驗人,因為每個人的社交需求不同。就算你想躲在房間,可能出門去買個水果就會遇到其他作家。我更喜歡「偷偷摸摸」地去日本等地,在熟悉且安全的環境讓自己閉關一周。
在異地寫作時,作息會變得非常精簡,像出家人一樣早睡早起。寫完之後,感覺不像是完成了一次創作,更像是完成了一場修行,有一種終於出關的清透感。家人也能夠容忍我的任性,就是知道我該工作的時候,他們也不能來吵我。
現在連貓都沒有了。以前那兩隻還算好養,寫作時也不會吵鬧,但在告別之後,我就覺得不要再養了。
Q 一路上的寫作經歷了不同的文體,短篇小說、散文、長篇小說。有沒有哪種讓你覺得「這是我的本命書寫」?
A 絕不是散文。其實我現在已經不寫散文了。我的肌肉、思維方式或敘事的聲音,並不是散文的聲音。散文是感性的,而評論或非虛構寫作則偏向理性與智性。特別是短篇小說,其實是「任性」的——它是超越理性與感性的——所以我不覺得我的文字特別抒情或感性,雖然裡面確實有些感知。
關於「都會」,我想是在寫完《父後七日》後,因為得獎了,讀者或評論家可能會把我歸類成鄉土、親情類的作家。那個時候我有點害怕被定型,所以後來才會展開一連串的都會書寫。事實上,我寫的那些都會女子,都是我看到後會羨慕、嚮往的對象,所以我會寫那種金融業的高級主管,但那些絕對都不是我。正因為反差很大,所以在看他們的時候,觸動會更大。
Q 回看這二十年來的寫作,你善用鄉土與都會等明暗材質,描繪出一片好風光。能不能把習得的要領與我們分享一下?
A 其實我一直還在磨練、在練習。如果說有什麼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還是剛才提到的「敘事的聲音」。雖然它有渾然天成的部分,但如何在現有的聲音里讓它變得更好,是我一直在磨的手藝。小說終究有手藝的部分。直到現在,我下筆前覺得第一個要定調的就是腔調。為了等它出現,可能要等很久。
寫〈無主〉的時候,我在美國,交流多半用英文,很多時候是在腦中翻譯自己。在那種情況下,要寫一篇非常台中、非常台灣的小說,很難轉換,中間卡了滿久。所以,這次我希望每篇都能有不太一樣的敘事風格,甚至嘗試一點奇幻、魔幻。最難也最關乎成敗的,始終是腔調和聲音。你突然間會意識到「就是它了」的那種聲音,很少能一次就中,通常要反復地磨。
Q 這次的書寫還有什麼新的、有意識的嘗試嗎?
A 台語正字的書寫。《父後七日》第一句就是台語,如果把父親的葬禮當做一場田野,在現場聽到的語言就是台語。
對我們這個世代,或像我這種從鄉村移居到都市的「島內移民」來說,混著華語和台語其實是最自然的狀態。所以在部分的對話、敘事或是名詞上使用台語,並不是要讓它變成附屬,而是這才是最自然、最自由的創作狀態。
我很感謝「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是一邊查字典一邊寫的。以前寫作比較隨性,會用諧音字、國語字或火星文,但這次刻意想要用台語正字去寫。
有趣的是,小說畢竟是創作,用字沒有絕對的正確性。當我查到台語正字,發現它跟我腦中想的聲音不一樣時,我可能還是會選擇自己想要的諧音字,就會備註說明正字為何,此處是刻意選用諧音。我不希望不尊重台語,或是顯得自己是在胡鬧瞎寫。
採訪撰文|蕭熠
台北出生,曾於美國,香港求學居住。建築所畢。曾任職建築事務所,電視企劃。入選九歌小說選,九歌散文選, 林榮三散文獎。著有短篇小說集「名為世界的地方」(2020, 時報出版社), 長篇小說「四遊記」(2021,時報出版社),短篇小說集「我愛月球」(2025,印刻出版社)。
攝影|黃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