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想要談談愛，又或情慾。《米拉蒂》的主角米拉在小說開始時二十歲，在愛情和政治上都處於初生的啟蒙時期。她去學習，去碰撞。愛在那段日子，愛在民族裡，愛在文學裡，在老師眼中是怎樣的事情？

A　八○年代也是中國從性禁錮到性解放的年代，人們不再認為自己的感官是有罪的了。在那以前別說是性了，就連愛情都是禁忌。很多家庭都是丈夫和妻子分居在兩個城市，至於他們之間有沒有愛，大家從來都不會去問。反正組合成一個家庭就好了。一直到了八○年代，他們從勞改勞教這種懲罰性的生活，回到原來的家裡，才有辦法重新審視自己對這個家庭究竟有多少愛。

我爸爸的那代人勇敢地走出了婚姻，他們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別人。一個被禁錮的社會反彈起來時的那種力量是非常可怕的，你把它壓得多低，彈起來的殺傷力就有多大。那是血淋淋的。這就是八○年代了，它體現了人性必將反彈的特殊性。所以假如沒有那樣的十年的話，我不能想像自己會有這樣的反抗精神。我也不能想像，當我得到這樣的自由以後，憑什麼要失去它。

我那個時候才意識到，這些自由是天賦的。我要沿著這些天條走下去，所以就走到了國外。而情愛和感官也是天賦的，這種感受和享受不應該被歧視，而性也是在八○年代第一次被放到了大雅之堂上。愛情從來不是一種蒼白的、無生命的、無血性的感情，它是美的。

Q　在《米拉蒂》裡反覆提到醜和美，米拉一直對於醜非常敏感：「那些年，人們不敢美，美毫無褒義，正如醜並非貶義」。但那是歷史的不得不為之，想在這裡請教老師，對於美醜的看法。

A　我記得在我父親罹癌時，很多人跟我講要找這個放射師或住進另外那家醫院，而這些人我都要塞紅包，才能獲得幫忙。當我塞出去這個紅包時，覺得自己一定很醜。我臉上的笑容一定是很擰巴的，是違心的。那時我就覺得，人怎麼可能這樣長期活在這種自我醜化的狀態裡生活？這最後怎麼可能不變醜？

然而我卻發現這種醜愈來愈多了，而人際關係裡的清高也愈來愈少。這是從生命深層裡透出來的醜，而也是因為這種醜陋，讓我決定後來不回中國。那些都是道德上的麻木，而如果我要面對這些麻木，就比方說在飯局裡碰到，也必須要把自己灌醉才能跟他們講得上話。反正他們也不敢涉及深層次的話題，也不會在真相上過於較真。

可以回到《米拉蒂》裡八○年代的性解放，那還包含了人性裡的性。一個人的激情是從本性而來的，那種美的爆發是無法違背自己內心的。如果要美，人們必須非常坦蕩地面對自己，就像主角米拉的父親米瀟寧可去過底層藝術家的生活。當他簡簡單單地替人畫肖像時，他的內心和行為統一了，於是，他感覺到自由，感覺到坦蕩，感覺到了誠實，也感覺到了美。

Q　在二○二○年代後，有不少香港人由於政治打壓選擇在海外成立出版社。而在台灣，也有本地出版社出版「異見」作品。而老師的「新歌媒體」和《米拉蒂》是這波浪潮中的一個指標。對於海外華人文化越發蓬勃，想請教老師對這個現象的看法。也希望可以分享「新歌媒體」之後的出版方向。

A　在成立出版社時，我希望首先能把過往被刪改的部分加回去，然後是覺得從此以後的寫作，就不再受審查了。現在我到了這個位置，還不能伸開手腳，還要委委屈屈的，不如就不寫算了。我從一個窮學生的身分離開中國，如今衣食無憂，是時候讓我用自己的方式過生活。我想從《米拉蒂》開始，之後再出版《芳華》的未刪節版。這是我在大陸出版的最後一本小說。

但我也打算為其他作家出書，只要他們擁有坦蕩的性格和作品具備足夠文學價值的話，尤其是中國政府反對的作家，我就想替他們出版。這裡頭包含著翻譯家，因為被政府反對的譯者是得不到翻譯費的，他們只能從事非常艱苦的工作。我希望出版社日後能成立一個基金會，來讓這些作品沒有經濟上的後顧之憂，這樣才算公平。

現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了所有的印刷媒體，有很多人受不了就離開了。不只是寫字的，也有拍電影的。但我覺得這未嘗不是一種機會。就像是當時猶太人沒有國家，卻以信念形成了一片無形的國土，他們在任何國家都能堅持著相同的信仰，那麼國土就一直都在延續。我們也可以這樣想像，我們的文字，我們的寫作，可以給予我們一片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