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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作家|在沼泽行走与写作的人──专访周芬伶

written by 蒋 亚妮 2017-02-28
当月作家|在沼泽行走与写作的人──专访周芬伶

还在大度山上念书时,我是周芬伶老师的学生,那年的大度山空旷野蛮,经常吹着像要把人刮下山的强风。和周老师相约访谈的那日,冬阳很暖,咖啡厅外的阳光晒得我后背冒出薄汗。周老师说《湿地》的书名,是在小说写到一半时,慢慢形成的,因为那吹得我年少时头痛欲裂的风,渐渐停了。她说:「大度山越来越潮湿,恍若溼地。」周老师于是眼光落得很远,山上已不像从前,山冷风狠。现在的大度山改吹起了南风,因此湿气非常重。于是,这几年她都在抵抗白蚁,牠们不断把家中桌、椅吃光,各种东西都在不断坏去,白蚁却杀之不尽,无所不在。她说:「那种无所不在的毁坏是最可怕的。」我恍然明白,就和我读见的《湿地》主角们一样。他们不断被湿地淹没,习惯了毁坏、陷落,成为了在沼泽行走的人。

写小说与散文的不同? 

Q 《湿地》里穿插了许多番外篇,有〈草原的律则〉、〈哪里去东北季风〉、〈时间画〉、〈戏院〉、〈那开满百合的山谷〉等八篇。妳在后记中提到,若把这些随笔抽走,书便好像失去支柱,空空落落的,所以最后还是保留。这些错落在小说中的散文,算是这本小说的情感依托吗?对妳而言,写作小说需要准备的与散文有什么不同?

A 这八篇番外,像是与小说互补的关系。《湿地》其实有那么一点自传色彩,不是太多,只有一点。因为不是刻意要写自己,更像是书写一种精神概念,一种乌托邦般的情感。但在我写完小说之后,总觉得单薄,却也不知道少了什么。后来,我开始写番外篇这些文章时,意外的顺畅,大概是它们很贴近我现在的心情。像是离开家族后的我、我居住的环境,包括我对自己人生的回顾。

我认为这些番外篇的散文,不尽然是灰暗的,反而带着一点救赎的味道。这一点救赎,恰好就给湿地中迷惘的人们一点光芒、一点希望。所以我才会用缠绕的方式,把小说与散文交织在一起。当时我也担心,这样子做会不会让书变得更不易读,因为《湿地》原就不太好读,我试过把番外拿掉,但总觉得少了什么。这十几年来,我同时间会写两到三种东西,当一个卡关就写另外一个。就像抽屉一样,当这边关上,另一边就开出,这大概是我写作的习惯。所以久久会有那么一次,几本书刚好同时完成。《湿地》也是如此,我在小说、散文两者间发现了一点交集,于是就把它们两者交织一起。

写小说比较需要材料,尤其是长篇小说,常会觉得自己处在永远不够的状态,自己的经验写完了,但小说并没有完结。小说需要被放著,直到有新的想法出来,才能变得更加饱满一点。散文则凭一股气,有时候灵感来的时候写得非常快,是你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比如《湿地》里的散文,几乎都是在几天内一气呵成的。对我来讲,写散文是非常快的,不是等待,就是发动,只有两种状态。小说则是就是要等、要修、再放,须等它慢慢发酵。

 

周芬伶

(小路/摄影)

创作散文的建议?

Q 《湿地》里的随笔散文,非常精彩。妳曾表示它们即使是散文,却「分解到几乎归零,虚实交错,人我不分,妹妹与其他人都是象征词。」写作散文这么多年,有什么可以给正在写或想要写散文人的建议吗?比如真实性、比如如何面对他人的眼光?

A 对我来讲这也是个难题,因为我写的东西都非常私密,涉及到我身边的人,我的爸爸妈妈、妹妹甚至是情人。他们的反应通常是不高兴的,所以有很长的时间,我已不再写我身边的人,比较著重在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要抽离于私密书写,写小说也是个出路,它可以不必碰触到贴近的人。这次写到妹妹,也是一个偶然,我一直没想过要写妹妹,但自己一走进去,才发现是控制不了的,理智已经完全失去了。所以写完后,我也会担心妹妹的心情,但还好我有三个妹妹(笑)。于是,我把三个妹妹写成一个妹妹,所以「妹妹」并不是单一的角色。至于散文的真实感,我认为事件、人物本身都必须真实,但是写法却可以夸大与变型。

《湿地》里不论是小说或散文,我都是这样处理的,相较原来的东西它是有些失真的。但并不是说,这样一来散文就可以虚构,或把它写得非常不真实。因为情感毕竟是真实的,以那样的真实情感出发,在小情节上可以修改。或是以一种显微镜的视角,做些非常、非常细微的处理。

所以我便一直放大,放大到最后有些失焦,不再是一比一的比例。正因为这个显微式的「细」,它事实上不再是肉眼看到的真实,而成为了另一个次元的真实,但情感还是得要真实。

如何面对别人的眼光,我必须说,如果你想写的是一个很迫切的、没有写出来会很难过的事,那不妨就先把它写起来放。我现在有一个做法是,写好后我会拿给当事人看。比如写我儿子的,会先给他看,若他觉得不舒服,我就把它拿掉、改掉,就像我也会把《湿地》给我妹妹看,若她觉得不好,那……再说吧。我写作那么多年,其实家人也有点麻庳了,似乎也不能叫我不要写。现在书也出了那么多本,他们也发现,大家并没有把书中的事过于认真看待,或危害到他们生活,所以家人也在慢慢适应我。若出发是善,他们应该都能感受到。

所以写散文,就勇敢一点吧。我认为写散文是种自我探索,过程中会不断有所发现,但还是只与「自我」有关,就算会注意到他人也是一种连带关系。所以不妨用一点时间,来换取他人的了解,勇敢一点。

 

湿地

 《湿地》里最喜欢的角色?

Q 《湿地》里的每个人物的共同性,来自他们全都与一个写作班和导师康德有关联,像是:歌德、女记者胡涟、五海、面疙瘩都是。在这些人物之中,妳有最喜欢或最惧怕的一个吗?

 

A 应该是胡涟吧,其实她就是我当时会写这本小说的动机。我想由写她来探讨「谎言」,一个生活在谎言中或是已经把说谎当作保护工具的人,就像田中实加这样子。我认为那是一种病态,因为胡涟在媒体界,所以也想谈媒体中的真实与虚幻。一开始想藉胡涟来写,后来才慢慢扩大成一个写作班的故事,旁边的人反而是次要的。溼地中的女主角,感觉上会是歌德,但其实是胡涟。胡涟的故事是比较完整的,其他人的故事比较碎裂,是一块块碎片组合起来的。而胡涟则从出生写到了老,结构线比较完整。

若说惧怕的角色,应该也是胡涟吧。在前几年里,我有几个好友都在网路上,因为散文虚构与否的问题受过攻击。那时,我没有做什么回应,但我看得到他们自身的伤害与转变。这当然也是写作者共同要面对的处境,会不会有一天,忽然你写的东西,别人认为里面并不真实,或过于真实。我自己也会惧怕,我也有这样的一天。

 

周芬伶

(小路/摄影)

下个写作计画?散文或小说?

Q 曾在杂志与上一部小说《红咖哩黄咖哩》的自序中,读到妳有一部长篇小说《花东妇好》的写作计画,听说它已写了将近十年,下次我们会读到这本小说吗?

A 同样在去年的十一月初,我完成了两本小说,《湿地》和《花东妇好》。原本打算两本一起出版,但后来决定《湿地》先出,让两本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时间也不会撞在一起。目前还没定下《花东妇好》的出版时间,如果幸运的话也许今年底会出,当然也要考量今年的出版景气,或一年出两本,会不会多了点。

每次写完一本书,或临近出书,我通常会有一段比较沮丧的时间。《湿地》也是。在校稿的时候,我经常想说不要出算了。这个时候,能够解救我的办法,就是赶紧写些别的。所以,我把一九九九年写的《张爱玲评传》拿回来看,因为在一九九九年出版时,张的传记资料还很少。但写完后,忽然就跑出了一大堆资料,许多东西没有写进去,传记就像只完成一半。二○一五年,我写完《龙瑛宗传》时,我想说「公平一点吧!」打算把我的第一本传记写得更充实点。而传记这个文类,刚好在你的灵感被榨光时,有些修复的功能。 

 

周芬伶

周芬伶(小路/摄影)

 

「学生」对妳的意义?

Q 在《湿地》里描述的东北季风,应该也和妳大度山上的生活经验相关。在山上教人写作,也是现实生活中妳和小说主角共通的经验,在妳的作品里也经常提起学生。妳认为妳想教给学生的是?而学生给予妳什么意义?

A 在我很年轻不懂事时,我的老师就过世了,他还来不及交待遗言,我就莫名其妙的接下了重担。二十七岁,我开始教创作课。那时它是必修课,全班七十多个学生,年纪都跟我差没多少,真有点吃不消,因为我自己也还没长大。差不多到了十几年前,我才觉得自己成熟了一些,开始可以在教学上找到乐趣,虽然它是件被决定的事,但其实也蛮适合我的。我是个从来没出过社会、一直在校园里头的人。感觉上,年纪大了,但心灵还跟学生一般。

我一直有很严重的社交障碍,当我走出校门面对别人,或跟家人、儿子,几乎都是没办法沟通的,但跟学生就可以。其实我从没想过要学生如何发展,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身份就是当老师,也痛恨过这个工作。所以我不曾刻意要像个老师,或期待学生如何,比较像是我们一起在写作,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大家没有高低、很平等,在做写作的交换、生命的交换,我喜欢如此。

 


蒋亚妮
一九八七年出生,台湾台中人。东海中文系、中兴中文所毕,现于成大中文博士班。曾获文化部艺术新秀、国艺会补助,并得文学奖若干。二○一五年出版首本散文集《请登入游戏》。

 

◆本文原刊载于《联合文学》第3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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