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臺灣作家節圍繞著「國際交流」、「跨世代交流」、「文學跨域創作」三個面向進行規劃，其中在「國際交流」則有三場核心活動：四元康祐與盛浩偉、煮雪的人的文學節日辯證、金泰成與魚住悅子對談以及吳明益與Alice Grünfelder的環境地景討論。三場國際交流活動分別從文學節經驗、東亞的臺灣文學翻譯以及河流地景的語言論述構成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觀察場域，使我們得以重新審視當代臺灣文學的動態組成。這些活動橫跨語言、地理、自然災變、文本形式與公共文化等多重面向，顯示臺灣文學早已脫離僅以「文本」或「作者」為中心的傳統研究框架，而朝向一種更具流動性、關係性與跨領域的知識建構方式邁進。或許我們可以試著以島嶼文學來思考這三場國際交流活動透過文學與地景、語言、跨文化互動交織出的多向度實踐。
文學節日作為公共性的再製：文學形式與節慶技術的辯證
由四元康祐、盛浩偉以及煮雪的人參與的對談，將討論焦點集中於文學節日本身，思考文學如何在公共場域中被重新組裝。這場對談的核心命題在於指出：文學節日是一種文學形式，而非文學的外在補充。
四元康祐以其跨國居住經驗，包含大阪、廣島、德國、東京等地，說明「游移性」是其文學實踐的核心概念，而這種游移性也可用以理解文學節日。對他而言，文學節日的意義在於暫時脫離日常，使創作者與讀者都進入一種「孤獨的相遇」狀態。此觀點呼應了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所提出的「關係性」思想：文學的生命力源於離散、漂流與跨文化接觸，而非固定的國族中心。
另一方面，盛浩偉則從「文學的互動性」切入，指出印刷術時代的文學是一種單向的文本傳遞，而文學節日使作家、讀者與文本形成新的三向互動關係。他以「小說接龍」、「連詩」等文學遊戲說明文學節日如何突破孤獨的創作模式，使文學獲得遊戲性、競技性與合作性的多重層次。這些形式並非文學之外的娛樂，而是促使文學產生新的語言、敘事與社群。
文學節作為文學的展示與交流異質場合，四元康祐與盛浩偉皆認為文學節日能夠重新定義「文學的公共性」。文學不是只存在於書本或課堂，而是透過節慶活動進入城區、進入人群，形成公共討論的節點。因此，文學節日可視為一種文化技術（cultural technique），能夠開啟文學的生產邏輯，使創作不再侷限於單一路徑；同時形塑文學的公共空間，讓讀者得以成為積極的文學行動者。它提供跨語、跨國與跨文本交流的平臺，使文學不斷向外擴張其邊界。從這角度來看，文學節日並非只是文學成果的展示場域，而是文學本體運作的一部分。透過集體閱讀、公共討論與跨文化的交會，它促成文學形式的持續生成與更新。
主持人煮雪的人。
跨語言的世界文學位置：翻譯作為臺灣文學的世界路徑
金泰成與魚住悅子的對談，是理解臺灣文學國際能見度的重要文本。兩位譯者分別長期耕耘臺灣文學的韓語與日語翻譯，其觀察凸顯出臺灣文學進入世界體系時所面臨的結構性條件與語言政治。
首先，臺灣文學的語言複數性被視為其最具特色卻也最具挑戰的部分。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華語等在同一文本中並置，使得臺灣文學形成一種高度語言密度的美學，其語言實驗性遠超過一般東亞國族文學的單語模型。
金泰成在對談中提到，近年來臺灣文學中的台語書寫明顯增加，例如：《夜官巡場》、《社頭三姊妹》、《七月爍爁》等作品皆含有大量台語語彙，使得譯者在進行跨語轉換時必須面對語言與文化不可等值的基本矛盾。他不得不向出版社或作者本人確認某些語境，顯示翻譯不再只是語詞轉換，而是牽涉到文化詮釋與歷史脈絡的重建。
魚住悅子則從日本研究場域的角度指出，日本學界對「臺灣文學」的理解至今仍多限縮在「日治時期的殖民文學」框架，當代臺灣文學作品則較少被視為活生生的文化生產。她更指出，日本讀者較少接觸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而這種視野侷限使得臺灣文學的多語層次難以在日語世界
獲得理解或延伸。由此可見，臺灣文學在世界文學場域中的位置並非自明，而是必須透過翻譯者的文化中介能力、語言政治敏感度以及對跨國閱讀機制的掌握而重新被建立。
然而，兩位譯者都共同指出臺灣文學的獨特吸引力：情感強度、社會議題、語言差異性與敘事活力，使其在韓國、日本等不同語言共同體中產生日益增長的閱讀需求。金泰成提到，陳思宏《鬼地方》在韓國熱賣三萬冊，顯示臺灣文學的情感能量與地方敘事具有跨文化共感能力。他更強調，自己翻譯臺灣文學並非為了臺灣作家，而是為了讓韓國讀者更理解臺灣文化。或許我們可以從這裡來理解臺灣文學作為世界文學體系之一，金泰成的觀察揭示出世界文學的形成，是由「讀者端的文化欲望」塑造，而非僅由文本本身決定。
從這場對談我們可見，臺灣文學的世界化是一個被多重力量牽動的過程：翻譯者的中介位置、語言多樣性、政治文化脈絡，以及不同閱讀共同體的期待，共同構成臺灣文學在世界體系中的動態位置。這使得臺灣文學即便作為小語種文學，也能建構一個具有高度語言張力與跨文化可塑性的文學場域。
深耕臺灣文學翻譯的韓國譯者金泰成（左）與日本譯者魚住悅子（右）對談
島嶼地景中的文學與災變倫理：河流作為文學行動者
由吳明益、Alice Grünfelder與洪廣冀共同參與的對談，將臺灣作為「多震碎、強降雨、高山迅變」的島嶼地景置入文學分析框架，使文學被迫面對地質運動、災變與環境史的挑戰。這場對談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討論河流本身，而是提出一個關鍵觀念：河流是文學敘事中的行動者，而非背景。
Alice Grünfelder的基隆河踏查揭示河流的歷史性與政治性：截彎取直、治水工程、都市化與產業需求共同重塑河流，使其成為被治理、被規訓的自然體。她更以歐洲河川的乾涸、汙染與洪氾為對照，指出臺灣的河流雖受工程治理影響，但仍保有高度流動性與生態活力，反映出臺灣島嶼特有的山海動態。
在此脈絡下，吳明益以馬太鞍溪上游因土石崩落形成的「堰塞湖」事件為核心案例，提出新的環境敘事觀點。堰塞湖並非單純的自然災害，而是一種地景暫時性、瞬間性與劇烈性的呈現方式，其生成與消失都揭露人類對自然尺度理解的不足。吳明益指出，當堰塞湖形成後，媒體與網路迅速以影像再現災變，使災難被轉譯為視覺衝擊、政治議題或公共情緒，然而真正被忽略的是地景本身的敘事能力，它如何告訴我們關於地層、雨量、物質流動與島嶼生命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吳明益將堰塞湖現象連結到原住民族知識與神話系統，指出許多部落長期以來都具有關於「禁地、河道變動、洪水循環」的口傳敘事，這些敘事形式若重新置入地質學與環境史的脈絡，可被視為一種對災變的長時段理解。也因此，吳明益提出：環境書寫不再只是描述自然，而是追問人類如何作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外部觀察者。
地理學者洪廣冀在主持討論時，更引入當代環境倫理與法哲學中的「自然物人格權」觀念，指出紐西蘭已將某些河流視為具法律主體性的存在，使河流不再只是資源，而是一個需要被尊重的生命系統。此觀點放入臺灣脈絡，具有突破性的意義。臺灣島嶼的地文特性，使其既富變動性又富生命力，若文學能以此為基礎開展新的敘事形式，將使「災變」從災難敘事提升為「地景倫理」。
這場對談清楚展示：臺灣文學的環境書寫正從單純的自然描寫走向「島嶼地景的敘事政治」，文學透過河流、泥沙、地震、崩塌等物質行動者的視角重構人與自然的位置，使島嶼的地質條件成為文學反思存在、歷史與倫理的基礎。
作家吳明益（左）與瑞士作家Alice Grünfelder（中）對談，由地理學者洪廣冀（右）主持。
島嶼文學方法的輪廓
綜觀這三場作家節活動，我們得以提出一種關於當代臺灣文學的新視角：臺灣文學正逐步形成一套可被稱為「島嶼方法」的概念。這種方法並非單純來自文本內部的美學探索，而是在公共性、語言政治與地景倫理的交錯之中逐漸生成。文學節日作為一種文化基礎設施，使文學不再僅是個體創作者的封閉行動，而是在公共場域中被重新排列、再生產與再思考。當讀者、作家與策展人共同進入文學的公共空間，文學的形式與其公共性便同步獲得重新組織與發聲的可能。
同時，在語言與翻譯之間的往返，使我們看見臺灣文學始終以多語並置、多聲混編的方式面對世界。這裡的翻譯不僅是技術性的轉換，更是文化立場的協商、世界性與地方性的對話。臺灣文學因此在全球文學架構中占據一個特殊位置：它既依賴翻譯生存，又不斷在翻譯中重新定義自己。
此外，島嶼地景的劇烈變動亦深刻牽引著臺灣文學的敘事倫理。高山、河流、地震與颱風不只是背景，而是直接塑造社群生活、歷史創傷與美學感知的力量。臺灣作家節的討論揭示了此一地景的動態性如何迫使文學面對環境史、地質運動與災變倫理，並在敘事中開展新的倫理思索。
因此，臺灣作家節不僅是一系列文學活動的集合，更是一個使文學、語言、自然與公共性交會與生成的現場。「島嶼方法」由此浮現，成為理解當代臺灣文學的重要途徑，亦為未來的文學研究指引出更多可能的方向。
撰文｜翁智琦
政治大學台文所博士。曾任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訪問學人、韓國釜山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現為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助理教授。合著有《遇見文學美麗島》、《性別島讀》、《 二二八．「 物 」的呢喃》、《島嶼時光機》等。
圖片提供│臺文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