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匯》的啟蒙之路

Ｑ　一九五八年，你還是政大大二學生便創編了革新號的《筆匯》。從五○年代的革新號《筆匯》，一路行至一九六六年《文學季刊》創刊面世，回首半世紀，《筆匯》對你來說，有著什麼樣的個人史與時代意義？
Ａ　我的中學老師是紀弦，但少年需要的是浪漫。那時我喜歡徐志摩，剛開始寫散文時，我可以背完整篇〈我所知道的康橋〉，寫久了以後，卻總感覺不是自己的東西，這樣一想，就突破了內心的障礙，發現自己需要什麼、關心什麼。當時，世界上已經有許多條道路擺在眼前，但我們還缺乏一項偉大之物，如果繼續做同樣的事情，就不會有陳映真、王禎和了。我們得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創世紀》是最早宣告「民族新詩」一語，後來它投奔現代主義，整個詩壇隨之轉向。徐志摩很浪漫，但浪漫是不夠的；例如畫家劉國松，我看他那些得獎的水彩畫，就告訴他『這不是你，得突破自己才是真正的你』。當時之所以接辦《筆匯》，就是想走一條自己的路。

Ｑ　《筆匯》、《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劇場雜誌》那樣百花盛放的時代活力，現今還有可能再現嗎？
Ａ　我覺得是可能的。七○年代後期開始，大家富裕了，賺錢容易了，但這些能讓人的精神更強大嗎？我們寫詩時寫了許多巴黎、倫敦，但誰也沒去過，都是依靠詩人的想像力。今天旅遊那麼容易，但精神教育卻越來越少了。如果當初我不辦《筆匯》，可能也會教教書、寫寫作，找找工作，過得不錯，大可不必這樣。但《筆匯》讓我認識更多朋友，彼此可以參考，像是我第一部小說《到梵林墩去的人》，我從沒想過自己能寫這樣的小說。大家從前都是規規矩矩的學生，怎麼會去寫現代主義小說？反叛不是容易的，假如沒有經過《筆匯》的學習過程，我不會寫出自己的作品。

現代與鄉土的辯證

Ｑ　你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小說《到梵林墩去的人》，擁有濃烈的現代主義風格，據你所言，你把它歸因於你因為《筆匯》認識了很多文友，而使你去思考現代主義及寫實主義的影響？
Ａ　老實說，我寫這部小說時受了很多劇場、電影的影響小說裡有一篇〈大山〉，寫老兵的創傷與意識流，但其實戰爭並沒發生，真正的戰爭在於生活──我們都是被殺者，雖然知道誰殺了我們，卻說不出口。在藝術創作上，因為反抗與現代主義結合，擺脫政治的約束。但寫得久了，需要找一個更健康的突破口。許多人認為《筆匯》是虛無主義的，但是從《筆匯》到《文學季刊》之間經過大量的磨難和轉折，例如，陳映真轉向左派這件事情，我在《回首我們的時代》裡給了批判；陳映真寫了〈唐倩的喜劇〉，來批判台灣的哲學和知識現象，我就寫一篇〈唐倩回台灣〉來回應。這就是從文學回到現實的轉捩點。我一直相信：人活著，是為了往高處追尋，那裡有人的尊嚴，人的自由，還有生活的意義。我所有的作品幾乎都是思想性的，光有文學並不夠，要真正從思想上去探討「人」的問題、世界的問題。像《回首我們的時代》、《荊棘中的探索》，這些書的思想性大過於文學性。光從文學去寫是不夠的，更需要探討人的存在的問題，世界的問題，歷史的問題。例如，《回首我們的時代》是我對台灣這麼多年以來，甚至包括三○年代知識份子、左派運動的批判之書──人活著，要抓最真實的東西，這東西是什麼很難說清楚，但至少如果有一個政治團體，它幹了殺人放火的壞事，你怎麼能坐視不管、甚至擁護它？

Ｑ　回顧當初甚囂塵土的鄉土文學論戰，你如何去思考或定位這場影響台灣文學史甚鉅的事件？
Ａ　社會要發展，必得團結一力而非鬥爭。現實社會裡萬物都在爭鬥，文學藝術之所以可貴，就是要超越這種限制。近代社會因為競爭激烈，而以政治為手段來干預生活的各種層面的生活，連文學都成為政治鬥爭的利器了。鄉土文學論戰的初衷，就是希望讓文學從政治紛爭中超脫出來。簡單來說，鄉土文學是藉文學問題而發生的一場政治運動。鄉土文學論戰最激烈時，正當台灣當時輿論界鬥爭最白熱化時，像余光中〈狼來了〉，指陳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但在極權主義的現實環境下，文學變成了壓迫的利器，像血滴子似的，我們看看胡風事件就明白了。所以再怎麼樣，也絕對不願意接受這種現實。《回首我們的時代》一開始，我引了我的老師王夢鷗講過的話：「你們知道嗎？這是一個甚麼樣的時代？這是一個悲不敢泣的時代！」。我透過寫作始終在思考：「人」的意義是什麼？不管這世界上的事，多麼令人失望，令人難堪，在艱困之中，總依然有著無數向上的力量在運作著。我們看到許多古今人物，可以體會：生命中如果抓到意義的話，一舉一笑、嘻笑怒罵，都能讓人感受人生的價值。例如，楚戈的詩和繪畫，他在自己的語言裡抓到了一個東西，你可以從這些人身上看見他們的選擇。在我所描寫的小人物身上，可以看見我筆下常常出現一個觀念：「生命的無依」，就像我寫我的老祖母，她面對死亡時的從容和理解，從這些地方，我們得以肯定了人生，去體悟心靈的追求、時代的追求。論戰之流，僅是漂浮在時代汪洋上的幾縷泡沫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