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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尉天骢,行过突破的长路:光有文学并不够

written by 崔舜华 2019-12-17
专访尉天骢,行过突破的长路:光有文学并不够

书墙,字画,落地窗。书架前贴著甫出生的孙女的大幅挂照,向整室纸香盈盈微笑。这是尉天骢的家。环顾四方,仲春的阳光透过窗面,筛落于厅前的字与纸,茶与杯,揭亮了台湾现代文学的时空风景,也照亮了这名走过现代文学一甲子的长者的脸庞。长者则斜倚椅中,温柔凝目向眼前求教的学生,文学,艺术,尊严与人性,从他话音中侃侃流泻,仿佛时光倒转,又回到那仍健壮美好的黄金时刻。简洁归之,「尉天骢」三字,就是彼文学盛世最好的阐释。

《笔汇》的启蒙之路

Q 一九五八年,你还是政大大二学生便创编了革新号的《笔汇》。从五○年代的革新号《笔汇》,一路行至一九六六年《文学季刊》创刊面世,回首半世纪,《笔汇》对你来说,有着什么样的个人史与时代意义?
 我的中学老师是纪弦,但少年需要的是浪漫。那时我喜欢徐志摩,刚开始写散文时,我可以背完整篇〈我所知道的康桥〉,写久了以后,却总感觉不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想,就突破了内心的障碍,发现自己需要什么、关心什么。当时,世界上已经有许多条道路摆在眼前,但我们还缺乏一项伟大之物,如果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就不会有陈映真、王祯和了。我们得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创世纪》是最早宣告「民族新诗」一语,后来它投奔现代主义,整个诗坛随之转向。徐志摩很浪漫,但浪漫是不够的;例如画家刘国松,我看他那些得奖的水彩画,就告诉他『这不是你得突破自己才是真正的你』。当时之所以接办《笔汇》,就是想走一条自己的路。

Q 《笔汇》、《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文学季刊》、《剧场杂志》那样百花盛放的时代活力,现今还有可能再现吗?
 我觉得是可能的。七○年代后期开始,大家富裕了,赚钱容易了,但这些能让人的精神更强大吗?我们写诗时写了许多巴黎、伦敦,但谁也没去过,都是依靠诗人的想像力。今天旅游那么容易,但精神教育却越来越少了。如果当初我不办《笔汇》,可能也会教教书、写写作,找找工作,过得不错,大可不必这样。但《笔汇》让我认识更多朋友,彼此可以参考,像是我第一部小说《到梵林墩去的人》,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写这样的小说。大家从前都是规规矩矩的学生,怎么会去写现代主义小说?反叛不是容易的,假如没有经过《笔汇》的学习过程,我不会写出自己的作品。

现代与乡土的辩证

Q 你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小说《到梵林墩去的人》,拥有浓烈的现代主义风格,据你所言,你把它归因于你因为《笔汇》认识了很多文友,而使你去思考现代主义及写实主义的影响?
 老实说,我写这部小说时受了很多剧场、电影的影响小说里有一篇〈大山〉,写老兵的创伤与意识流,但其实战争并没发生,真正的战争在于生活──我们都是被杀者,虽然知道谁杀了我们,却说不出口。在艺术创作上,因为反抗与现代主义结合,摆脱政治的约束。但写得久了,需要找一个更健康的突破口。许多人认为《笔汇》是虚无主义的,但是从《笔汇》到《文学季刊》之间经过大量的磨难和转折,例如,陈映真转向左派这件事情,我在《回首我们的时代》里给了批判;陈映真写了〈唐倩的喜剧〉,来批判台湾的哲学和知识现象,我就写一篇〈唐倩回台湾〉来回应。这就是从文学回到现实的转捩点。我一直相信:人活着,是为了往高处追寻,那里有人的尊严,人的自由,还有生活的意义。我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性的,光有文学并不够,要真正从思想上去探讨「人」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像《回首我们的时代》、《荆棘中的探索》,这些书的思想性大过于文学性。光从文学去写是不够的,更需要探讨人的存在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例如,《回首我们的时代》是我对台湾这么多年以来,甚至包括三○年代知识份子、左派运动的批判之书──人活着,要抓最真实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很难说清楚,但至少如果有一个政治团体,它干了杀人放火的坏事,你怎么能坐视不管、甚至拥护它?

Q 回顾当初甚嚣尘土的乡土文学论战,你如何去思考或定位这场影响台湾文学史甚钜的事件?
 社会要发展,必得团结一力而非斗争。现实社会里万物都在争斗,文学艺术之所以可贵,就是要超越这种限制。近代社会因为竞争激烈,而以政治为手段来干预生活的各种层面的生活,连文学都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了。乡土文学论战的初衷,就是希望让文学从政治纷争中超脱出来。简单来说,乡土文学是藉文学问题而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乡土文学论战最激烈时,正当台湾当时舆论界斗争最白热化时,像余光中〈狼来了〉,指陈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学。但在极权主义的现实环境下,文学变成了压迫的利器,像血滴子似的,我们看看胡风事件就明白了。所以再怎么样,也绝对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回首我们的时代》一开始,我引了我的老师王梦鸥讲过的话:「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个甚么样的时代?这是一个悲不敢泣的时代!」。我透过写作始终在思考:「人」的意义是什么?不管这世界上的事,多么令人失望,令人难堪,在艰困之中,总依然有着无数向上的力量在运作著。我们看到许多古今人物,可以体会:生命中如果抓到意义的话,一举一笑、嘻笑怒骂,都能让人感受人生的价值。例如,楚戈的诗和绘画,他在自己的语言里抓到了一个东西,你可以从这些人身上看见他们的选择。在我所描写的小人物身上,可以看见我笔下常常出现一个观念:「生命的无依」,就像我写我的老祖母,她面对死亡时的从容和理解,从这些地方,我们得以肯定了人生,去体悟心灵的追求、时代的追求。论战之流,仅是漂浮在时代汪洋上的几缕泡沫罢了。

摄影|一J

现代主义的突破

Q 一九六、七○年代,台湾有《笔汇》、《文季》、《文学季刊》,带动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相较于近现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思潮兴盛,这批杂志的角色与时代意义有何不同?
 二、三○年代的上海,各种刊物、运动如雨后春笋,政府也不严管,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各种思想风气都起来了,青年们求知欲特别高涨,文学杂志多的不得了。五四运动再造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三○年代后俄国革命成功,连部分国民党人都抱着共产主义的理想,连孙中山都说:「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三○年代后,文学被政治、党派目的给掌握,当时的诗人像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都是如此。这种思想改造运动发展到最后,最强大离谱的就是政治策略,所以,五四运动与相关的文化运动都有浓厚的政治背景在后头;经过国共内战、日本抗战,政治党派的色彩更强烈,足以判断一份文学作品的好坏与否,所有艺术理论都得与政治有关。抗战时期,梁实秋编《中华日报》副刊,要求大家不光写政治文艺,鼓励纯粹的文学与抒情,结果被严重挞伐,因为当时的风气是立场正确便什么都正确──照相、穿着、流行艺术、文学、绘画──你如何被评价,端看你的立场是左还是右。

Q 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台湾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我们该如何回顾、看待、并适当地定义现代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人失去了理想抱负,因自溺与逃避而产生了堕落颓废的美学。近代文明受科学影响最深,从前,绘画以画得是否写实为最高标准,科技崛起之后,照相技术比绘画更能重现「真实」,是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在十八世纪后半到十九世纪达致全盛。例如,法国作家左拉描写桌子,把长宽高都写了出来,这就称作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有好处,也有坏处:仅看表面、不探究内在。从前读文学作品,我们会说这人笑了,代表他快乐;哭了,代表他痛苦,但现实生活是什么呢?我笑了,不见得我快乐;我哭了,不见得我痛苦。

当现实生活越来越复杂,自然主义却造就了艺术远离了真实,而政治的需求开始涉入了文学艺术,催生了现实主义。但一、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在思想、在感情上对于现实世界大幅地改观:有人满口仁义道德,反而作恶多端;有的人嘴巴脏得很,内心却良善柔软,现实主义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和社会。抗战胜利后,中国文学界面对的,不仅是现实主义限制创作者无法追求、表露内心的真实,而政治的需求、压迫,更迫使作家只能按照政治教条来写作。当时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是现实主义、政治主义,是左派的产物,当中也有写得真实动人的,但读穿了毕竟都是虚伪。语言与文字符号本身经过历史的累形成一份集体的压力且有时甚至变形成虚伪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压力需要被突破就产生了现代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开始兴盛达达主义,提倡反抗、反世俗,可以说是一种「否定的运动」,在思想、艺术与文学上,否定战争、否定传统、否定承袭的一切。当现实产生剧烈的变动,否定就是突破的勇气来源,带来新的视点、新的世界。无所谓名词,无所谓意义,表面看来是消极的,但是背后是由否定创造出的积极。达达主义带动许多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否定旧表现方式、意图创立新语言。一时之间,文化的新的表现方法万端争鸣,有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机械主义……各种乱七八糟的主义都来了。笼统地说,一战前后,旧的文化受到现实与科技发达的影响,于突破旧的形式、旧的观念,人类的历史走到现代爆发了一项巨大的突破,这就是现代主义。

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台湾时,这种自由的风气还存在。当时刚到台湾最有名的诗人李莎揭起大旗、反对服务政治的现实主义;而杨唤在抗战胜利后就已经在中国写诗;痖弦早期的诗基本也承继了三○年代的思想。随着现实环境变了,读者对这种东西没兴趣了,作家们自己也想转变、突破原来的风格。现代诗一开始兴起是很新鲜的,例如,余光中早期的诗风是走西方的浪漫派路子,像〈莲的联想〉就是杰作,但老玩同一套,完了,没有真实的东西,导致当时一大批诗人都不写了,像是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的《新诗周刊》,早期都是这种风格,尤其是钟鼎文,他当时刚抵达左营,想到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和当年的海战,一时感慨,写了一首〈高雄港的黄昏〉,写得很好,但他以后写风景、写中国,却写不出突破之处来。写小说的也是一样,比如,那时写农村小说的王锡彦、庄鸿梁,后来到朱西宁、司马中原。朱西宁当时最重要的一部小说《铁浆》,他的《狼》则模仿美国小说家福克纳──我要说的是:现实环境的改变,使文学、思想都必须产生转变,不管愿意不愿意,统统得如此。

「人的觉醒」之必要

Q 你亲身走过台湾文学一甲子岁月,您一直在参与、观看、实践,而彼时代被激情讨论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乡土文学,在当代,是不是已然被放入括弧(bracketing)呢?
 我们的年代成长背景很不一样。近现代的中国是苦难的,农村社会的知识传播不像现在发达。知识分子读过几本书,看到国家被压迫成这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打算──咱们读书的人该怎么做,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大家阅读得很多很广,但一贯地关注人文思想。五四以后,上海、南京、天京、北京──尤其是上海,年轻人接受新式教育,办杂志、讨论问题、关心现实,产生丰富的思想。我七岁读小学时,同班同学里,有人结婚生子,有的二十几岁才在来读初中。这种学生因为已经是个成人,有自己的思想和需求,导致当时的教育跟现实较接近。当时,我从上海读了许多书,吸收各式各样的外国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各种科学、民主,什么都有,说混乱当然是混乱,但是青年可以自由的接触更多思想。

现在,我们的教育、杂志、书店当然要赚钱,但那时代理想不是钱,办书店、办教育事业,是秉持着人文开明的企图。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对中国影响很身,所以当时上海许多的书店,都以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演绎而来,例如开明书局、光明书局等等,透过不同的出版物表现自我的理想,揹负著启蒙青年思想的责任,这是我们一代人生长的养分。现在资本主义、科学进步是整个社会在变,这个变的代价是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的生态破坏,未来如何不知道,这几个大问题摆在眼前,但我们作品有没有讨论人的问题?我们今天有没有保留甚么是真正人的问题?我们活着的意义是甚么?我们社会的结构是甚么?通通没有谈,通通被消费社会淹没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突破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科技主义的限制,否则人人都成了无知化。人讲的就是赚钱吃喝玩乐,然后出生到死很简单,生活不是如此,现在大家不去思考,不去做些甚么,所以使得我们现在作品都没有内容,就耍嘴皮。

目前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困境,我觉得,必须要有一批作家觉醒,起来探讨、反省、思考,再寻找出路。至于能不能找到,就得看知识分子何时觉醒。人活在世界上,如果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大家就都快乐了吗?生活就有意义了吗?美食、娱乐、医学与科技的发达,这都是好东西,但这真正能满足我们生存的需求吗?这才是如今摆在我们眼前该严肃思考的问题。

 

 

★ 全文刊载于联合文学杂志 381 期《学长的文学》

文|崔舜华
一九八五年生。著有诗集《波丽露》、《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废墟》、《婀薄神》(宝瓶文化)。

摄影|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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