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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我們的雲上之國|2020臺北上海小說工作坊暨文學營「IP改編─金宇澄」講座側記

by 林巧棠

新冠肺炎席捲全球的 2020 年,由聯經出版公司和上海市作家協會主辦的「臺北上海小說工作坊暨文學營」依然在臺北順利舉辦了。文學營採線上舉行,邀請上海與臺北的青年作家們參與,即使待在居住地,也仍能在雲端暢談彼此的文學理念與創作心得。

 

深秋陰雨的早上,臺北的青年作家們抵達了位於新生南路的聯經書房。今晨,文學營邀請到上海作家金宇澄與臺北連線,為兩地的青年作家們講述,在這個IP改編時代,文學可以如何、更當如何?

金宇澄首先談及寫作的起點。他認為每個人的寫作,經常都從自己熟悉的地方開始,藉此可以看出每位寫作者不同的個性。他以自己為例,笑稱「我個性比較八卦,想記錄絕不會忘記的事。」若要書寫上海的一條南昌路,他率先想到的便是畫家林風眠的故居。「他家的馬桶是全中國最有名的馬桶!」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時代,這位中國美術史上赫赫有名的藝術家,居然親手將自己創作的兩千幅畫撕碎了,沖進自家馬桶——他擔心這些畫作會讓自己遭受滅頂之災。兩千多幅林風眠畫作的價值有多少?那座馬桶簡直是金馬桶了。像這樣的事件,旅遊指南上是絕對不會介紹的。

上海與作家沈從文之間的關係,也是金宇澄想著墨的地方。沈從文當時在北京已經非常有名,到了 30 年代,他已經出版了二十幾本書,是著名的京派作家。但是,當這位頗負盛名的作家來到上海,他原先擁有的關注卻一下子降低了——在上海這座繁華的商業大城,人們並不特別重視他。

在北京時,沈從文曾經連吃飯錢都沒有,但這座古老的都城依然存有傳統中國的鄉土情感,錢不夠是可以賒賬的。可是,談情感論交誼這一套,到了上海卻完全行不通。沈從文租了房子,老老實實交了房租,弄堂裡的人卻告訴他:「你還得付門口掃地的錢,這裡不能賒賬。」

還有一回,沈從文買了衣料,打算請裁縫做一件長袍,但裁縫做好之後沈從文剛好交了房租,錢不夠了。他請裁縫先給衣服,等他有錢了再還,卻被直接了當的拒絕,「沒錢你就把長袍給當了!」沈從文沒辦法,即使划不來也只好照做。這就是上海的規矩。

金宇澄認為,沈從文出身鄉村,先是到了淳樸的都城北京,後來才到商業都市上海,雖然經濟窘困,卻也被上海的繁華市井魅力吸引。不過,正因為上海太逼緊了,在種種壓力交疊之下,沈從文在上海只待了一年就離開了。上海的冷淡疏離,讓沈從文產生了許多壓抑不滿的情緒,他一生中最好的小說——《邊城》,於焉誕生。一個人到了陌生的地方,慢慢熟悉後,筆下寫的就是他最在意的那些事。「因為上海太壓抑,所以《邊城》才那麼美。」金宇澄如此評論。

又譬如,當金宇澄走到常德路,想起的就肯定是張愛玲了。位於靜安寺區常德路195號的常德公寓,張愛玲在此居住數年,也是在此她創作出生涯中幾部代表作:《封鎖》、《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記》和《傾城之戀》。這裡,更是胡蘭成求見張愛玲的地方。原來這場中國文學史上轟轟烈烈的驚世戀愛,就誕生在這座裝飾藝術派的公寓裡頭。

某日,胡蘭成在張愛玲住處從早待到晚,隔日他又來見她,問:「你對我的看法怎麼樣?」那正是二人情愫從萌芽到開花,情感最熱烈的時候,張愛玲卻一字不吐,只是輕輕打開桌邊抽屜,拿出一個信封——裡面裝滿了胡蘭成昨天抽的菸頭。

就是像這樣的細節,令人心心念念、一讀難忘。 

金宇澄也回憶了自己的求學時代,某位同學幼年的故事,亦是上海戰亂年代的縮影。1949 年,上海的國民黨軍官家庭裡誕生了一名嬰孩,當時解放軍正要進攻上海,孩子的父親要母親準備好,帶著襁褓中的嬰兒逃到台灣。夜晚,一艘兵艦悄悄到了吳淞口,下來一名勤務兵,奉命帶領這對母子登艦。

但誰都沒想到,勤務兵來時的沙灘已經被漲潮的海水淹沒。抱著嬰兒的母親一腳踏進冰冷的海中,咬牙跟隨勤務兵,但那兵艦卻依然在遠方⋯⋯冷冽的海水越漲越高,淹到了胸口,懷裡的孩子才兩三個月⋯⋯這名母親實在沒辦法,決定過兩天再走,或者等下個月的船,就這樣抱著嬰兒返程。

沒想到,上海就在那短短一天之內斷了外界的聯繫,母親也在轉眼之間,從軍官太太變成弄堂裡掃地的婦人。夫妻倆一別就是三十年,直到 80 年代,他們才再度見面。時代的動盪擺弄著人物的命運,誰又能預知一個微小的決定,竟能導致如此長久的分離?

金宇澄小結,告訴在場青年作家們:「無論是上海還是臺北,千萬別以為『這個城市我全都了解』,你只能看見自己眼前的事物。」然而,只要把自己喜愛的人、熟悉的街道、記住的事情,都寫下來,他相信這樣的作品,就會非常獨特。

在第二階段,主辦單位事先收集了青年作家們對金宇澄的提問,以下節選幾段問答精華。關於金宇澄著名小說《繁花》,有聽眾提問:「有人評論《繁花》是一部可以無窮無盡寫下去的小說,您同意嗎?您是如何決定這部小說的終點?」

金宇澄說,這本小說已經來到終點,是因為結構上有兩條線,一新一舊,舊的從 50 到 70 年代,新的則是從 80 到 90 年代末。這兩條線相互參差,到二十七章時合在一起,就像一個天秤。等到他們合併在一起,這本小說就結束了。如果兩條線合併了卻不結束,一直往前走寫到現代,會發生什麼事?金宇澄認為,倘若沒有舊時代的對比,新時代會顯得太輕。

對於時代的氛圍,金宇澄也有自己的定論。過去的群眾運動很多,社會持續在改變,但從90年代到現在社會沒什麼劇烈的變化,和平開放,市民生活蓬勃。讓新舊時代並列的書寫結構,是為了平衡二者,也為了做出對比。倘若再寫,到了現代就沒有可對比的部分了。正因此,金宇澄認為《繁花》無法再寫下去。

談到寫作材料的問題,就不能不提及倫理。有聽眾關心金宇澄的寫作場景都以上海生活為主,像這樣把他人經驗挪進作品,會不會遇到倫理問題?

金宇澄答道,他聽說美國作家都不理這些,管他三七二十一什麼都寫。但他必須有所顧忌,很多東西只能不寫。包括張愛玲的《小團圓》也是,她幾次不想出版,差點要帶進棺材。他多少都會顧忌,若真的要寫,把人名換掉、性別交換,都是方法。但如果識別度太高,就真的不行了。他說有個小故事他一直想寫在《繁花》裡頭,即使當事人好像不大在乎,最後他卻還是沒寫。

那個故事是這樣的:有個小飯店,老闆娘長得十分美麗。有兩個男人每晚都來這家飯店,從後門進去找她聊天。三人都是已婚,這樣每天來去,持續了一個月之久,就這樣產生了一場「客觀的三角關係」。某天晚上九點多,其中一個男人說自己有事,先走了。剩下的兩人共處一室,原以為會有什麼驚人的發展,沒想到正因為只剩下孤男寡女,他們居然尷尬起來,淡淡聊了五分鐘,早先熱絡的氣氛也散了。

過不多久,另一個男人也起身走了。他這回從前門離開,沒想到當他走出大門,往馬路對面弄堂牽自行車的時候,卻發現弄堂的玻璃門上,映照出了小飯店的門口。那個稱自己有事先離去的男人,其實蹲伏在店前的暗處,窺看剩下的兩人!晚走的男人無意中看見,很是震驚。

金宇澄本想將這件事寫進《繁花》,最後還是顧忌,沒寫出來。知道這件事的就三個人,他要是寫了,他們肯定知道。他感嘆道:

「我們往往以為,小說裡寫了那麼多不為人知的事情,作家寫了那麼多複雜的人性,但實際上不盡然如此。有時候,真正複雜、真正厲害的東西,作家不會寫出來。有時寫在日記裡,一把火燒了。」

談到散文,有聽眾問道:「金宇澄曾在散文《我們並不知道》的序言中說,『不必為一個結構寫下去。凡不需說的,就該沈默。』而散文集中也的確可見這一點。這和習慣安排結構、鋪陳張力的台灣散文,有非常大的不同。能否請您多談一些對文章結構的看法?並藉此給年輕創作者一些建議。」

對此,金宇澄從己身經驗出發。他出生在 50 後,到了 70 年代,中國一度大匱乏,書店裡只有毛選和魯選(《毛澤東選集》和《魯迅選集》)。到了改革開放的 80 年代時,忽然間很多西方小說湧進來,像是法國新小說、垮掉的一代等等。「原來文章還可以這樣寫!」他在書店裡大大地驚豔了一番。

時至今日,金宇澄認為散文應該更放鬆,結構不特別重要,最要緊的還是文字。他說自己當了三十年文學編輯,結構不好沒關係,編輯們可以建議作者調整, 

「重要的是文字一上來,幾分鐘就打動我!尤其現代人這麼沒耐性,作家應該把工夫放在怎麼寫十句話就能打動編輯、打動讀者。」

散文最重要的就是前面兩三段,要吸引人進來看,至於結構則要看完才知道。哪怕是大量書寫內心的散文,也必須得在幾分鐘之內打動人。好比作者打開了一扇門,讀者也要願意進來才行。而不是猶豫地不願進來,讀了幾段就放下了。又譬如,當讀者躺在床上看書,讀到想打瞌睡時,厲害的作者就給出精彩的東西;當讀者快要放鬆入睡時,作者又有東西拋出來,這就是節奏感。

韻律緊湊的代表,就是電影裡搶銀行的片段了。光是一分鐘之內就發生了大量的事件:車開進來、搶匪下車、鳴槍示警、金庫打開⋯⋯作者必須像導演一樣調度場景。即使「搶銀行」的材料都差不多,但有謀略的導演還是能創造出獨特的節奏。

作家寫一篇文章,不管是散文還是小說,都要不斷地修改,用陌生的、他者的眼光去讀,而非沈溺於個人,讀者才不會厭倦。也有位聽眾問及修改文稿的問題,金宇澄說,就像小母雞生了蛋,拍拍翅膀叫兩聲就走了,牠明天還能生,所以不在意,但老母雞不會這樣。作家應該認真對待生下的蛋,像老母雞趴在那看著,等孵出小雞來。

一個半小時的講座,金宇澄以言語帶領聽眾逛了一趟老上海,濃縮了多年的寫作精華。這次文學營本該由臺北作家前往上海,籌辦期間雙方為此嘗試許久,最後卻還是無法前往。文學營舉辦至今,這還是頭一回採用網路連線方式交流,雖然疫情阻隔,卻也帶出了更多意想不到的體驗。從今往後的文學,究竟可以如何、更當如何?期待來年疫情趨緩之後,我們的雲下之約。

文|林巧棠
新竹人,臺大外文系學士,臺大臺文所碩士。現居台北。半個舞者,新手譯者,對於身為女性一事,有太多必須要說的話。研究舞蹈、身體與心靈之間的交互作用。曾獲時報文學獎首獎、林榮三文學獎、臺大文學獎等。

攝影|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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