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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作家】屍灰飄落草莓,下筆不可動情─房慧真

written by 林運鴻 2022-01-17
【當月作家】屍灰飄落草莓,下筆不可動情─房慧真

短短一個半小時,從漫遊者聊到集中營、從《惡之華》旁及布列松。意猶未盡,筆記字數已經遠超篇幅。摘一句房慧真隨口引用的,關於哲學家阿岡本:「零度的人,其赤貧代表一種悚然,對於統治形象的凌厲反諷。」散文家玲瓏心談起思想史實在有趣,可是房慧真自剖寫作位置,更讓訪問者聽得入迷。只好忍痛剪裁,節錄「文藝」片段,以饗讀者。

Q:或許是我的主觀,但讀畢《草莓與灰燼》,第一個感想是──小處寫異化和貧窮,大處寫核災與種族滅絕,這竟是一本,不動聲色的「殘酷」之書!散文這一體裁原本長於私我感悟,但本書似乎又刻意後退,觀照集體性的、歷史性的「殘酷」?

A:二○一四年,太陽花、雨傘運動相繼發生,當時記者入行不久,有幸近身觀察,也難免「運動傷害」。帶著太陽花的傷口和雨傘的療癒,剛好那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上映小川紳介的三里塚抗爭系列,滿滿既視感。還有Claude Lanzmann九小時《浩劫》,非常震撼。該片特別在於,保存了協力者證詞──記錄片訪問某位猶太人理髮師,在同胞進入毒氣室之前,他負責整理儀容。

納粹非常懂心理學,犧牲者坐長途火車沒吃沒喝,等同畜生,下車當然想要沐浴梳洗。理髮師形容說,毒氣室外面一排大衣掛勾,很像休息室,他有一套話術:衣服掛在幾號要記得,淋浴結束記得領回。一切似模似樣,同胞不疑有他,魚貫走入那不會走出來的地方。

理髮師在人群中也看見認識朋友。他不敢說出:你們所有人,等等都會死。

人類是這樣,寧願偏聽苟安,不願直陳毀滅。你看整個一九三○年代,歐洲的哲學藝術科學人才輩出。所以當時的人大概無法想像,納粹的醜惡,可以這種程度汙衊文明。當然有其他「理髮師」在毒氣室門口揭露真相──只是囚徒懵然不信,還以為遇見瘋子。其實人在浩劫中,也不全是害怕整肅,更多是認命、不忍心戳破。

那年我經歷台港抗爭,開始集中營相關的歷史閱讀。書名《草莓與灰燼》就是劊子手的故事,「草莓洗得很乾淨」,輕描淡寫一句話,裡面大有玄機。如果對照二戰前昇平歐洲,我們也是沒有經歷過動亂的世代,沒有「時代記憶」。香港更是這樣,台灣白恐、中國文革的時候,東方之珠傲視亞洲。這非常像猶太人被進入集中營前,相對富足,有許多知識菁英,可是一夕落入極端狀態,沒有任何準備。

Q:身為小說讀者,我最喜歡〈一路向北〉。 城市街頭有無形律法,試圖與陌生人發生交集、甚至開口索求幫助,對中產階級都是冒犯──但你這「二代台北人」自願領路一小段,送行在時代中遲到的「一代台北人」,結果兩人還是雞同鴨講, 反而走了最遠的路。能否就此談談你的「都市文學」觀點?

A:當記者之前,在學校待很久,研究生很閒,我就大量走路打發時間。我特別愛逛國宅,比如南機場國宅,因為空間窘迫,他們會把家具放在走廊上,這種「風景」反倒需要更多想像力,才能看見生活樣貌。我不曉得自己為何特別受不整齊吸引,之前兩本《小塵埃》、《河流》,還有新書前半都是這樣。可以說我在台北尋找鄉下,是因沒有南部可以回。我母系家族很早來到大城市,父親則是印尼華僑,我沒有「故鄉」,然而,鄉愁才是文學的動力。

在我讀大學年代,還沒有高鐵,同學們回家要三四個鐘頭,在椅子上搖晃顛簸,這個時候想像晚上媽媽煮什麼菜色,大概就是鄉愁。我自覺沒有經歷這樣的心情,只好看人在街頭討生活,流浪漢帶著流浪貓,靠自己移情來發明故鄉的感覺。

另外,城市的複雜總是吸引寫作者。我小時候住劍潭,是一般公寓,然而旁邊就是劍潭國宅,一家多口住在隔間都沒有的地方。蕭颯有本《逆光的臺北》,劍潭國宅女孩愛上民生社區男孩,兩人有次約會,遇到女孩母親,請男生進來狹小陰暗國宅稍坐──然後就沒有了。大學生去美國讀書,留下女孩終生對這段情念念不忘,甚至精神受傷。誰傷害了女孩?大城市光鮮亮麗,「階級」把人類橫斷。

後來搬到晉江街、同安街,那邊很多老的閩式平房,但你只要花三分鐘,旁邊羅斯福路二十幾層鋼骨大樓。從好的方面說,大城市也有包容,允許老舊民居不必都更。社子島也非常吸引我,人住那邊,種田種菜,城跟鄉是硬幣兩面。

Q:詩人顧城說,來自黑夜的眼睛,想要尋找光明,可是你行走角落的姿態,反而是窺探黑暗──「往都市深淵看」讓人想到波特萊爾。但波特萊爾的語言,是奔放的浪漫主義,僅管關懷差不多,你卻冷調、淡薄,第一人稱像第三人稱。同是「漫遊者」為何南轅北轍?你怎麼看這個對比?

A:剛好前幾天我讀Sigrid Nunez的小說《摯友》,講班雅明筆下波特萊爾,漫遊者穿梭在城市裡,其實男人身體在街頭很自在。但小說這樣問:如漫遊者是女性呢?不要說波特萊爾年代,女生今天去國外會被告誡,晚上不要隨便走動。

我自己有一段時間很習慣走夜路,凌晨才從報社下班,寫了一整天稿子,很需要走路讓腦袋冷卻。在女性裡面我算大膽,我還是挑馬路走,不會拐進小巷。就算白日,走到陰暗處,依舊忌憚,所以作品視角的疏離不能免於性別因素。

當然,也有內向天性使然。我很害怕陌生人,小時候去麥當勞買個麥香魚,得先對著牆壁練習點餐。我猜,如果我的文章是影像,一定是長鏡頭看過去,而非短距跟拍。

所以我特別喜歡布列松的電影,描寫重要人物,布列松不會先拍臉孔,反而在手腳、衣服等枝節上盤桓。他的《錢》改編自托爾斯泰,講一個倒楣工人,拿到一張偽鈔,然後厄運連連,被審判、被離婚,出獄後那雙頻頻入鏡的手,掐死了唯一釋出善意的好心人。布列松不去解釋心理狀態,但是光是手掌在鏡頭中運動,就把值得訴說的部分說盡。

這邊還是海明威冰山理論,能看見的只有全貌十分之一。這也是承認文學比世界少,下面還有十分之九。

當然最後也有倫理考量。知識分子書寫底層階級,一定有偽善這個原罪。我當然關心,但不希望讀者看見我自以為是,覺得自己可以長驅直入。即便不能避免天真人道主義,但我的述說再安靜一些,可疑的「溫暖」就沒那麼一廂情願。

Q:新書中有無家者、工程師、午夜酒店街種種故事。把生命橫切, 居然散發「職人誌」味道,更彷彿結構呼之欲出的小說極短篇。除了我們熟知的散文家跟記者,有沒有某處文學宇宙存在「小說家房慧真」?

A:其實,我一開始學著當個「文青」,就是練習寫小說。早年不讀詩,詩是屬於少年的。就文類來說,小說和詩比較極端,散文在中間,很少看到詩人兼小說家,因為光譜距離最遠。

我自問創作慾望不強,讀書慾望更強,所以我用速寫的方式,把風景採集起來,吉光片羽成就散文。後來因緣際會當了記者,也是出於私心,因為台灣主流是成長散文:家庭、慘綠年少、創傷跟挫折,對創作者的耗損非常嚴重,到了第三第四本,差不多生命寫完。

之所以去當記者,本來是我這樣「經驗匱乏者」,想辦法找題材的方式。但進了這一行,發現自己太過天真。

如果把調查報導當成創作素材,一有倫理上、二則是距離的問題。從外面走進事件,是貼身肉搏、泥濘不堪的事情,比如說,做石化工業報導,一段時間後記者就去別的主題,但報導對象還被地方派系、爆炸風險、空氣汙染、罹癌物質層層圍困,所以沒辦法帶著功利的心態。寫的時候掙扎,結束以後心虛,更沒有像卡爾維諾說的,寫作時進入內在起飛時刻。創作如果需要材料,寧願讀別人調查的資料。

報導會刊出,當事人受苦沒有盡頭。這也是我離開新聞業的原因。所以我現在最想寫的是「虛構」小說。言叔夏說過,我的散文裡,觀看主體有意識被抹消,現在我更想把主體弱化、只成為眼睛,放到小說裡面 。記者這個職業遺下某些習性,在真實前要自我後退,不要暴露出來。

小說反而讓人自由。它可以從第幾人稱解放、也可以跟《遣悲懷》一樣懺情。我在媒體業看到翻天覆地,《蘋果日報》在香港被鎮壓、在台灣也岌岌可危。我從《壹週刊》到《報導者》,極右到極左兩種媒體位置,照理感觸很多,卻完全沒辦法用散文處理,你看我的散文從來沒談過自己的職涯。虛構文類的好處就是,如果現實過於沉重,壓得散文「我」難以現身,小說反而可以讓另外一種經過組織的真實,相對沒有負擔地留存下來。

《草莓與灰燼》
房慧真,麥田出版

《草莓與灰燼》沿著寫字者和報導人的生命前行,走過舊街矮屋下的老者、走過科學園區裡的白領,然後抵達集中營跟核災變留下的殘酷歷史場景。面對醜惡,房慧真的筆跟字,反而不動聲色。見證真實該不該懷揣悲憫?這本散文說,節制與淡然,其中仍有暖意。

採訪撰文|林運鴻
現為文字工作者,評論見於鳴人堂、博客來OKAPI、Openbook閱讀誌、思想坦克、報導者、《字母LETTER》、《春山文藝》、《幼獅文藝》、《中學生報》、《聯合文學》雜誌等。

攝影|邱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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