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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泼╳顾玉玲╳廖云章:异乡也正凝视着你——移民工文学与非虚构书写

written by 留婷婷 2019-04-04
阿泼╳顾玉玲╳廖云章:异乡也正凝视着你——移民工文学与非虚构书写

在春寒的缝隙间稍稍回温的周末午后,因将临的人潮,而逐渐变得拥挤温暖的灿烂时光书店二楼。精神抖擞的廖云章与丈夫张正一同,张罗著座垫、木椅与影音器材的摆置,不时东张西望地点点头,表示一切安妥。不久后,剪去多年长发、神色明晰的顾玉玲,与一如既往绑起马尾、戴着轻便鸭舌帽的阿泼,亦相继到来。作为深耕移民与移工议题多年的同伴与好友,身在社会运动第一线的顾玉玲、始终走在田野路上的人类学实践者阿泼,以及奔走于新媒体、书店和文学奖等平台间的媒体工作者廖云章,三位一看见彼此便格外兴奋,牵着手互诉近况。弹指间茶水备妥,麦克风有序摆放、听众陆续上楼,三位讲者亦次第入座。小巧的聚光灯一一洒落,这方构筑予言语及思想的私密舞台,终于掀起帷幕。

我群之内,国度之外

Q 初见「移民工」一词时,常感困惑。因短期来台劳动的移工,和长期居留的移民,其职业倾向、身份位阶和生活处境皆大不相同,更有着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等移出国的文化区别,但我们却惯常将不同国籍、性别与族群的差异性,都一并收束进「移民工」三字之中。该如何看待这种异质性的聚合,以及其各自类别中的发展与挑战?这是一种策略性的组织集结吗,抑或有其他原因呢?

顾玉玲(以下简称顾) 我对于这一词汇是否已被创造出来一事,是抱有怀疑的,因为那并非是一个被赋予历史诠释和事实累积的修辞,而只是方便起见的统称,且其中间永远都必须存在着一个顿号:不是「移民工」,而是「移民、工」。移民与移工当然有着性别、族群以及阶级的相似性,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群人,甚至未必玩在一起。之所以没有玩在一起,是由于制度性的区隔所导致,也就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性的、体制上的,以及结构性的问题都完全不同。当我们说到外籍配偶时,我们所谈论的必然是来自东南亚的人们,而非来自美国或日本的移民,这便体现了政策对待与社会对待的双重标准。可是,一旦新移民在台湾社会中缔结了亲缘的网络,就意味着相关政策有松绑或改变的可能。与之相对的,移工的困境,便在于他们没有机会落地生根成为移民,也就连带地失去了公民权、投票权与政治参与权,更难以争取合理的待遇。由于移工始终处于一种悬置的、可被驱离的状态,自然也就无法对身处的社会,有关怀和介入的驱动力。总而言之,除了我们的社会对所谓「经济落后」的东南亚,有一种共通性的歧视,也除了书写的路径会有所交错之外,在绝大部分的情况里,移民和移工都必须分开处理。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廖云章(以下简称廖) 沐子(指顾玉玲)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关注移工权益,所以会清楚意识到,移民议题是在之后才陆续浮现的。不过,如今的社会氛围确实会习惯性地将两者结合,好像他们是可以放在一起讨论的。《四方报》草创之初的投书,有九成以上都来自移工,而外籍配偶即便没有语言的障碍,也不会主动去阅读这些由「工人」们所书写的文字,更遑论投书来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阶级和身份的差异,也因为外籍配偶没有自己的房间,她们日夜都生活在台湾人中间。但移工群体总能创造出一个与自己对话的空间,哪怕是非常艰难,也哪怕需要挤压睡眠的时间。另外,在外籍配偶社群的发展部分,由于新南向政策的推动,「新二代」是近年最受瞩目的一个群体。他们被媒体所追逐、「通缉」,甚至被迫进行认同的表态。在资源与诱惑并存的局势下,新二代们意欲撕下标签、证明自我,却又不可避免地因为标签而拥有优势。这其间的细节和其后的缘由,我想都是很值得讨论的。

阿泼(以下简称泼) 虽然前面两位都分而论之,但我想要将移民与移工收束在一起,去进行观察。具体来说,「外籍配偶」这一群体的构成,就是来自东南亚的人民,经由婚姻形式,被「合法合理地」内化为我们社会的生产力,并且生儿育女,培育了下一代的劳动人口。因此,外籍配偶往往不只是移民,也是移工,即便到现在亦是如此。识字班的遍地开花,正是意味着她们必须抛弃自己的语言与国籍,去融入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去成为真正的「台湾媳妇」和「台湾新娘」。更甚者,外籍配偶们自身也可能复制了这种文化位阶的认知,无论是对于自身,亦或是对于后代的教养,都倾向以优美的中文作为最高标准,而一再淡化母语的痕迹。与此相对的,近几年当我在接触一些来自东南亚的留学生时,会发现他们正是因为深知台湾社会的既有偏见,反而更骄傲于自己的越南认同、泰国认同,或者是马来西亚认同。这是新世代的反扑与颠覆。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也发现移工社群具有非常蓬勃的生命力,常有许多社会或艺文人士为之发声,因此他们似乎更被我们所察觉和关切,以致于代表着外籍配偶的「民」字,似乎是之后才被加入「移工」一词中间。我们有时甚至会忘记,他们也有著书写和发言的需求,但这忘却,是不应该的。

一个有故事的主体

Q 在三位的《忧郁的边界》、《流浪西贡一百天》、《我们》和《回家》等作品里,「人类学方法」与「非虚构写作」都是极为重要的关键词。那么,就具体实践的层面而言,以「人类学方法」去书写非虚构作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透过这个被选取的视角,我们看见了什么以往未曾看见的?请三位从媒体工作者的视角出发,从社会运动者的经历出发,也从人类学实践者的踏查来谈起。

 相较于其他两位,其实我应该是离人类学比较远的,因为我是念新闻传播以及社会学出身的。但在累积书写《流浪西贡一百天》这本书的前行资料的过程中,也就是住在西贡的那三个月,我确实采用了一些,会被视为是人类学的方法和仪式。比如说礼物交换、参与所有受邀的活动,也比如说,每天都固定出现在某条街上,固定让某些人看到我,从看不懂到看懂,然后就不需要语言也能沟通。做为一个来自陌生国度的人,你一方面享有国家位阶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不透露任何情报地隐身于人群之中,去观察那个社会。我正是在与外籍配偶的娘家、与当地待嫁的年轻女性,以及与怀抱着哀伤故事的年迈母亲不断交谈的过程中,翻转了既有的偏见,不再觉得买卖婚姻必然是绝对的黑暗,而可以持平地将之视为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交换,以及对于更好未来的想望和追求。这是选择,是牺牲,却也是越南女性在新的土地上,去创造一个新家园的能动性。

 接续云章的故事,我觉得重点在于,我们对外籍配偶总有一些奇怪的想像,若非觉得她们很可恶,是来骗人的,就是觉得她们很可怜,是被骗的人。这两种极端的概念,是相悖却又相应的,可终归都在告诉我们,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一路下来,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中去作出利害盘算和判断。身为一个书写者,无非就是想去写出那个真实的处境,并且去纪录,人如何在不同的处境之中做出选择,或者根本没有选择。回到一开始的提问,用不同的角色进场,自然就会带出不同的叙事方法。作为一个置身于事件之中的组织工作者,比起传统的报导文学,我认为自己更需要一个新的命名:这是一种「我在场」的书写方式。解严以后,当代的青年开始有机会在各种场域中「在场」,像是乐生、大观迫迁,还有太阳花学运。这些在场的身体感与观察角度,势必就与过去大不相同。这便很接近人类学式的民族志,因为你不断置身现场,不断介入、互动和改变,不断搅和在一起,那也就必须将自己也书写进去。我的取径通常有两种,其一是从空间着手,从自己最熟悉的中山北路开始,去书写这些我所接触的外籍移工,然后再以此作为据点,随着他们的移动一一幅射出去,到桃园工业区、到新北照护之家,也回到南越和北越农村,回到那个他们所离开的家乡。同样的一个人,在不同地域的转换之间,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而且不仅是被我们观察的对象,就连我们自己,也会因地域的差异而有所改变。身为一个外来者,我希望进入那样的生活,去思考和观看他们对现代化的想像与复制,而不是让既往的偏见决定我的视野。另一个重要的路径是时间感。就像是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去描述一座城的桥墩时,无法仅仅告诉读者桥墩的形状,而必须将历史的故事也一并诉说,才能够捕捉到这座城市,在空间与时间轴上叠合的样貌。但时间的层次,永远都是具有时间差的。当一个人在描绘他的过去,他其实经过了筛选,当我们在聆听他的描绘时,我们其实进行了诠释。乃至到达书写和阅读的程序,已经是起码三、四重以上的时间差距了。正因如此,要如何保持被书写对象的主观意愿,又不能违背我作为一个书写者,在时序后端的所见所闻以及自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复杂地穿插在那里。

 我想要回应访谈人的问题。其实那些被说是「人类学的方法」、被说是「报导文学」、被说是「菜鸟人类学家」等等的命名和指称,我们都是不太认同的。跟前面两位前辈比较起来,我也觉得自己的采访与田野方式,并不是那么地人类学。因为我并非和她们一样,是亲自深入那个生活现场,陪伴在移民和移工的身旁,并且去聆听其故事。即便两位可能否认,但这种陪伴确实是人类学的方法。对我来说,我的身份、我的书写,以及我所要做的议题,其间的划分是非常清楚的。我有一个不可取代的主要身份,就是名片上印着的「记者」二字。也因此,我的工作方法也是记者式的,除了本身会关心发生在东南亚的一切之外,其余的时候,都是跟着事件和主题在跑。移工与移民的议题也是如此。在十多年前,移工与移民已经陆续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周遭,但却没有人去了解这个身份的起源、他们离乡的原因,以及在他们的国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对源头的好奇心开始,我不断为自己设定题目。而在马尼拉与当地移工交流的过程中,我也发现有许多女性将移动视为一种正确和幸福的选择,去逃离无法自由离婚、对同志充满恶意的天主教国家禁律,去挣脱家庭暴力的阴影,去卸下为人妻、为人母的层层身份压力,去重新寻回自己。我想说的是,在移工群体的背后,或许真的有命运的阴影在笼罩着,有一些不得不的因素在身边逼迫,但最终做出选择的,永远都是他们本人。若是不回到移工的来处,在较大的架构中梳理那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条件,我们就只能不断地重复一些片面的叙事、一种悲剧的语言,而无法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主体。

世界的移动者,文学的台湾人

Q 「移民工文学奖」始于二○一三年,迄今已出版《流》、《航》、《光》、《渡》四本得奖作品集,堂堂迈入第六届。征奖范围也以台湾作为起点,逐步扩大到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日本和韩国。作为全台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拘文体、出入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并且由于皆为翻译作品,故被张正戏称为「具有诺贝尔奖高度」的文学奖,在策划、推行与审稿的过程里,想必会遇到许多困难,抑或是启发。正好三位都曾是发起人或曾经担任过评审,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历年参与的经验,以及一些值得更多关注的作者及作品呢?

 沐子(指顾玉玲)是第一届移民工文学奖的评审,阿泼是热炒团的团长、第三届的评审,以及和我还有张正一样,都是文学奖的发起人。在座的都是元老,所以有很多创始阶段的故事可以讲。早在《四方报》时期,我们就有意识地,将每一期的部分文章都翻译成中文,希望能提高这些移民与移工故事在台湾社会的能见度。而这些作品,也获得了许多文学圈朋友的肯定。于是我们就在某次热炒摊上,大概是因为啤酒喝多了,就讨论出了整个文学奖的架构,包括奖项的定位、奖金额度、要邀请哪些人来参与召集和评审、要申请哪些经费补助,如此等等。其间当然蒙受很多文化界与学术界好友的帮助。以及让我最印象深刻的,「西联汇款」这间公司的经理,在自己遭到资遣的上班最后一日,从抽屉里拿出了十万元,要支援这个奖项的举办。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举动,就如同我们一开始筹办这个文学奖时,也像是在构筑一个梦境一样。

 《四方报》真的是一个很妙的平台,它像是我们三十多年前的「爱情青红灯」,每首诗下面都附有作者的电话,于是就不只是发表作品,更是交友往来的热络场域。而移民工文学奖,对于参与者来说,满足了他们在他乡异国书写的欲望,对于台湾文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来它有别于、或者是说打破了以往台湾文学奖以「美文」作为主流的写作倾向,因为经过了翻译的工序,说实话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原先的文字是否流利和顺畅。形式被降到最低,文章本身的观察、内容和结构,就转而成为评审们争论的焦点。二来,移民工文学奖也开创了台湾文学的某种向度与深度,得奖者不再只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份子,而是一群在不同的场域里,做工的人。劳动阶层有其独特的经验,因此,把移民工文学放进台湾,也是扩大了台湾文学的边界。最终的授奖,老实说也几乎都是策略性的,因为内容真的太过丰富了,而且诗、小说和散文之间难以进行比较,所以重点就会落在,我们希望让台湾人看到什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去颁予奖项。而在过往作为评审的经验里,我发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像骆以军这样的小说家,他们那敏感纤细的神经,会时常被非常悲惨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在痛楚中诉说的力道所打动。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受冲击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看得太多的社运工作者来说,会特别勾动我的,反而是呈现出自身座标的书写者、是对台湾有所观察和对照的作品,以及布局精彩的虚构叙事能力。就好像去年荣获评审奖的菲律宾移工Melinda M. Babaran,她在〈鞭打的痕迹〉这篇得奖作品里,书写自己如何因为同志身份,而在保守的原乡及原生家庭中饱受虐待,又如何因为来到台湾,而得以解放自我。我想从乡下来到台北的人,应当会对这种自由格外有感。一方面你感受到城市是冷漠的,另一方面,你又能在城市的冷漠里,得到某种自由。他乡异地幽微的吸引力,正是在这里,也正是那么复杂、毫无定性的,希望往后,这些都可以慢慢被编织出来。

 虽说只是热炒时的闲聊,但当最后,真的决定要办文学奖时,我一听到就不禁倒退了三步。事缘当时文学奖在台湾,其实已有位阶很高、离地很远,而且总是在雕琢语言等等的负面印象,这不是一项那么「接地气」的活动。可是当然,我们有一个很核心的目的,是要将移民工创作和台湾文学结合在一起,是要证明,只要是在这块土地上书写的文字,不管是以什么语言书就的,都可以成为台湾文学的一部分。第一届评审团的召集人会找陈芳明,也是很策略性的,毕竟他就是书写文学史的人。于此同时我们还找了初安民、骆以军、沐子这些黄金阵容,就是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届,所以要一出场就将王牌都亮出来的意思。策划过程中当然也遇到很多困难。我还记得,我和黄汤姆吵最凶的部分,就是文学奖的字数限制。他认为文学奖的规格必然要有上限,但我觉得,既然是不同的语言,就不应该硬性规定字数,而且我们对于文学奖的框架已经感到很厌烦了,又为什么要把移工书写也套在这个框架之中呢?那时真是吵得不可开交。后期文学奖的运作上轨道之后,的确就产生了一些作用。我和张正陆续遇到台文所的、或是日本来的学者,邀请我们去谈谈移民工文学奖和台湾文学之间的关系,去探讨外来的语言,到底能不能置放进某个国家的文学历史之中。当然最后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不管何种语言的书写,都是可以被转化,或者是被接纳进一个在地的源头的。我直到第三届才担任评审,但我的选稿标准和沐子很相近。作为最原初的发动者,也因为受过人类学训练,我其实不在乎故事本身是否悲惨,我在乎的是,你有没有书写到生活的细节、有没有将台湾放进你的视野之中,并且,有没有将你的文化带到这块土地上,试着让我们理解你。我还记得,我们那届的首奖作品叫做〈海浪之歌〉,是一篇上乘之作,得奖者是印尼移工王磊(Justto Lasoo)。王磊同时也是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名字,他在得到奖项的鼓励之后,又再接再厉,于2018年的第五届移民工文学奖中再次拔得头筹。另一篇让我感到非常惊艳的作品,是将印尼文化、穆斯林宗教仪式与台湾市场生态,都细致地放在一起的〈LIR ILIR〉,通过描绘红葱头米饭和有蟑螂爬过的磁砖等物件,将对于母亲,以及对其手作菜肴的思念,都刻画得非常精彩而且充满温度。

 每一次文学奖办完之后,我都会去追踪得奖者后续的人生。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届的得奖者之一Erin Cipta,她的作品名为〈业丰和卡洛斯的故事〉,是在描绘一个唐氏症患者和一条年迈秋田犬之间的感情。来领奖的那天Erin告诉我们,这是她三年来第一次获得休假,她还说我和张正好奇怪,我们办了一个自己看不懂的文学奖,开了一间自己看不懂的书店。但因为得奖这件事,让她觉得自己不再只是以往那个农妇,而好像可以多做点什么,于是她就决定返回印尼乡村,将自己的客厅变成了一座免费的图书馆。她写信给雅加达的出版社,向他们索取滞销或将被销毁的书籍,她参加了第二届移民工文学奖,并且再次获奖,她甚至将第一届的得奖作品改写成长篇小说,要以此作为进入雅加达文坛的叩门砖。她做了好多好多的事,而这一切转折的契机其实都在台湾。得奖之后,人生才正式开始。而即便未能获奖,书写也犹如磁铁,你不知道会被谁所看见,会产生怎样的连锁效应,抑或是立场的扭转。我想这就是移民工文学奖不只对于台湾文学,也对于移工与移民们的,社会性的意义之所在。

顾玉玲
一九六七年出生于嘉义市,十八岁移居台北,至今。解严前后受左翼思潮启蒙、台湾社运滋养,辅大英文系毕业后全职投身工人运动,至今。曾经担任「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理事长,就读于交大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曾获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首奖、怀恩文学奖评审奖、台北文学年金。著有《回家》、《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

廖云章
喜欢东南亚文化的中文人,相信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人,就能和世界发生更深的关系,找到自己的灿烂时光。 现为天下杂志「独立评论@天下」频道总监。曾任台湾立报记者、副总编辑,协助成露茜女士创办《四方报》、发起「师生手牵手、摇到外婆桥」计画、创办「东南亚移民工文学奖」、成立「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书店、F24地板图书馆,以及发起「带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回台湾」运动。著有《流浪西贡一百天》(二鱼文化出版)。

阿泼
受过新闻与人类学训练,曾担任记者、NGO工作者以及研究员,资历多样。曾获两岸交流纪实文学奖、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报导文学类奖、开卷好书奖等。著有《日常的中断:人类学家眼中的灾后报告书》、《忧郁的边界》、《介入的旁观者》,合著有《看不见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梦想》、《咆哮志》等。在转角国际、鸣人堂等媒体平台持续笔耕。Facebook:「岛屿无风带」

文|留婷婷
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生。狭义的澳门及台湾双栖者,广义的移民兼移工。喜读小说,关注港澳文学与性别议题。一只夏季苦暑、冬日畏寒,踽踽独行的文字修行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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