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月精選】生根的人：寫作要說的不僅是故鄉

早上六點，天濛濛亮，像許多的媽媽一樣，是鄧安芷一天的開始，起床、準備早餐、準備送孩子上學……不同的是，一般人可能很難想像，在接下來到睡前的十八小時裡，他能夠塞進多少行程，開店工作、寫作、跳舞、上課、到小學教越南語和文化……甚至從去年開始到高雄師範大學上碩士班，支撐著他忙碌生活的，卻大多不是為了自己的事，而是為了能夠幫別人「說出來」。

十多年前，鄧安芷大學畢業，在越南的大學裡打工擔任助教，同時也焦慮地等待正職工作的消息，碰巧聽親戚說在台灣工作不錯，二十一歲那年，他便支身到了台北。「那時候我的英文比較好，就負責溝通，幫大家跟老闆講有什麼問題或是要調整薪水之類的。」鄧安芷想了想，又補充：「那些都是我自願的，不是工作。」熱情的個性至今仍然明顯，讓他在繁重的工作環境中交到不少朋友，但在台北的日子並不長久，不到一年，鄧安芷生了大病，遍查不出詳細原因，加上當年正值SARS，儘管和同事關係不錯，生病住院期間仍只有當時連男友都還不是的、現在的先生去探望，也是他，在鄧安芷回到越南的半年後，辭職到了越南找鄧安芷，最後兩人結婚回到了台灣。

儘管到過台灣，也知道並不如傳聞理想，但「還是比越南好。」鄧安芷說，當時的台灣比起越南至少是有發展性的。不過這一次，他到的是高雄。對住習慣北越的鄧安芷來說，比起步調快速的台北，炎熱、雨水來得又快又急的高雄，卻反而讓他更難適應，在北越，時常下著涼涼的、綿綿的細雨，就像台北。

「所以下雨的時候，我就會很想念越南。」在聊到鄉愁時，鄧安芷毫不猶豫地回答。後來，為了解解自己的鄉愁和女兒的「河粉癮」，也為了有更彈性的時間照顧女兒，鄧安芷在高雄開起越南餐館，提供北越菜餚。透過不斷的溝通和推廣，儘管現在偶爾還是會在烹調時被抱怨魚露氣味太濃，他還是看到不少台灣的改變。

所以是因為鄉愁才寫作嗎？答案出乎意料，最一開始其實是因為好奇。為了能夠更好地溝通，鄧安芷和其他新住民們姊妹們一起參加作文課，高中讀文學班的鄧安芷，對寫作甚至投稿都不陌生，「但來台灣的時候沒有寫，中文太難了！」她說：「同一個字，在不一樣的地方意思又不一樣，我有時候會寫反。」因此上課從四方報得知移工文學獎的資訊時，她首先注意到的並不是獎金，而是如果得獎，作品會被翻成中文的事：「我很想知道，我想講的那些東西，在中文要怎麼翻譯、他們會怎麼翻譯那些句子。」

不過，初次投稿移工文學獎便奪下特別獎的經驗並不為他的生活造成太多改變，反而是接觸了越來越多同為新住民的姐妹的故事，推動了他的創作。「像我那時候嫁過來，明明是自由戀愛，有很多朋友也是自由戀愛，但是很多長輩就會想到是買賣婚姻，說話就比較不禮貌。」但很快，他發現發現誤會都只是因為不了解：「他們也是聽別人說。」他回想，在初投稿移工文學獎時，也有一些猶豫，但老師鼓勵他們，以前很多事情都是台灣人代說的，現在，他們可以自己說。

同樣的還有戲劇，參加臻愛天使兒少關懷協會的越南戲劇團之後，鄧安芷認識許多其他的新移民姊妹，也因此聽到許多人的人生故事：「我們沒有劇本，都是某些人遇到的事，我們試著演出來，再彼此調整修改。」每天晚上上東南亞學碩士班、寫論文；每週五到大寮的山頂國小教孩子們——除了新住民的孩子之外，也有許多有興趣的台灣孩子——說越南話、唱民謠、認識越南文化和玩具；週日帶著女兒一起到美濃、旗山拜訪其他新住民姊妹，和長輩們聊天，也演演戲。透過書寫和溝通，他們和孩子及長輩間的隔閡就這樣慢慢化解了。

「可是還有太多朋友的故事了，都很必須說的，我想慢慢幫他們寫下來。」久居十數年，鄧安芷在故鄉與新的故鄉之間，還有許多想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