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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 56 】不忘掉那個便記不住這個 —— 《返校》裡的惡夢、敘事、與記憶

written by 陳平浩 2019-11-22
【金馬 56 】不忘掉那個便記不住這個 —— 《返校》裡的惡夢、敘事、與記憶

原以為《返校》是一以改編熱門電玩嫁接類型片的台灣白色恐怖入門電影(確實不少人由此認識了這段歷史),但若細究追問,將發現它更像多年以後大眾對白色恐怖擁有基礎知識與共識之後,一部批判反思、複雜化白色恐怖的電影。

故事很簡單。戒嚴時代中學校園,女學生愛戀男老師、妒忌女老師,暗中向教官(黨國化身與戒嚴象徵)告密二位老師私下偷偷組織讀書會,以便拆散鴛鴦、獨佔情郎。誰知讀書會成員不是槍決就是刑求到死。內疚至極,她自縊悔罪。

但叙事十分複雜。《返校》和《超級大國民》皆有「夢的叙事框架」。後者始自政治犯老前輩夢見馬場町槍決而驚醒,結束在他從六張犁上墳返家後的沉睡。前者則是警總刑求的昏厥與甦醒之間的一場「惡夢」。白色恐怖是一場惡夢嗎?過度「非人」以致我們必須把它視為惡夢?但把史實與現實看作惡夢,暗示了我們迄今仍未醒來?

《返校》劇照,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返校》裡「夢的敘事」甚至有兩層、兩位叙事者:一是(主動的)「告密者」女學生,另一是「招供者」男學生(被動或被迫的告密者);他在刑求昏迷裡夢見她從眠寐裡醒轉、但醒轉至惡夢。男學生最後活了下來,成為說故事的人(男性總掌握了敘事權)、喚醒歷史記憶之人──但他可能是「不可靠(信)的敘事者」,她與讀書會以及整部電影皆屬他的版本;觀眾如同翻讀一冊警總歸檔的自白。因此,除了「國家殺人」,白色恐怖的政治、歷史、倫理、責任,皆因套層敘事而複雜起來。此外,敘事以意識流往返過去與現在、每次往返都是複訪(每次都是第二次)、每次複訪皆有新的線索(重複與差異)──正是白色恐怖在當今台灣被感知、被認識的形式。這些都呼應了《好男好女》(1995)針對叙事的後設詰問。

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男好女》是侯孝賢的台灣三部曲。 好男好女》是「台灣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曲,改編自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講述白色恐怖受難者鍾浩東與其妻蔣碧玉的故事。

既然也有「好男好女」那就難逃「革命與戀愛」。瓊瑤式師生戀(戒嚴年代「去政治化」裝置),沒事往往反而有事。

漆黑防空洞關鍵一幕,女老師立於男老師遺照前一如捧丈夫遺照的遺孀揭穿斥責小三:妳是告密者。燈盞搖晃明滅,既像警總訊問室、也像希區考克《驚魂記》結尾地下室──恰好,讀書會辦在學校頂樓向陽儲藏室。如此上下空間配置符合《驚魂記》裡「超我 vs.本我」的潛意識建築。故師生戀必有不倫:雨夜有事,素描水仙即是描繪女體;為義割席,然後「禍水論」與「殺淫婦」──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該死的茱麗葉》(2010)、直到《返校》(2019)。刺探白色恐怖裡必然爭議紛紜的「性與政治」,《返校》超前了時代。

還有,尖銳聲討加害者,也隱密究責身兼共犯的受害者。「鬼差」頭戴教官制帽、肩披死神斗篷,臉孔是一面鏡子──這形象來自瑪雅黛倫的實驗片《午後之網》(Meshes of the Afternoon,1943),也是一部「夢魘迴圈」電影,女主角結局亦是死亡。當讀書會成員被攫捕,受害者在鬼差臉上看見自己──「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你我皆是共犯」。

《返校》劇照,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返校》劇照,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此,「你是忘記了還是不敢想起來」原是指著告密者鼻子說的,網路上卻變成同代人或同溫層的互相提醒,也許不是偶然。矛盾的是,若沒遺忘,便無記憶可言遺忘是記憶的前提。記憶一如影像,來自於框取同時排除,不忘掉那個便記不住這個。於是,戮力記憶之際也必須考掘這記憶建立在甚麼遺忘之上。比如,「致自由」也許其實是「致自由主義」──殷(海光)老師、思想自由、戀愛自由。疑似左傾的讀書會上,左翼魯迅不以小說或雜文反以翻譯現身,而且還是《苦悶的象徵》。

結果,《返校》遠遠不只一部向觀眾介紹白色恐怖為何的入門電影,更逼近於後設地思索著如何書寫、述說、與再現白色恐怖──這正是我們的艱難責任。

文|陳平浩
桃園台灣人,影評人兼環島巡迴辯士放映師

照片來源|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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