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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書評】《翻譯偵探事務所》|消音與發聲

written by 蔡 旻螢 2018-03-03
【重點書評】《翻譯偵探事務所》|消音與發聲

真相只有一個

二○一六年,台灣出版的翻譯作品佔了新書總出版數的1/4。島內的我們大量地吸收異域的文化與知識生產。翻譯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尤其翻譯書籍在過去網路不發達的年代扮演著重要的文化傳播與知識流動的重要媒介。賴慈芸既是專業的翻譯學者,也是一名譯者。《翻譯偵探事務所》是她學術研究之餘,發現許多翻譯作品的譯者身分不明或是張冠李戴,此番怪現象數量甚為龐大,仔細追查之下,發現光怪陸離的翻譯亂象應該追溯回大時代的出版檢查機制。在肅殺的時代氛圍之下,人的境遇與文化交流竟同時顯影在「譯者」的身上,譯者介在文化與政治的衝突點上,成為被消音的一群,而翻譯偵探賴慈芸如何透過紮實的史料爬梳讓他們重新發聲?

話說從頭,自國民政府遷台,台灣島內的文藝體制便因官方的積極介入產生了巨大的轉變,國民政府宣傳反共文藝為當務之急,不只是為了確立自由中國、反共陣營的立場,更多的是與對岸的中共陣營形成文化角力戰。

那麼翻譯現象的生成結構是什麼?賴慈芸認為:「翻譯不外乎權力」。翻譯涉及兩種語言的轉換,翻譯什麼、翻給誰看、從哪個語言翻入哪個語言,本身就與權力運作息息相關。因此書名看似聚焦「翻譯作品」,實則核心問題為:政治「力」場下,「人」如何倖存/不倖存。在這個論點下,「翻譯者」才是本書的關鍵字。這也是本書的有趣之處,兩岸政治立場產生的矛盾與對立,在大時代洪流中的譯者們身上顯現無遺———譯者的政治選擇涉及其譯作是否得以流通。在過去,不論附(共)匪的譯者立場為何,作品在台灣一律查禁,因而產生許多翻譯亂象。賴慈芸以台灣為坐標,討論後威權體制的現在,如何重新盤整戒嚴時期譯文本流通、抄襲、盜印的實情。

時代洪流中的吳明實/無名氏?

除了台灣對於譯作的內需之外,美國亦有散播美國價值的外張,翻譯活動相當繁盛。然戒嚴時期,台灣文人所受的日文教育在戰後中文書籍的市場產生了語言的斷層,中文譯本的翻譯人才多數留在中國,盜印似乎成了問題的解方。以一九四七年中美合作的「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例子,在一九四九大分裂時成了燙手山芋,體現了兩岸與美國的政治現場。

中共與美國的對立立場使得這套中美合作叢書若讓譯者具名在中國出版,則會使之陷入險境;然而在台灣又是另一番風景,晨光出版社的譯者因為留在中國成為附匪,叢書譯者的立場陷入兩難。所以美方為了保護譯者,便以「吳明實」作為美新處內部編輯的假名出版。這套叢書因為美國因素在中國流通不易;不料卻在港台,透過譯者無/誤名的盜印本之姿廣泛流行並且影響甚遠。

全書五卷、共五十篇文章卻處理了大量的史料,旁及中英日各版本內容與序言,兼有編級、譯者、出版社老闆回憶錄,對比了各種翻譯版本後,在書中明列考察後的正名列表。如何讓史料開口說話,就是翻譯偵探的真功夫了。

呈現史料涉及史觀的介入,史料的並陳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如何問題化體制的運作。綜觀全書,翻譯偵探將台灣出版的翻譯亂相大致歸咎於官逼民反、缺乏法權概念,所以盜印、偽譯四起。兇手是上層的體制使然,而這些被逼著作亂的出版社,卻無法在出版多年後還給譯者正名的機會,這正是本書的重要貢獻之一,龐雜的版本除非經過專業鑑定否則難以還原,賴慈芸便是鍥而不捨的追本溯源,一一審閱,以她翻譯的實務經驗與學術研究的敏銳眼光,使得案件得以昭雪。

緝查真兇不只是為了還原真相,更重要的是透過真實的史料與檔案解謎——究竟是什麼樣的時代導致人們不能成為「自己」,必須被迫隱姓埋名;是怎樣的政治機制使得文化的「欺世盜名」成為必然。翻譯是文化交流的必經之途,而在這本書中也提醒了讀者,這不只是道德論的問題、也不是將一切歸咎於政治氛圍與黨國體制的壓迫;而是史料的爬梳與並陳如何能更細緻的問題化當時的文化政策實行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個體能動性——譯作仍舊存在,但是缺席的譯者正是反面地證明自己的存在。

吳明實的現身正是時代洪流中沒有實名的譯者假面。人的身上肩負一個時代,文化、文學與生活,譯者名姓在缺席、錯置的欄位中卻也恰恰提供了正名的線索與時代的痕跡。翻譯偵探以此為線索勾勒出台灣過去的文化脈絡與翻譯環境,揭開假面、開始告白。

翻譯偵探事務所

賴慈芸 著
蔚藍文化 出版
台灣受到二次大戰後政治因素與戒嚴時期的影響,「投匪」或「陷匪」的譯者之作不能在光天化日下出現,出版社或基於文化使命、文學喜好,或在商言商、有利可圖,於是將舊譯易容改裝、借殼上市。

蔡旻螢
1992年生,現就讀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喜愛文藝卻始終游離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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