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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作家】民主台灣的「叛逆」DNA—林剪雲

written by 楊傑銘 2020-09-16
【當月作家】民主台灣的「叛逆」DNA—林剪雲

林剪雲以歷史素材為磚,用小說推砌一座屬於台灣島嶼邊緣人的城堡。誰說歷史小說只能寫百年前的事,誰說當代人不能書寫當代史?「叛之三部曲」寫二二八事件、寫白色恐怖、寫中壢事件、寫美麗島事件、寫太陽花學運,寫那些你我生命曾經走過,卻來不及看清的道路。或許大腦的記憶會將過去包裝成一場夢,但小說的技藝卻令其從心底浮現。

歷史書頁裡的島嶼妏聲

Q:台灣一直以來都有歷史小說的書寫傳統/風氣,你對「叛之三部曲」的定位是什麼?覺得與台灣過往的歷史小說書寫有何不同?

A:歷史一向是任由當權者打扮的小姑娘,因此歷史小說書寫都想補白這一塊,關於時代、歷史事件下的人,以及他們的選擇。在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活在當代的人們往往自己都不曉得真正發生了什麼事,之後才由歷史學者以「自以為的客觀」重新拼貼這一段歷史,在「百年以上才能算歷史」的謬誤中為當權者塗抹脂粉。

我們當代人為什麼不能去追究當代的歷史?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以近代史、現代史為小說背景書寫的理由,我在第一部《忤》談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登台的年代生活,而這次的《逆》接續前部二二八事件後的大量移民及白色恐怖,最終的第三部《叛》,將談及二○一四年的太陽花學運。

其實二二八事件坊間很多人寫過,大家都知道天馬茶坊,那南方的我們呢?難道我們沒有受二二八事件影響?我生活在南方,我是庶民,我是女性,有著許多邊緣的身分與經驗,這是讓我的書寫不同於其他作家的地方。許多歷史小說書寫者經常會將書寫定位在有名人物和重大事件上,但我認為事實上每一樁歷史事件,受到最大影響的是庶民,也就是一般老百姓,而其中處境最悲慘的是女性,她的丈夫或親人可能被捕、可能死在獄中,但這些女性面對這樣的遭遇卻無能為力、無法反抗,只能自我承受。

因此,關於她們的外在處境及內在心境,是我一直以來很同情的部分,也呈現在我的歷史小說書寫之中──南方、庶民、女性,這就是我的中心點。

Q:「身分界定」一直是小說所觸及的,包含族群問題、階級問題,特別是小說裡面所描述到的外省眷村中,還有身分上的差異與分別。可否談談對這部分的觀察,以及在小說中的應用。

A:屏東是一塊歷史的沃土,很早就與外界接觸,也發生過琉球漂民、牡丹社等等國際事件。這裡的族群複雜,有客家人、河洛人、原住民以及外省人,光是外省人就能再細分成「眷村裡」和「眷村外」,眷村裡的被政府保護,他們有官階、薪水,有遮風避雨的房子也能溫飽,在那個終戰後普遍貧窮的時代,他們羨煞外頭的人,而那些遺留在眷村之外的外省人卻是孤苦伶仃,在偏遠的鄉間偶遇他們撿拾資源回收的身影,際遇完全不同。

在故事中我也以龍鳳群和劉國忠的故事帶出:即便同是眷村出身,也有階級之分,既然如此他們又怎麼會接納外界的人事物?不同族群之間很難做到相敬如賓,往往是互相誤解及排斥,這也是我在《逆》中不斷探討的「身分界定及認同」問題。

人們不僅以籍貫和官位家世區分彼此、分定階級,小說中林素淨親受眷村同學嘲笑本省同學所謂台灣國語的震撼,或是首部曲不斷提及的語言問題,也都是人們進行判定的標準。而他們對於本省和外省的界分,竟又是以一九四九年撤退來台為時間點,不過歷史學者在研究二二八事件時只關注外省族群和本省族群,卻遺漏了像是林素淨這一類的「遺民」,他們既無法融入本省,又不被外省接納,成為了邊緣人,我也企圖打破這種政治文化主流的界定方式,為這些被遺忘的邊緣人說出他們的故事。

Q:這部小說可說是女主角林素淨的女性成長小說史,而貫穿主題有一重點是「愛情」,像是中學時期與龍鳳群的同性之愛,與劉國忠之間的誓言約定;到大學後面對鄭家安固執而堅持的追求,以及黨外分子邱生存的浪漫與柔情。小說似乎在這兩個時期刻意安排著林素淨面對愛情選擇時的掙扎,於愛情關係中處於主體的思索。請談談這部分的小說設計與想法。

A:我想談的要從《忤》說起,第一代的愛情柔美又單純,女子能守著一個丈夫或一份愛情過一輩子;但到了《逆》這一代,林素淨可以在龍鳳群和劉國忠之間擺盪,也在鄭家安和邱生存之中游移。她面對「愛」的選擇是什麼?林素淨在同性和異性之間遇到不同性向的選擇,也走上愛與被愛的岔路──她可以深愛一個人即使那人不那麼愛她;在此同時也被一個她不那麼愛的人所深愛。第二代開始面臨愛情的抉擇而猶豫,產生如林素淨這樣的心態:我不那麼愛他,但我讓他愛,何妨?我安排《梁山伯與祝英台》這生死相許的電影故事穿插其中,讓林素淨不斷敘說、渴望「純粹、唯一」,但她自身根本不純粹也不唯一。

在後續的最終曲,就是現下我們這一代的時空,人們不認識也可以上床、一夜情。在這三部曲明顯不同的愛情關係中,我想傳達的是女性的價值觀、愛情觀在時代變遷下產生改變,但這些都沒有對錯之分,就是時代演化出來女性變異的面貌。

無所不在的白色幽靈

Q:女主角林素淨在家庭與愛情中皆遭遇壓迫關係,從母親阿葉、長兄連機,到中學密友龍鳳群,林素淨在不同程度上面對著他們的壓迫與暴力。而他們似乎又因不同的因素也成為被壓迫者,有著生命的傷痕與苦痛。在這樣的安排背後,是怎麼思考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問題?

A:我這部小說的一個很大特色是我無意塑造「壞人」,大家都是整個時代環境下的身不由己者。廖淑芳老師在探討書中林素淨時,曾對友人說過:「在那樣的時代,人人都是林素淨」,這句話深深打中我的心。終戰後的庶民深陷貧困當中,像林素淨這樣平凡的家庭,他們的貧窮是命定的,所以藉著讀書企圖擺脫貧窮世襲的宿命,是終戰後第二代非常普遍的社會性格。在我的書寫中,林素淨的另一個象徵意義是代表台灣;而她的生母、兄長象徵著中國。壓迫者可能也被壓迫;而被害者也可能成為加害者,就像在親情及愛情關係中受盡壓迫的林素淨,也曾在不知情之下告了密,讓別人「不見了」,而成為加害者。

這些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的人卻渾然不知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而我也讓原因從水底下浮現到水面上,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人人其實都是身不由己。

壓迫者並非絕對的壞人,他們也有情有可原的理由,理所當然成為那個樣子──這要從二二八事件說起,白色恐怖統治之下,當權者將所有能量握於手中,包括教育、媒體等等,也導致戰後嬰兒潮的第二代從小被教導著「囝仔人有耳無嘴」,他們沒有二二八事件的記憶,生活是去歷史脈絡化的,也因此更容易接受國民政府的黨國教育。

Q:小說所描寫的國家暴力,並非直面暴力的本質,如刑求的嚴刑拷打,或者是清鄉逮捕的連坐罰。而是身邊平凡的普通人,不分省籍和階級的,就這樣一個一個消失,但整個家庭、學校、村莊、社會,卻沒有任何異樣的接受了「消失」的情形。以如此的方式來處理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是如何思考這問題的?

A:事實上,我在書裡不斷提到的「鬼」那就是警備總部,在那個年代軍警、特務控制著整個國家和角落,來無影去無蹤,使人們噤若寒蟬,遵從著「閉嘴哲學」,沒有人敢談,只要說出口就有可能被消失。

像敏郎這樣的流氓也恐懼著國家暴力,在林素淨的視角裡以一兩句話就「不見了」,而他的消失在鄉里間並不會引起關注,因為那樣的社會環境沒有人敢討論。另外像是憲兵劉國忠協助國家進行「消失」,卻也導致自己「不見了」,只因為他的死因攸關政府不能說的事──這都是國家暴力的一環。

我不是要談某個人被補、被嚴刑酷打的暴力,我要處理的是這種鬼魅般的感覺,我想呈現的是人們心中對於「被消失」的恐懼,這和我們莫名其妙害怕鬼是一樣的,鬼到底在哪?我們只知道祂隨時有可能出現,好比那個年代的警備總部。

Q:「逆」一個字,可說完整的敘述了林素淨的一生,甚而是林素淨的核心價值,她是一個與他人「逆其道而行者」。以這樣的一個角色做為貫穿小說的主角,是否有想表現的價值與意涵?

A:林素淨代表台灣,她在逃離屏東一路往北的過程中不見得幸福,卻開始面對自我、追尋自己的歷史身世,我認為從他鄉變故鄉的過程必先「認同」,人們得找到自我之後才能談「族群融合」,彼此間也才會有和解的空間。

因此我在《逆》的背後是想傳達:人,如果對生命沒有質疑,沒有逆其道而行的精神和勇氣,哪裡能走到自由民主人權的未來?我想談的就是自由、民主以及人權。我從不相信「天賦人權」,人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擁有自由和民主,而是國家應該給予人民這些,因此若當權者獨裁,人民是可以反抗的。

我相信人具有強大的伸縮性,我們能夠擠上沙丁魚罐頭般的公車裡內,也能在空蕩蕩的車廂中尋找一定要旁邊沒有人的座位,這也是人之所以為人最悲哀的一點──我們可以在極權壓迫下生存、適應,人們其實可以習慣於被奴隸和壓榨。我們真的需要保持「逆」的精神,無論是否為反對而反對、是不是沒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但碰到事情時我們並不願當「順民」,人要有質疑的精神和叛逆的行為,才能往民主自由這條路邁進,這就是我這本書《逆》背後的精神。

逆:叛之三部曲二部曲》,林剪雲,九歌出版

林剪雲的《逆》為「叛之三部曲」台灣歷史小說的第二部,延續首部曲《忤》,描寫林柏仲與阿葉的女兒林素淨的女性成長故事。因為白色恐怖的陰影,國民政府的黨國教育使人民一方面服膺於國家體制,一方面與家庭形成斷裂以及分歧。林素淨利用求學的方式逃離家庭的悲劇,卻逃不出國家的監控,每段戀情總有愛與不愛的掙扎,每次的「叛逆」似乎都在揭露個人、家庭、國家最為不堪的一面。

採訪撰文|楊傑銘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文字整理|蘇明翊
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編輯。

攝影|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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