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观—怀念钟肇政先生

后记：

1979年下半年某日，我和我的同学好友林振辉到龙潭拜访钟肇政先生。那时我和振辉都在中坜服兵役，在不同单位任职文史教官，他从马祖南竿回来，我从北竿回来。当兵之前，我们在华冈中文研究所读硕士般，振辉和从日本天理大学到华冈的交换教授冢本照和先生时相往来，那时冢本老师已展开他对台湾文学的探索，对杨逵的〈送报伕〉、黄春明小说中的日本经验，都极感兴趣。我大学时代曾赴东海花园拜访杨逵未遇，曾邀请黄春明上华冈演讲、座谈，振辉因此几次约我和冢本老师交谈，我甚至完成一篇访谈记录，刊于《华夏导报》。

我想，拜访钟先生那一天，我应该带着那篇访谈稿的。次年3月，《台湾文艺》第66期刊出我的〈冢本照和先生访问记〉，但已不同于原先初稿，增加了许多台湾文学的内容。那是台湾首次针对日本天理大学教授冢本照和先生的报导。

稍后，钟先生长子钟延豪的《金排附》（台北：东大，1980年4月），东大图书公司是三民书局的关系企业，丛书主编是我在华冈中文系的学弟林文钦（后来办了前卫出版社）。那时延豪开始积极协助钟先生办《台湾文艺》，次年更成立「台湾文艺出版社」，在台北信义路台师大附中对面开了一家「泛台书局」。我去过几次，有年轻的朋友想见钟先生的时候，我会利用钟先生来台北的时候，和他约在泛台见面。

延豪的出版事业最终是失败了。1983年9月，他应聘开南工商，没想到没几个月后竟车祸身亡。这对钟先生打击之大可以想见。

我在1982年通过博士班学科考以后，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在出版社工作，1983年6月接编嘉义《商工日报》副刊、次年又接下《文讯杂志》总编辑一职，和钟先生越来越没有交集，一直要到我所任职的中央大学成立了客家学院（2003年8月），有一些活动他应邀而来，而我也正好出席，他亲切一如往昔。因此，每当桃园文化局、客家事务局有任何与钟先生有关的计画或活动邀我参与，我都尽可能答应，感觉上和钟先生距离近了些。

2010年2月我借调到设在台南的国立台湾文学馆，馆名即钟先生墨宝，进出馆舍，仿佛每天都和钟先生照面，也就有了向他请安的意思。2012年新春，他寄来手书「达观」二字，题赠「老友」，我感动万分。

2020年5月16日，钟先生大去。7月2日，桃园钟肇政文学奖记者会，承办的联合文学邀我出席，并希望能写点文字朗读，我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写下〈达观〉三段十五行，首段实写，「欢迎归队」确是钟先生说的，语有深意，但我当年没想太多；第二段写尽我曾有过的徬徨；第三段写我只身在台南的处境，钟先生「达观」二字，对我有所启发，「安住」是佛家语，安住书斋，实有对应第二段「在文字丛林寻找出路」的意思。「坐忘」者是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2020年7月5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