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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作家】尸灰飘落草莓,下笔不可动情─房慧真

written by 林运鸿 2022-01-17
【当月作家】尸灰飘落草莓,下笔不可动情─房慧真

短短一个半小时,从漫游者聊到集中营、从《恶之华》旁及布列松。意犹未尽,笔记字数已经远超篇幅。摘一句房慧真随口引用的,关於哲学家阿冈本:「零度的人,其赤贫代表一种悚然,对于统治形象的凌厉反讽。」散文家玲珑心谈起思想史实在有趣,可是房慧真自剖写作位置,更让访问者听得入迷。只好忍痛剪裁,节录「文艺」片段,以飨读者。

Q:或许是我的主观,但读毕《草莓与灰烬》,第一个感想是──小处写异化和贫穷,大处写核灾与种族灭绝,这竟是一本,不动声色的「残酷」之书!散文这一体裁原本长于私我感悟,但本书似乎又刻意后退,观照集体性的、历史性的「残酷」?

A:二○一四年,太阳花、雨伞运动相继发生,当时记者入行不久,有幸近身观察,也难免「运动伤害」。带着太阳花的伤口和雨伞的疗愈,刚好那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映小川绅介的三里冢抗争系列,满满既视感。还有Claude Lanzmann九小时《浩劫》,非常震撼。该片特别在于,保存了协力者证词──记录片访问某位犹太人理发师,在同胞进入毒气室之前,他负责整理仪容。

纳粹非常懂心理学,牺牲者坐长途火车没吃没喝,等同畜生,下车当然想要沐浴梳洗。理发师形容说,毒气室外面一排大衣挂勾,很像休息室,他有一套话术:衣服挂在几号要记得,淋浴结束记得领回。一切似模似样,同胞不疑有他,鱼贯走入那不会走出来的地方。

理发师在人群中也看见认识朋友。他不敢说出:你们所有人,等等都会死。

人类是这样,宁愿偏听苟安,不愿直陈毁灭。你看整个一九三○年代,欧洲的哲学艺术科学人才辈出。所以当时的人大概无法想像,纳粹的丑恶,可以这种程度污蔑文明。当然有其他「理发师」在毒气室门口揭露真相──只是囚徒懵然不信,还以为遇见疯子。其实人在浩劫中,也不全是害怕整肃,更多是认命、不忍心戳破。

那年我经历台港抗争,开始集中营相关的历史阅读。书名《草莓与灰烬》就是刽子手的故事,「草莓洗得很干净」,轻描淡写一句话,里面大有玄机。如果对照二战前升平欧洲,我们也是没有经历过动乱的世代,没有「时代记忆」。香港更是这样,台湾白恐、中国文革的时候,东方之珠傲视亚洲。这非常像犹太人被进入集中营前,相对富足,有许多知识菁英,可是一夕落入极端状态,没有任何准备。

Q:身为小说读者,我最喜欢〈一路向北〉。 城市街头有无形律法,试图与陌生人发生交集、甚至开口索求帮助,对中产阶级都是冒犯──但你这「二代台北人」自愿领路一小段,送行在时代中迟到的「一代台北人」,结果两人还是鸡同鸭讲, 反而走了最远的路。能否就此谈谈你的「都市文学」观点?

A:当记者之前,在学校待很久,研究生很闲,我就大量走路打发时间。我特别爱逛国宅,比如南机场国宅,因为空间窘迫,他们会把家具放在走廊上,这种「风景」反倒需要更多想像力,才能看见生活样貌。我不晓得自己为何特别受不整齐吸引,之前两本《小尘埃》、《河流》,还有新书前半都是这样。可以说我在台北寻找乡下,是因没有南部可以回。我母系家族很早来到大城市,父亲则是印尼华侨,我没有「故乡」,然而,乡愁才是文学的动力。

在我读大学年代,还没有高铁,同学们回家要三四个钟头,在椅子上摇晃颠簸,这个时候想像晚上妈妈煮什么菜色,大概就是乡愁。我自觉没有经历这样的心情,只好看人在街头讨生活,流浪汉带着流浪猫,靠自己移情来发明故乡的感觉。

另外,城市的复杂总是吸引写作者。我小时候住剑潭,是一般公寓,然而旁边就是剑潭国宅,一家多口住在隔间都没有的地方。萧飒有本《逆光的台北》,剑潭国宅女孩爱上民生社区男孩,两人有次约会,遇到女孩母亲,请男生进来狭小阴暗国宅稍坐──然后就没有了。大学生去美国读书,留下女孩终生对这段情念念不忘,甚至精神受伤。谁伤害了女孩?大城市光鲜亮丽,「阶级」把人类横断。

后来搬到晋江街、同安街,那边很多老的闽式平房,但你只要花三分钟,旁边罗斯福路二十几层钢骨大楼。从好的方面说,大城市也有包容,允许老旧民居不必都更。社子岛也非常吸引我,人住那边,种田种菜,城跟乡是硬币两面。

Q:诗人顾城说,来自黑夜的眼睛,想要寻找光明,可是你行走角落的姿态,反而是窥探黑暗──「往都市深渊看」让人想到波特莱尔。但波特莱尔的语言,是奔放的浪漫主义,仅管关怀差不多,你却冷调、淡薄,第一人称像第三人称。同是「漫游者」为何南辕北辙?你怎么看这个对比?

A:刚好前几天我读Sigrid Nunez的小说《挚友》,讲班雅明笔下波特莱尔,漫游者穿梭在城市里,其实男人身体在街头很自在。但小说这样问:如漫游者是女性呢?不要说波特莱尔年代,女生今天去国外会被告诫,晚上不要随便走动。

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很习惯走夜路,凌晨才从报社下班,写了一整天稿子,很需要走路让脑袋冷却。在女性里面我算大胆,我还是挑马路走,不会拐进小巷。就算白日,走到阴暗处,依旧忌惮,所以作品视角的疏离不能免于性别因素。

当然,也有内向天性使然。我很害怕陌生人,小时候去麦当劳买个麦香鱼,得先对着墙壁练习点餐。我猜,如果我的文章是影像,一定是长镜头看过去,而非短距跟拍。

所以我特别喜欢布列松的电影,描写重要人物,布列松不会先拍脸孔,反而在手脚、衣服等枝节上盘桓。他的《钱》改编自托尔斯泰,讲一个倒楣工人,拿到一张伪钞,然后厄运连连,被审判、被离婚,出狱后那双频频入镜的手,掐死了唯一释出善意的好心人。布列松不去解释心理状态,但是光是手掌在镜头中运动,就把值得诉说的部分说尽。

这边还是海明威冰山理论,能看见的只有全貌十分之一。这也是承认文学比世界少,下面还有十分之九。

当然最后也有伦理考量。知识分子书写底层阶级,一定有伪善这个原罪。我当然关心,但不希望读者看见我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可以长驱直入。即便不能避免天真人道主义,但我的述说再安静一些,可疑的「温暖」就没那么一厢情愿。

Q:新书中有无家者、工程师、午夜酒店街种种故事。把生命横切, 居然散发「职人志」味道,更仿佛结构呼之欲出的小说极短篇。除了我们熟知的散文家跟记者,有没有某处文学宇宙存在「小说家房慧真」?

A:其实,我一开始学着当个「文青」,就是练习写小说。早年不读诗,诗是属于少年的。就文类来说,小说和诗比较极端,散文在中间,很少看到诗人兼小说家,因为光谱距离最远。

我自问创作欲望不强,读书欲望更强,所以我用速写的方式,把风景采集起来,吉光片羽成就散文。后来因缘际会当了记者,也是出于私心,因为台湾主流是成长散文:家庭、惨绿年少、创伤跟挫折,对创作者的耗损非常严重,到了第三第四本,差不多生命写完。

之所以去当记者,本来是我这样「经验匮乏者」,想办法找题材的方式。但进了这一行,发现自己太过天真。

如果把调查报导当成创作素材,一有伦理上、二则是距离的问题。从外面走进事件,是贴身肉搏、泥泞不堪的事情,比如说,做石化工业报导,一段时间后记者就去别的主题,但报导对象还被地方派系、爆炸风险、空气污染、罹癌物质层层围困,所以没办法带着功利的心态。写的时候挣扎,结束以后心虚,更没有像卡尔维诺说的,写作时进入内在起飞时刻。创作如果需要材料,宁愿读别人调查的资料。

报导会刊出,当事人受苦没有尽头。这也是我离开新闻业的原因。所以我现在最想写的是「虚构」小说。言叔夏说过,我的散文里,观看主体有意识被抹消,现在我更想把主体弱化、只成为眼睛,放到小说里面 。记者这个职业遗下某些习性,在真实前要自我后退,不要暴露出来。

小说反而让人自由。它可以从第几人称解放、也可以跟《遣悲怀》一样忏情。我在媒体业看到翻天覆地,《苹果日报》在香港被镇压、在台湾也岌岌可危。我从《壹周刊》到《报导者》,极右到极左两种媒体位置,照理感触很多,却完全没办法用散文处理,你看我的散文从来没谈过自己的职涯。虚构文类的好处就是,如果现实过于沉重,压得散文「我」难以现身,小说反而可以让另外一种经过组织的真实,相对没有负担地留存下来。

《草莓与灰烬》
房慧真,麦田出版

《草莓与灰烬》沿着写字者和报导人的生命前行,走过旧街矮屋下的老者、走过科学园区里的白领,然后抵达集中营跟核灾变留下的残酷历史场景。面对丑恶,房慧真的笔跟字,反而不动声色。见证真实该不该怀揣悲悯?这本散文说,节制与淡然,其中仍有暖意。

采访撰文|林运鸿
现为文字工作者,评论见于鸣人堂、博客来OKAPI、Openbook阅读志、思想坦克、报导者、《字母LETTER》、《春山文艺》、《幼狮文艺》、《中学生报》、《联合文学》杂志等。

摄影|邱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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