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鹿城小鎮驚傳駭人新聞，一婦人怒殺丈夫。無姦夫誘使的婦人為何殺夫？李昂抽絲盤構，成為中篇小說〈殺夫〉。以此為書名的《殺夫》，不僅描寫林市殺夫，亦捕捉眾女子圖像，深掘女人的本質。《殺夫》於一九八三年出版，因內容前衛，受到不少抨擊，直到賣出國外版權，在美國、法國等知名報紙上刊登書評，評價才慢慢改觀，甚至定位女性文學的經典。
此刻，四十年已過，me too運動、厭女論述沸沸揚揚，女性問題終究還沒有輕舟過萬重山，那麼《殺夫》所探討的問題在新世紀長出什麼新意？我們先回到故事發生的時空，慢慢說起。
被上海的殺夫故事感動
一九七七年，李昂剛取得戲劇碩士，她沒有收拾行囊即刻返臺，反而在美國留了下來。那段時間，她有時從洛杉磯橫跨近百英里，到聖塔芭芭拉找白先勇，在白先勇家看到了《春申舊聞》「詹周氏殺夫」，一樁發生四O年代上海的社會新聞。
「我第一次看到『詹周氏殺夫』時，覺得很精彩。以前的人總把女人污名化，女人為什麼要殺老公？一定是為了和姦夫在一起，像潘金蓮與西門慶。但詹周氏很特別，終於有個故事是女人不堪虐待，把老公殺了，並沒有姦夫指使。這很吸引我，也很打動我。」
然而，李昂彼時並不知道現實中的詹周氏夾纏複雜的男女關係，更不曉得詹周氏殺夫後，轟動整個上海，作家蘇青還在報刊上發表數篇文章為女性發聲。「兩岸開放之後，我來到上海，才發現詹周氏跟我當時得到的印象不同。」李昂記得《春申舊聞》沒有提及詹周氏的情史，可是在上海搭計程車時卻聽到不同轉述，「司機說他看到一個視頻，講詹周氏出獄後回到老家，在那裡無人知道她殺夫，後來再度結婚，還生孩子，安享晚年。」詹周氏的後半生啟動李昂追蹤躡履，用另一本小說《密室殺人》解惑。
話說回來，李昂寫《殺夫》之際，七O年代的兩岸仍背對背隔絕千里，「我不知道上海怎麼回事，根本無法寫，決定把場景搬到鹿港。我很高興當時不知道上海發生什麼事情，寫了一個單純受虐待的女人殺丈夫的故事。」她正色道，「女性主義者會談〈殺夫〉，因為這不是文化制約下女人為了姦夫所做，而是不堪虐待，這個差別很大很大。」
這偌大差異在於，女人終於不為男人，純粹為著自身，反擊了。
策略發表，保住小說生路
〈殺夫〉露骨描寫林市母親如何遭軍人誘姦、丈夫陳江水對太太林市的性虐待，倫理禁忌絲毫沒有阻滯李昂下筆，反倒從小說狀態中退駕，她意識到現實中的限制。「我寫完後，覺得小說超出當時臺灣讀者能接受的尺度，這會有問題。那時候我常常跟黨外人士在一起，很知道在戒嚴底下受到嚴格的檢查制度約束。」
一九八三年，李昂二十八歲，已經不是初出茅廬發表第一篇的新作家，她反覆思考為文章找一條安全之路。「作品若要能有保障，唯一辦法就是得一個文學獎，有文學獎的保護，作品不會只一味受到攻擊，壓力會小一點。」她策略地將小說投稿到聯合報中篇小說獎，不久傳來捷報，奪得當年度首獎，於是〈殺夫〉開始在《聯合報・副刊》連載。
1983年9月22日〈殺夫〉第一天連載之《聯合報》剪影。
「可是我沒想到得獎後給聯合報惹了很多麻煩。」讀者抗議信函雪片飛來，有的要脅要退報，李昂笑憶還有個媽媽寫信到報社抗議，說自己每天一早起來第一件事，要剪掉〈殺夫〉的連載片段，讓她的女兒無法看到。「我們哈哈大笑，天下又不只你家有《聯合報》，女兒在別的地方又不是看不到。」話剛落定，李昂又笑了出來。
不難想像《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如何絞盡腦汁編排版面，但凡寫性與暴力的片段若刊滿版絕對容易被盯上，於是改刊得小篇點，藏匿其他作品之中，比較不容易注意。瘂弦與讀者像諜對諜，最終卻適得其反。恰恰在於篇幅小，讀者能逐字逐句細讀，意料之外造成更大困擾。「刊大篇也不是，刊小篇也不是，瘂弦搞得壓力很大。」李昂說，「不過終於連載完，瘂弦終於鬆了一口。」
連載完，小說集《殺夫》正式在聯經出版發行。那時出版社普遍保守，聯經出版願意出版，李昂強調完全受惠於文學獎的配套——只要得獎作品，聯經出版有優先出版權。
她坦言，得獎後壓力比預期來得大。「不得了，我被罵得很慘。有女讀者寄內褲給我，那個年代的讀者不太把作家和小說區分開來，覺得我的小說寫性，私生活一定不檢點。」
戒嚴時代，一位國民黨御用文人在《自立晚報》寫了篇社論，抨擊李昂寫誨淫誨盜的小說，敗壞中華文化傳統，促使共匪竊據臺灣。「竟扣我紅帽子，還好那時已經是八零年代初期，要扣紅帽子已經沒那麼容易，但是可以有一個作者透過社論來罵一個作者。」
根據向陽研究，這大概是報業史上唯一利用社論扣作家紅帽子的案例。但無論當時輿論如何煙硝，報紙、出版社相繼讓〈殺夫〉問世。隔了數十年載回頭望，李昂道：「後來大家都很高興，覺得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情。」
四十年後，暴力依然在
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拿狄更斯的話形容八O年代的女性，竟莫名契合。上個世紀中葉，女性主義如奧運聖火在全球一棒接一棒點燃，李昂躬逢其盛。「男女薪資現在比較平等，過去女人的薪水比男人低很多，理由是不需要養家，女人沒有私有財產。」她的母親曾為了變賣一塊自己的土地，被要求請丈夫寫同意書。「這些權力都是我們那個年代爭取出來，我正好遇到臺灣女性翻天覆地改變的時候，在新舊的轉折點上有突破有反對，當中產生很多問題，才會有許多女性作家書寫，像廖輝英《不歸路》。」
李昂對席捲全球的女性主義並不陌生，飽讀西蒙波娃《第二性》、呂秀蓮《新女性主義》等書，讓她凝視故鄉女人時分外警醒。「霸凌女人有個很大力量來自女人，婆婆對媳婦的壓榨，是傳統文化厲害的地方，女人要尊隨道統。男人壓迫女人的方式重在三貞九烈，但女人知道當中運作的方式、節骨眼在哪，你看《甄嬛傳》就是。」
李昂深諳過去如小說裡蔡官或阿罔官的寡婦們，化身道統、貞節，主持公道。事實上，她們長年剋扣慾望，被傳統烈節重度壓壞而扭曲，新婚婦林市夜夜呻吟，成了最強烈的提醒，我有你沒有，林市如同細針扎在寡婦們最軟弱的地方，豈不勾起她們的怨恨。
「我有意識地透過書寫女人去彰顯問題，討論中華文化根深柢固對女性的歧視與壓制；但另一方面，那些描寫的確也是社會現狀，不太需要設計，我只把癥結點出來，小心掌握線索即可。」
《殺夫：鹿城故事（40週年典藏紀念版）》書封，聯經出版。
四十年似鳥兒不留指爪飛過。儘管臺灣女權在亞洲排名在前，父權仍是砍不斷的樹根，牢牢侵入地表。好比近來METOO事件頻傳，臺灣人的反應揭示厭女情結尚未消失。「基本上我們相信，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運動，真正平等才可以到來。談到臺灣判刑，其實沒那麼嚴重，比起美國，涉入METOO的人被判了幾百年。不過可以思考的是，臺灣為什麼沒有判那麼重的刑，到底是因為沒有犯下那麼重的罪，還是我們還是不覺得這件事有那麼嚴重？」
「我覺得可能是後者，」她頓了頓，接續道：「我聽過不少人說，又不是被強姦，只不過是被騷擾而已。顯然這個中華文化對女人貞節的要求一定要是性侵才算傷害，其他被摸不算，舉證也困難。對於輕判、忽視才是臺灣社會該檢討的地方。」
從另個角度，李昂認為當今的女人比既往更具選擇權，「人生不外是選擇，以前女人沒有。」〈殺夫〉裡的林市想盡辦法到外頭找工作、乞討，卻始終沒機會，連養小鴨賣錢都得暗底來，遭丈夫發現，小鴨悉數遭夫舉刀殺盡。
「現在女人的機會很多，可是女人選擇在家接受老公家暴的，目前大有人在。她們自己能不能走出來，我覺得很值得探討。四十年前談的是殺丈夫，這幾年家暴問題依然存在社會每個階層，那是人類永恆問題——霸凌、反抗，大家都可能會面臨到。」
李昂的言詞犀利如利刃，畫過來劈過去血淋淋剖析社會與女人，我們才駭然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也不過是剛發生的，沒有終結。
「這提醒女性同胞，革命尚未成功。」李昂說。
《聯合文學》2023年10月號，登曼波／攝影。
採訪撰文｜徐禎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