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章緣相約早晨的紫藤廬茶敘,她穿著一身水墨暈染成花的長洋裝出現時,店尚未開門。我略帶緊張地不斷往裡張望,眼前是我默默閱讀多年的女作家,她仍有著某種山林間小鹿般的眼神,聲線沉香般穩重卻柔美。而所有話語,似有千山靈秀,也像是一首曲子,輕輕唱著:「在千山萬水人海相遇,原來你也在這裡。」
越界,也是一種身分
Q 「越界」,除了是你的身分,也曾是你作品集的名稱。但在你遷移與越界的歲月裡,是否仍存有過去白先勇筆下「流浪的中國人」那般,失落的國族意識與鄉愁?
A 我仍然有著許多對故鄉的回憶,但我認為那已不是鄉愁,鄉愁更濃。鄉愁是想回去卻回不去的一種牽掛、遺憾,今天我們已能夠隨時回家,遷移也已不是單向的A到B、B到A,它是從A到B,再從B到C,來來回回。比方說,我剛到美國時一封信要寄兩個禮拜才能到朋友身邊,如今早已變成隨時連線的免費通訊軟體。若現代還有鄉愁,那我想是一種對於過去歷史的想像、對曾擁有過的文化歷史的想像。
我當然也有「過去的回憶」,但它想起來不愁。它們只是我人生經歷的一部分,讓我深刻地感覺到某些過去味道,將它寫進我的作品裡。
Q 你的作品中存有很特別的「疏離感」,或許那正是范銘如在推薦序中說的「置外」感。一九九○年出國的你,所有的寫作、出版都在海外完成。你的寫作生涯始終保有著一種「在其中,卻也在其外」的特性。這種疏離,給了你如何的寫作心情?
A 對文壇來說,我就是一個資深的邊緣人。進入文壇時,我的人已不在文壇了,等我終於跟紐約文壇熟悉一點時,我又離開了,去到一個人都不認識的上海。我不是那種很喜歡出去交際的人,與當地文壇的接觸,最多就是投稿及偶爾出席活動。
但邊緣人是一個很好的關照角度,尤其是寫小說的人。因為邊緣,它會讓你在世界行走時,容易被冷落或誤解,你必須不斷解釋你自己。這反而會讓你處在一個很警醒的狀態裡,觀察著別人,也反省著自己。因為我隨時要跟別人介紹自己是誰,經過好多年的自問「我在哪裡」、「我是誰」後,讓我更加確定自己是一個資深的邊緣人。
這讓我找到一個新鮮的視角,小說的視角非常重要,我常在想,太陽底下真的沒有新鮮事嗎?其實不然,所謂的新鮮故事,不過都是視角。那麼,邊緣人的視角肯定是不同的,加上我總是在移動的生命歷程,所以若要我說,我的作品有什麼與其他人不同?一定是這些經歷帶給我的。
我希望所有的作品,都是第一手的生活體驗
Q 在你長居紐約的十四年與中國生活的十三年裡,寫出了法拉盛(小台北)的鮮活、北京與上海「潑刺刺」般的生動,這些不同的城市生活體驗,是否全是一種寫作的加分?
A 我在台灣成長、求學,生活了二十多年,也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多年,時間已接近一樣的長度。但「作者」的身分,卻是在海外、在紐約才建立的。我好像是那種不特別會思念什麼的人,或許是因為我一直在遷移。每一次的遷移,對我都是很大的挑戰。因為你是要在一個地方住下來,不是去玩,你得知道要在哪裡付水電費、生病去哪看醫生,還得會講當地的語言。每到一個地方,我都全神貫注在怎麼融入跟適應當地,沒有很多時間回想過去,我的個性也不太回想過去。
現在的我,有時也看一些年輕作者的作品,像是七○、八○後的寫作者。他們都非常聰明、博學,但我能讀出他們有很多東西都是從閱讀裡來的,不是生活。我是那種會避免把閱讀的東西寫到作品裡的人,我希望所有的作品都是第一手的生活體驗或聽聞,不從文字轉介而來。當別人已經將故事寫成文字,再經由閱讀、三次轉化到你的作品,我很害怕它會成了不新鮮的素材。尤其是閱讀大師們的作品後,從裡面要再蔓生出來,很難不被影響。我認為我是幸運的,雖然在生活上必須克服很多的問題,可是作為一個寫作的人,這種遷移,豐富了我的寫作。
Q 王德威曾為你在美時期的作品,作過如此評論:「章緣這一型的作者並不以編織故事取勝,她所專注的,毋寧是又一個世代的海外華人如何面對人生轉折,尋求安頓的方式,如果於梨華所描寫的人物還有一種遊子過客、去國離鄉的身世之感,章緣的人物則在曼哈頓,在法拉盛,在長島活得理所當然起來。」如今,離開曼哈頓後的你,所關注與想書寫的,是否仍然是一種安頓之心?
A 應該永遠是吧。
當然,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一件他覺得最重要的事,對我來說那就是寫作。因為我寫作,所以我去到何處,心都不亂;遇到任何困難,我也不驚,因為這都是我以後寫作的題材。在生活裡遇到越糟糕的事物,越會覺得他們有一天都會成為越好的故事。
在上海的我,其實與紐約沒什麼不同,我還是個客人、異鄉人,即使講著同樣的語言。曾經,我在上海時有過一段低潮,那時的我離紐約、離台灣都很遙遠,甚至對上海也感覺遙遠。我不知道我寫的東西有沒有人看,處在一個完全聽不到聲音,一個絕對的真空狀態。直到,有一回我被邀請到多倫多參加「國際英文短篇小說研討會」,那一年的會議,我見到了瑪格麗特·愛特伍,她一邊朗讀自己的作品,一邊笑得開懷。當我看見她被自己的作品引得由衷開心的那一刻,有了啟發。她寫了那麼多作品、那麼多年,支持著她的原因,必定有一個是因為她「深愛寫作」,她對作品還有激情。
寫作者有時候會變得只在意作品好不好,有邀稿就投出去,可是對作品有沒有激情、沒有愛,我說的愛,不是那種敝帚自珍的愛。而是對你創造的這個東西,有所激情的愛。那一刻,我從瑪格麗特·愛特伍身上看到了。於是我想,我應該回到原初的狀態,那時寫作是一件快樂的事。當你開始想以作品討好所有人,那東西就成了一個四不像。
寫作如一種自然的開花結果
Q 你的故事中充滿各種「人」,有跳舞的女人、懷孕的女人、自我凝視著的女人,還有許多充滿故事性的老年之戀,他們成了你書寫中的一道風景線。是什麼讓你如此關注這些人物?
A 人,所包含的除了身還有心,相比於現代小說對肉體的白描,我認為我對人心更加關注。《丹尼與朵麗絲》這篇小說,就是我過去在美國看到的真實新聞,有一對華裔情侶因為在車庫裡面親熱,而一氧化碳中毒走了。從這一個悲劇,我開始思索:他們為何非要待在車庫裡,車庫明明已經是家裡面了,為何不回家呢?但那當下我沒有完成這故事,而是過了許多年,來到上海後,我才終於找到一個角度去寫它。
或許就是在一個很保守的價值觀下,才會發生。許多年長的移民,他們到國外依然無法改變,甚至連他的原鄉都不如從前了,但他就是不肯改變。很多移民,像是行動的漂流瓶,從這裡漂到那裡,兩處都改變了,但他還是被束縛在瓶子裡。移民反而是最保守的,你去紐約的法拉盛、中國城看,很多人仍維持他們在原鄉的一切。他們並沒有真正跟美國社會接觸,只跟華人生活,就像古董一樣。如果有天,他們再回到原鄉,怕是會嚇死,因為完全都不一樣了。
我覺得有時候一個作者,可以去寫各個年齡、各種人物,但當你還沒走到那年紀時,有些你認為理所當然是那樣的事情,在真正來到這年齡後,才有不同的體會、更深的體會。而我書裡的人們,也沒有那種全然的好先生、好太太,完全可愛可親的人,但你也不會找到十惡不赦的人。因為我想寫的、我所寫的,全都是我們身邊人們的模樣。
Q 若是在好好生活與好好寫作間,你認為孰輕孰重?
A 或許不該說寫作與生活哪個比較重要,而是順其自然,不去強求。因為我一直在外圍,不常看到我的讀者、聽不到掌聲,當然也不算是暢銷書作者,你說到底是什麼在維繫我的寫作呢?並非從外而來,只因為我就是喜歡。
我有時會看到一些作者說,每天會寫多少字,對我來說那真的就像是一個公務員。但我覺得,我不是在生產「東西」,而是因為某種內在的需求滿出來了,所以將它寫出來。因此我寫得很少,有時一年也就幾篇,我很懶散,不曾把寫作當成一個事業在經營,也沒有一定要寫到什麼成就的企圖心。唯一希望,就是寫出一些好作品,讓不論是美國、台灣或大陸的華人讀到,都有所感動與共鳴。
我的作品,比較像是一種開花結果的自然週期,其他時間裡,我就過著一般人的生活。
章緣 著
聯合文學
從一九九五年〈更衣室的女人〉到二○一三年的〈告解〉,更衣室女人的告解,除了是一段將近二十年旅程,也是章緣集齊十本作品後,第一本短篇精選輯。從青春書寫至老年,跨越身體與心,由紐約寫回上海與台灣。她的筆有著老辣卻清純的特異性,誠如范銘如序作中寫下的:「平淡和緩的敘述下隱藏著處處機鋒,言外盡是餘波。」
採訪撰稿|蔣亞妮
攝影|小路
蔣亞妮
摩羯座女子,東海中文、中興中文碩士班畢,現就讀於成大中文博士班。曾獲台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及文化部年度藝術新秀、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項。作品散見於女人迷網站及各報章雜誌。著有散文集《寫你》、《請登入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