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px
Home 藝文行事 游離的世紀,讀離散的經典——胡淑雯與童偉格談《桑青與桃紅》

游離的世紀,讀離散的經典——胡淑雯與童偉格談《桑青與桃紅》

written by 董柏廷 2020-03-11
游離的世紀,讀離散的經典——胡淑雯與童偉格談《桑青與桃紅》

二月中旬。乍雨還晴。僅管武漢肺炎惘惘而具體的威脅如季節性灰雲低壓著人們心思,城市邊上紀州庵卻依然擠滿聽眾,殷殷期盼即將開場的對談。

由時報文化出版社推出絕版多年的聶華苓經典作品《桑青與桃紅》。首場座談會邀請兩位小說家,胡淑雯與童偉格對談,從自身的經驗述起,為新舊讀者點出閱讀經典作品的幾些線索。

離散文學中的文化認同與語言矛盾

童偉格語調謙和溫潤,首先開場,他回憶自己與《桑青與桃紅》在大學時初遇的緣分,他坦言初讀此書感到震撼,不僅是感性層面的塑造,更為他準確定義了華文現代小說應有的樣子。

《桑青與桃紅》內容的豐厚性,能用各式各樣的角度探討之。九○年代英譯本出版後,美國學術界則以「離散文學」導介,讓台灣讀者獲悉其在世界框架下的一個新的觀察點。

童偉格娓娓梳理離散文學的歷史脈絡,「公元前六世紀,猶太人被趕出巴勒斯坦,散居於世界各地的非猶太人地區的情況,稱之為『離散』。」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猶太人遭到驅趕隔離,甚至送進納粹德國集中營,此些現代猶太人的經驗都是離散經驗的一部分。童偉格指出,「學術討論中將此經驗擴大,二十世紀是一個游離的世紀,於是學術界回頭清點除了猶太人外還有沒有其他民族有被放逐、定居異鄉的痛苦——黑奴經驗納入非洲離散文學;聶華苓老師建立在國共內戰的小說《桑青與桃紅》,就被納入亞洲離散文學經典之列。」

童偉格援引作家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研究,定義離散文學的兩個面向:「文化認同或想像共同體的問題」以及「語言矛盾的問題」。他簡單爬梳歷史,「一九一八年奧匈帝國宣告瓦解,加速歐洲國家現代化。現代民族國家相對古典帝國而言是一個非常不寬容的政治體制,國家跟民族成為對位關係。猶太人的離散文學實踐,已不只是移民文學而已,故土已在實踐中成為過去,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本質性悲傷——不管定居何處,精神上永遠是異鄉人。這也是《桑青與桃紅》嘗試觸及的面相,不管主角抵達何處,永遠是外鄉人。因為像這樣一個精神上的鄉國已經不太可能再復原了。」

童偉格由此回看《桑青與桃紅》,解釋此書在文化認同的主題上有自己的超越性,在想像共同體的思考上,少有作品及在主題宣告鄉國本身是不可能再重尋的。「七○年代,特別在保釣以後,到八○年代之後,關於傳統文化上的中國是什麼?有時候會被文學作者在實踐當中朝向宗教性的方式思考。中國人的宗教其實就是鄉國,是個烏托邦,不是歷史上可以驗證的實存中國,也正因如此,有時候變得非常意識形態,是無法檢驗的宗教上的一種崇拜,但作品不見得因有意識形態就是不好,只是這樣的意識形態無法討論。《桑情與桃紅》有其非常現實感與透澈面,在小說啟動時,所謂鄉國本身便就地荒蕪了。」

其次,童偉格指出,猶太離散文學中常觸及語言矛盾問題。猶太人原對於德語強烈忠貞,後來因戰爭與大滅絕發生,讓他們被從小慣用的母語指責跟汙衊,語言產生非常強的殺傷力。戰爭結束,身為一名使用德語的猶太人,不由得會直接面對這個非常尷尬的問題:我是不是能夠繼續使用德語?語言畢竟不可能純粹中性,如果這個語言曾經深刻地殺害我的族群,那麼我繼續使用它甚至優美的使用它,符不符合道義?這是歐洲離散文學最難以描述的主題,背後常有一個非常痛苦跟掙扎的過程。

對照《桑青與桃紅》的華語實踐,童偉格說道,「小說雖然描寫精神分裂現象,但使用非常成熟的文學性語言,讓人覺得作者是住在這個語言裡。從小說第一句、人物第一次分岔開始,就步驟井然介紹主角的精神分裂所為何來。順順讀感受不到這個語言曾經可能帶給作者或是書中精神分裂者巨大而無法描述的痛苦。但確實能感覺華語儼然是作者的另類鄉國。」

《桑青與桃紅》在世界文學系譜上的姿態顯得相對溫和,不若其他現代文學充滿歇斯底里的呼喊,童偉格認為是聶華苓搭蓋了一個非常有特色而且充滿渲染力的華語堡壘,並帶著鄉愁使用語言,佈置出一個如太空艙般的圍城,「文字就是她的一切,是視覺是觸覺是聽覺。」譬如書中許多場景發生在目不見五指的黑暗場景,作者運用談話、歌唱、詞曲,讓人看到一個非常豐厚的聽覺印象樣本。

空間、時間與人鬼認同對位

胡淑雯應和童偉格,認為聶華苓確實用語言建造出自己的國,而她並非公主,是此中女王。「無論桑青,或後來的桃紅,就算活得再辛苦不堪,那一口氣都是沒有人可以壓下去的。譬如說在面對美國的移民官質詢時,問他有沒有跟某某某通姦,在中英文的來回確認通姦的定義過後,桃紅承認是有通姦,但問起過程,她說:他進了浴缸之後我也進了浴缸,他出了浴缸我也出了浴缸,他又進了浴缸我也再進了浴缸等等,是充滿個性的寫作,而這樣的一口『氣』,構成角色性格,也界定了作品在語言上的藝術表現。」

胡淑雯接續切出兩個閱讀角度,第一為「空間」,「第一章瞿塘峽,一群人被封在一艘船上,等待戰爭結束,等待一個歷史時刻,也就是『事件』的到來,而那所謂事件,就是生死。又比如第三章台北,寫一家三口被封在一戶房子的閣樓裡。閣樓矮到成年人是沒辦法把身體站直,在那樣的空間裡頭過了兩年,為了逃避軍警特的追蹤,自囚以求存,在一個徹底封閉的空間裡頭,在彷彿凝止的時間裡,用精神跟語言創造世界。聶華苓的語言有自己的節奏,有創造性的想像,那種字詞的結構跟語句堆疊的方式,不同於與她同代的作家,自信而別緻,是值得收藏的老器物一般,美麗的老跟舊,充滿靈光。」第二為「時間」,胡淑雯談到作者如何透過描寫角色心理變化讓讀者捕抓到這小說的另一主題:時間,並以第三章「桑青日記——台北」為例,「人物被封在屋子的閣樓裡夠久,久到透過陽光斜進來的角度、戶外人們生活的聲音,來復原被沒收的時間感,而且,她選擇聲音的方式非常有品味,將日常裡的動盪,尋常裡的非常狀態表達出來。同時,家人之間的關係,從團結走向裂解,在在感覺到時間的壓迫。」

胡淑雯且點出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視角,即是桑青的女兒桑娃,「一開始躲在閣樓裡頭的桑娃還是個幼童,但寧願學著父母在閣樓裡爬而不走。後來也跟著母親踏出閣樓,在夜間的院子裡學著把腰挺起來,像人一樣站立,小說寫到這樣站直好累,原來當『人』是那麼累的。追求自由是不容易的事情,但嘗到以後就算再怎麼累,都很難再回到閣樓。那一章,結束於清晨時,桑娃於院子口指引警察查戶口——五○年代警察經常以查戶口的名義搜捕逃犯。台灣在戒嚴令下了以後,曾經規定每個人出門都要帶身分證的。以鹿窟案大逮捕的那個清晨為例,出門上工的礦工如果拿不出身分證,就會被抓到菜廟去審問。小說中的氣氛是很真實的。但小說中隱而不發的線索是:桑娃在嘗到『外面』的空氣以後,這樣偷偷地在半夜潛到院子裡有多久了?她在戶外待到天亮嗎?她對生活的渴望,是否促成告密的動機?」

連載刊登卻慘遭腰斬的理由

童偉格接回麥克風,追溯起《桑青與桃紅》的刊載命運。「小說於七○年代在聯合報連載一段期間後,就因各種理由腰斬。這個理由半世紀之後我們檢查起來,可以理解,但理解同時也覺得很瞎。」

他闡述理由有二,一是色情理由,但若讀過書的讀者不難發現,作品大多不具有色情渲染的書寫,「一如剛才胡淑雯說的那個進出浴缸的段落,甚至帶有一點喜感,甚且什麼都沒說明。但在色情檢查上引起有心人的緊張,它的留白暗示了色情在這樣的生活之中是可能的,而非它對於色情的直接書寫,畢竟,戒嚴體制是非常講究純潔的體制。」

第二,是政治理由。童偉格認為這理由非常玄,「其實整本書裡面幾乎也沒有關於政治討論。但最清楚的是桑青做為一個主要角色,對於發生在所有人際之間跟歷史的政治顯得心不在焉,她根本沒想要經驗對所有人命運交關的政治是怎麼回事。但也就是這個心不在焉的態度,讓人覺得挑釁,因為這就暗示了人民無視政治的可能,因此必須檢查它,畢竟,戒嚴也是強調總體動員的體制,人們不可將視線離開國家的要求,不可以表現對國家的不屑或無視。這個檢查標準是:不是因為它『有』而是因為『沒有』。」

經過半世紀後,再解讀《桑青與桃紅》更發現作品早設下自己無法規避政治討論的命運。童偉格分享看法,「小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對於政治無視的精神,暗示這精神的可貴。若要討論這個核心,就得放在政治論述中去檢查,我們才能知道聶華苓描述的這種深刻無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以及對自由的追求跟匱乏是所為何來?」

 

「殭屍吃人」與「馬戲團看狗熊表演」

胡淑雯繼續分享兩處安插在小說中的故事段落,「殭屍吃人」與「馬戲團看狗熊表演」。「某個叫赤東村的地方,有殭屍吃人的傳聞,而殭屍之所以能吃人,是因為屍體沒有下葬也還沒腐爛,而且終有一天會把台灣的人全都吃掉,這只是小說裡人們談論的一個傳聞,是虛構中的虛構,但身為讀者的我們難免這樣猜想:只有獨裁者的屍身是不下葬的。然而就小說論小說,殭屍吃人象徵的更是桑青與桃紅身為女性個體的命運。卻也正是這種對政治『深刻的無視』,讓小說中的人物自然而然談到殭屍,談到誰誰誰在中國被當成國民黨,在台灣被當成共產黨,誰誰誰涉及匪諜案被抓。有趣的是,五○年代的官方報紙,經常公布被捕『匪諜』的姓名與刑期,小說家將它寫入主角的日記裡,卻是危險的。」

而桑青到馬戲團看狗熊表演,「狗熊一開始不肯出來,因為外面有鬼,這鬼,小說發展到此刻,鬼的意象已經複雜化了。是不能現身的逃犯,是不名譽的女人與性,也是獨裁的力量。幾番辯證過後,桑青說,馴獸的人只要停止使用鞭子,熊自然就會出來了,因為沒有野獸甘願待在籠子裡。這句話,預告了桑青一家三口的命運,他們躲避追緝時間一久,經驗一旦凝固下來,生命會膩,會疲乏,會自我欺瞞:外面並沒有鞭子,可以出去看看。離開自囚以求生的類死狀態,回到外面,與暴力重新搏鬥。」

最後,童偉格總結,討論離散文化與離散文學非常難的原因,即是對於不存在的鄉國的認同。他以一九七○年代的台灣本土化認同說明,「台灣本土認同最大的作用力,是來自於長期的戒嚴,所以這並不是一直以來一個自然產生的結果,而是現實需要反抗,大家號召集體,重新形塑對於國族的認同。」離散經驗在華語世界中難以討論,或許因其為感情上的選擇,他錚錚表示,「一方面是記憶,一方面是想像,但在語言實踐上,記憶與想像有時是不分的。」

文|董柏廷(文字工作者)

一九八六年生。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政大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肄。曾任職《自由時報》副刊編輯。人物專訪、創作散見報刊。戒不了冰與甜。

桑青與桃紅》,聶華苓,時報出版

聶華苓這部獲得國際肯定的小說,以印象式速寫及戲劇性的表現形式,強烈的爭議話題,成為作者最具特色之代表作。

七○年代初,《桑青與桃紅》在《聯合報》副刊連載時,因政治和性的尺度問題被迫腰斬;一直到世紀末的二十多年間,這部小說一如小說主角經歷飄泊與離散,到處流浪,陸續有中文各地區的出版社出版。如作者形容:「有大刀亂砍的版本,有小刀修剪的版本,有一字不漏的全本。」一九九○年,《桑青與桃紅》獲美國國家書卷獎,此後成為離散文化(Diaspora)研究的文本,是探討女性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移民文學的必讀經典。時報文化於一九九七年推出的,是在兩岸三地出版的第七個版本,當時做為「新人間」系列的第二號作品,在華文小說界的標竿性地位不容小覷。而今轉眼過了二十三年,此書又已絕版多年,殊為可惜,並且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成為有志創作、喜愛文學的青年學子作家流傳學習、卻苦於不易取得的文學經典,因此時報出版決定再度推出新世紀珍藏版,以饗讀者。

正如李歐梵教授為文所述:「這本書的意義,隨時代的變遷而不同。」七○年代初出版的時候,其藝術性是前衛的,被解讀的面向側重在政治性,八○年代,轉而被視作探討女性心理的開山之作。九○年代,《桑青與桃紅》又被納入離散文化研究的領域,許多美國大學教中國文學的教授都採用這本小說作教科書,也榮獲美國國家書卷獎肯定,並獲美國出版社保證「永不絕版」。李教授說得好:「在這個世界性的移民大地圖中,我們都是桑青與桃紅的子孫。值得我們慶幸的是,這本小說終能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而永垂不朽。」

0 comment

You may also like

發表意見

這個網站採用 Akismet 服務減少垃圾留言。進一步瞭解 Akismet 如何處理網站訪客的留言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