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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与诗语:现当代爱尔兰英语诗之流变

written by 高维泓 2020-08-12
失语与诗语:现当代爱尔兰英语诗之流变

就地表距离而言,爱尔兰距离台湾很远,只比从台北飞到纽约近一点点,但爱尔兰人写诗的经验,却跟台湾诗人有几分雷同,原因在于这两个海岛国家在过去几百年来,由于殖民主权递嬗、移民迁徙、单一语言受独尊、美苏冷战、戒严锁国等因素,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也影响作家创作的能量与角度。从正面观之,这些动荡或许提供爱尔兰文学创作者选取题材的养分,内化各种异文化元素,但究竟这些英国殖民者如何将有千年历史的盖尔语(Gaelic)几乎消灭,使英语终于成为往后世世代代爱尔兰人的母语?爱尔兰人在新旧文化冲突中如何自处与自嘲,失去盖尔语创作能力的诗人,是否能以英语表达同样的诗/思想?跟英国本地诗人又有什么差别?不同世代的爱尔兰诗人,是否从这些苦涩的经验得到成长,开拓另一种关于文字、文化与生命的想像?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以降爱尔兰出了四位以英语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923)、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925)、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69)及悉尼(Seamus Heaney, 1995),以人口比例而言,堪称是世界上得奖密度最高的国家,其他著名的爱尔兰作家还包括乔伊斯(James Joyce)、王尔德(Oscar Wilde)、写《纳尼亚传奇》的C.S. 路易斯(C.S. Lewis),及以吸血鬼故事著称的史杜克(Bram Stoker)等。但爱尔兰作家能以英语创作,却仅仅不到两百年的光景。仔细说来,从西元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英语并非爱尔兰人的母语。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图书馆典藏的《凯尔经》(Books of Kells)及大量盖尔语的书稿,就说明历史上英语是个十足外来的语言。① 之所以如此,乃因十二世纪以降,随着英格兰统治的深化、各种威胁利诱的政策及灾难,如一八三一年开始推行的免费国民教育及一八四五年的大饥荒,使盖尔语及相关文化活动被系统性地拔起,「能说英语」成为困难中求生的必要条件。时至今日,即使宪法已将该盖尔语定为官方语言,成为爱尔兰人高中毕业以前的必修课,然而根据二〇一六年的调查,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当地人自认能够在日常生活里使用该语言。② 换句话说,盖尔语在英语铺天盖地的影响下,若非爱尔兰政府以洪荒之力拚命撑持,早已是「被消失」的语言。

尽管盖尔语的消亡是不可逆的,但改以英语创作的爱尔兰诗人并没有因此被驯化成「英格兰作家」。许多有志之士尝试重新定义「爱尔兰文学」,有的认为应该「去英国化」(De-Anglicization),才能恢复被殖民前的身分与文化认同;有的认为以英语创作的「盎格鲁.爱尔兰文学」(Anglo-Irish Literature)并没有什么不好,即使爱尔兰人失去以盖尔语写作的能力,未尝不能更心胸开放地接受各种不同的传统。回顾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主张,前者很明显以失败收场,爱尔兰从未能「去英国化」;后者则兼呈现爱尔兰本地特色,但不执著于居尔特风味(Celtic note),或是为复古而复古。以「爱尔兰英语」(Irish English)创作能仍保有盖尔语的特色,彰显独属于本地人说话的音乐性,这是标准「国王/女皇英语」(King’s/Queen’s English)所无法企及的。简言之,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尔兰人,清楚的知道英语充其量只是「达意」的语言,想要「表情」,且在国际文坛上具有「辨识度」,必须在内涵与本地读者产生深刻共鸣,但精神上又不失普世性。对于诗人而言,以英语为形式,以盖尔文化为载体,能开发更多入诗的题材,探索新的韵律与声音,让诗成为见证艺术成就的舞台。

为了摆脱优势的英国文化,以及维持爱尔兰文学文化的独特性,二十世纪初期,叶慈等人主导的「爱尔兰文艺复兴」(Irish Literary Revival),尝试复苏几近失传的吟游诗歌(bardic poetry)、居尔特神话、口述文学传统、舞蹈、音乐、运动等,这些努力对往后的诗坛撒下文化种子,启发二十世纪中叶的爱尔兰的三大杰出英语诗人:奥斯汀.克拉克(Austin Clarke)、路易斯.麦克内斯(Louis MacNeice)以及派屈克.卡范纳(Patrick Kavanagh)。克拉克将许多中世纪的居尔特英雄故事(Saga)改写成英语诗,并力存原有语言的诗体与韵律,增添隐喻的丰富性,以古讽今的诗作收入《朝圣》(Pilgrimage)及《古光》(Ancient Lights)中。麦克内斯也是以诗严肃批判当时代的战争(如西班牙内战、希特勒入侵他国),并反对第二世界大战时爱尔兰政府是非不明的「中立」态度,代表作如〈兄弟火〉(Brother Fire)、〈花园阳光〉(The Sunlight on the Garden),及写实长诗〈秋天笔记〉(Autumn Journal)。麦克内斯充满社会批判性的诗也影响往后的北爱诗人如保罗.墨顿(Paul Muldoon)、麦克.隆立(Michael Longley)与德雷克.马洪(Derek Mahon)等。被喻为爱尔兰「国民诗人」的卡范纳沿袭叶慈对乡村的感性描写,但却不愿像前辈诗人过度美化乡间,而写出更撼动人心的历史诗〈大饥荒〉(The Great Hunger),当中的农人无力反制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剥削,甚至得不到宗教的抚慰,最后饥肠辘辘的死去。这种直视社会底层现状的诗作,启发了继起的诗人如希尼与伊文.波兰德(Eavan Boland),把写诗当成一种社会责任,也让爱尔兰英语诗能为普罗大众发声,而不只是伤春悲秋的文类。③

这种独具居尔特文化特色的英语诗,也可见于二十世纪后半叶处理北爱问题的作品里。当北爱诗人目睹家园长期因族群撕裂、宗教冲突、军事报复被蹂躏时,反思身分与文化认同,发现作品若不能保有在地的独特性,即使爱尔兰人英语流利,口音跟伦敦人一样标准,还是处于失语的状态。要摆脱二元式、非敌即友的政治对立模式,诗人需要创造一个超然且有高度的语言情境,让读者能跨越当下时空的限制,检视或是反省历史上的谬误,进而自发性的建立个人与传统的连结。诗人墨顿的〈艾施琳〉(Aisling)、及悉朗.卡森(Ciaran Carson)的〈说「不」的爱尔兰〉(The Irish for “No”),即融入居尔特神话典故,强力批判英国政府在北爱动乱(The Northern Ireland Troubles)时的军事镇压,讽刺英国政府无视人权与民主价值,将暴力合理化的殖民心态令人不寒而栗。悉尼以北爱沼泽与农人为背景的诗,从挖掘出沼泽底下的神祕物件,见证史前时代的屠杀、对不忠女性的凌辱,让读者一开始从猎奇的角度,直视暴力对个人与社群的伤害,针砭造成北爱动乱及族群撕裂的原因。约翰.蒙塔格(John Montague)的长诗〈荒凉的田野〉(The Rough Field)从考古经验、文学、神话、传记等角度,检验北爱动乱中逐渐崩解的阿尔斯特(Ulster)文化,表达对教会过度推崇清教徒式生活的不满;揭开农村生活的衰败,也破除海外读者对爱尔兰过度浪漫的想像。

二十世纪末叶以来,爱尔兰诗坛最常被诟病的就是「厌女症」的倾向。诗人汤玛斯.金索拉(Thomas Kinsella)在一九八六年所编的「新牛津爱尔兰诗选」(The New Oxford Book of Irish Verse),该书收录横跨将近一千五百年间的诗人,包含居尔特语的诗作,却没有一位女性诗人。如果说这本诗选呈现爱尔兰诗的典律,所收录的男性诗人固然杰出,如希尼、蒙塔格、马洪、薛穆斯.丁恩(Seamus Deane)、迈克尔.哈奈特(Michael Hartnett),但同一世代不少创作质量皆丰的女诗人,却只能望「诗」门兴叹。④ 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费尔德爱尔兰创作选》(The 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厚达四千页、三大巨册,当代诗人及小说家的部份也仅收录五位女作家。有人认为爱尔兰女性或许并不热中或擅长文学创作,但根据女诗人纽奥菈.尼.汤倪尔(Nuala Ní Dhomhnaill)所言,爱尔兰女性自古最常表达想法的文类是诗,而且数量相当多,遍及宗教与政治题材,但向来不受男性主导的诗坛所重视。波兰德也认为女性作品是很「不一样的磁石」(a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但价值被男性主导的文坛刻意低估。为了弥补《费尔德爱尔兰创作选》的缺憾,二〇〇二年由女性学者主编的第四和第五册,就收入四十多位女诗人,但汤倪尔认为,若不是选辑篇幅有限,值得被收录的女诗人应该有两倍以上。

一九九五年对爱尔兰当代诗坛是个分水岭,一方面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世人透过他的英语诗,重新了解诗如何升华族群分裂带来的苦痛,批判以暴制暴的不智。另一方面,持续三十余年的北爱动乱虽已趋缓,新世代的爱尔兰诗人面对全球化的到来,在各种异质文化中碰撞,对区域性的民族主义抱持怀疑的态度,放眼岛外的世界。尽管新生代诗人们站在巨人叶慈、希尼等前辈的肩膀上成长,但世纪末的「后希尼时代」也接棒而起。年轻一辈的诗人不再将主题侷限在国族与身分认同上,甚至不愿在国际诗坛被贴上「爱尔兰诗人」标签,以避免被限缩为区域性诗人,或延续刻板印象(比方善于美化乡间、擅长写抒情诗,或摆脱不了叶慈「疯狂的爱尔兰伤你入诗」的多愁情绪)。对经济快速成长的「居尔特之虎」(The Celtic Tiger)时代,已散居在伦敦、巴黎、布拉格、纽约等地的爱尔兰诗人,更关切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文化及种族多元性。晚年的希尼与同期的诗人麦可.哈尔特聂特(Michael Hartnett)也曾表达写了这么多跟爱尔兰有关的诗,仍渴望突破既有的题材与风格,创作出不一样的英语诗。

这种大幅度的转向也反映在当代诗学的研究上,学者不再总关注诗人是否写出「爱尔兰性」,而是探索美国、东欧、希腊、法国、日本文化及文学,如何跨时代影响爱尔兰诗人的创作内涵⑤ ,以及在后殖民、后现代的情境下,如何跟加勒比海岛国、印度、德国、奈及利亚、英国、南亚的英语诗人产生连结。在没有语言藩篱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诗人如何以接力赛的方式,在全球不同的地点,透过诗作来反思历史、政治、殖民、环保、性别、城市、乡间、移民、族群离散、文化失根、人际疏离、现代性、全球化等现象,提供跨区域读者不同的文字美学想像。⑥

时至今日,「爱尔兰诗学」能产生巨大影响力,实受惠于英帝国时期留下的语言根基。尽管爱尔兰人被剥夺了母语,被迫使用邻国的语言作为日常沟通媒介,但未曾将居尔特文化抛诸脑后,而是利用英语做为国际语言的特性,以跳板的方式将爱尔兰文学传布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被迫失语的「他者」,重新找到主体性,结合本地文化与全球化特质,滋养更丰沛甘美的创作果实,甚至发挥比传统英国诗学更深远的影响力,这应该是当年仗着武力优势君临岛国的殖民宗主所始料未及。

注:

① 十二世纪英格兰的入侵者,也非使用英语,而是诺曼语(Norman-French)。

② 相关数据请见https://bit.ly/3dIbF0Y

③ 二十世纪中期将作品融入盖尔语特色的爱尔兰现代主义诗人还包括丹尼士.德夫林(Denis Devlin)、托马斯.麦克格雷维(Thomas MacGreevy)、布莱恩.科菲(Brian Coffey)及汤玛斯.金索拉(Thomas Kinsella)等。以盖尔语写作的著名诗人包括马尔汀.欧.戴安(Máirtín Ó Direáin)及修恩.欧.立欧典恩(Seán Ó Ríordáin)等。

④ 同时代的杰出女诗人包括用盖尔特语写作的莫雅.沃克.安堤(Máire Mhac an tSaoi),及英语诗人如波兰德、伊莲.尼.初立翰(Eiléan Ní Chuilleanáin)、梅比.麦古基(Medbh McGuckian)等。

⑤ 学者认为一九三〇年代英国诗人奥登(W.H. Auden)及艾略特(T.S. Eliot)跟爱尔兰诗坛往来密集,使诗人能与如火如荼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保持距离,并与国际诗坛接轨。实验性质浓厚的法国诗坛也影响先前所提到的诗人德夫林与蒙塔格等。旅居欧美的爱尔兰作家如玛莉.奥多诺朱(Mary O’Donoghue)、格雷格.德兰蒂(Greg Delanty)、莎拉.贝克莱(Sara Berkeley)、杰拉德.多诺万(Gerard Donovan)詹姆斯.利迪(James Liddy),在作品中就呈现异国文化传统的影响。

⑥ 举例来说,在英帝国瓦解后的后殖民文化脉络下,有学者就探讨叶慈描述大时代危机的诗作〈青金石雕〉(Lapis Lazuli)如何启发奈及利亚诗人克里斯多福.奥基格博(Christopher Okigbo)、圣露西亚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英海外领地蒙哲腊的E.A.马卡姆(E.A. Markham)、旅居德国的印度裔诗人苏积塔.巴特(Sujata Bhatt)、印裔英国诗人达尔吉特.纳格拉(Daljit Nagra)等。其他受到现当代爱尔兰文学启发的知名作家包括多米尼克的珍.瑞丝(Jean Rhys)、奈及利亚的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南非的J.M. 柯慈(J.M. Coetzee)、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安地卡的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印度的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美籍多明尼加裔朱诺.迪亚斯(Junot Diaz)等。

文|高维泓

英国肯特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任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专长为现当代爱尔兰文学及戏剧,著有两本爱尔兰研究英文专著及多篇期刊论文,常于各报章杂志介绍爱尔兰文学文化,曾获得科技部吴大猷先生纪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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