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px
Home 平常相遇当月作家 【当月作家】民主台湾的「叛逆」DNA—林剪云

【当月作家】民主台湾的「叛逆」DNA—林剪云

written by 杨杰铭 2020-09-16
【当月作家】民主台湾的「叛逆」DNA—林剪云

林剪云以历史素材为砖,用小说推砌一座属于台湾岛屿边缘人的城堡。谁说历史小说只能写百年前的事,谁说当代人不能书写当代史?「叛之三部曲」写二二八事件、写白色恐怖、写中坜事件、写美丽岛事件、写太阳花学运,写那些你我生命曾经走过,却来不及看清的道路。或许大脑的记忆会将过去包装成一场梦,但小说的技艺却令其从心底浮现。

历史书页里的岛屿妏声

Q:台湾一直以来都有历史小说的书写传统/风气,你对「叛之三部曲」的定位是什么?觉得与台湾过往的历史小说书写有何不同?

A:历史一向是任由当权者打扮的小姑娘,因此历史小说书写都想补白这一块,关于时代、历史事件下的人,以及他们的选择。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活在当代的人们往往自己都不晓得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才由历史学者以「自以为的客观」重新拼贴这一段历史,在「百年以上才能算历史」的谬误中为当权者涂抹脂粉。

我们当代人为什么不能去追究当代的历史?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以近代史、现代史为小说背景书写的理由,我在第一部《忤》谈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登台的年代生活,而这次的《逆》接续前部二二八事件后的大量移民及白色恐怖,最终的第三部《叛》,将谈及二○一四年的太阳花学运。

其实二二八事件坊间很多人写过,大家都知道天马茶坊,那南方的我们呢?难道我们没有受二二八事件影响?我生活在南方,我是庶民,我是女性,有着许多边缘的身分与经验,这是让我的书写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许多历史小说书写者经常会将书写定位在有名人物和重大事件上,但我认为事实上每一桩历史事件,受到最大影响的是庶民,也就是一般老百姓,而其中处境最悲惨的是女性,她的丈夫或亲人可能被捕、可能死在狱中,但这些女性面对这样的遭遇却无能为力、无法反抗,只能自我承受。

因此,关于她们的外在处境及内在心境,是我一直以来很同情的部分,也呈现在我的历史小说书写之中──南方、庶民、女性,这就是我的中心点。

Q:「身分界定」一直是小说所触及的,包含族群问题、阶级问题,特别是小说里面所描述到的外省眷村中,还有身分上的差异与分别。可否谈谈对这部分的观察,以及在小说中的应用。

A:屏东是一块历史的沃土,很早就与外界接触,也发生过琉球漂民、牡丹社等等国际事件。这里的族群复杂,有客家人、河洛人、原住民以及外省人,光是外省人就能再细分成「眷村里」和「眷村外」,眷村里的被政府保护,他们有官阶、薪水,有遮风避雨的房子也能温饱,在那个终战后普遍贫穷的时代,他们羡煞外头的人,而那些遗留在眷村之外的外省人却是孤苦伶仃,在偏远的乡间偶遇他们捡拾资源回收的身影,际遇完全不同。

在故事中我也以龙凤群和刘国忠的故事带出:即便同是眷村出身,也有阶级之分,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会接纳外界的人事物?不同族群之间很难做到相敬如宾,往往是互相误解及排斥,这也是我在《逆》中不断探讨的「身分界定及认同」问题。

人们不仅以籍贯和官位家世区分彼此、分定阶级,小说中林素净亲受眷村同学嘲笑本省同学所谓台湾国语的震撼,或是首部曲不断提及的语言问题,也都是人们进行判定的标准。而他们对于本省和外省的界分,竟又是以一九四九年撤退来台为时间点,不过历史学者在研究二二八事件时只关注外省族群和本省族群,却遗漏了像是林素净这一类的「遗民」,他们既无法融入本省,又不被外省接纳,成为了边缘人,我也企图打破这种政治文化主流的界定方式,为这些被遗忘的边缘人说出他们的故事。

Q:这部小说可说是女主角林素净的女性成长小说史,而贯穿主题有一重点是「爱情」,像是中学时期与龙凤群的同性之爱,与刘国忠之间的誓言约定;到大学后面对郑家安固执而坚持的追求,以及党外分子邱生存的浪漫与柔情。小说似乎在这两个时期刻意安排著林素净面对爱情选择时的挣扎,于爱情关系中处于主体的思索。请谈谈这部分的小说设计与想法。

A:我想谈的要从《忤》说起,第一代的爱情柔美又单纯,女子能守着一个丈夫或一份爱情过一辈子;但到了《逆》这一代,林素净可以在龙凤群和刘国忠之间摆荡,也在郑家安和邱生存之中游移。她面对「爱」的选择是什么?林素净在同性和异性之间遇到不同性向的选择,也走上爱与被爱的岔路──她可以深爱一个人即使那人不那么爱她;在此同时也被一个她不那么爱的人所深爱。第二代开始面临爱情的抉择而犹豫,产生如林素净这样的心态:我不那么爱他,但我让他爱,何妨?我安排《梁山伯与祝英台》这生死相许的电影故事穿插其中,让林素净不断叙说、渴望「纯粹、唯一」,但她自身根本不纯粹也不唯一。

在后续的最终曲,就是现下我们这一代的时空,人们不认识也可以上床、一夜情。在这三部曲明显不同的爱情关系中,我想传达的是女性的价值观、爱情观在时代变迁下产生改变,但这些都没有对错之分,就是时代演化出来女性变异的面貌。

无所不在的白色幽灵

Q:女主角林素净在家庭与爱情中皆遭遇压迫关系,从母亲阿叶、长兄连机,到中学密友龙凤群,林素净在不同程度上面对着他们的压迫与暴力。而他们似乎又因不同的因素也成为被压迫者,有着生命的伤痕与苦痛。在这样的安排背后,是怎么思考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问题?

A:我这部小说的一个很大特色是我无意塑造「坏人」,大家都是整个时代环境下的身不由己者。廖淑芳老师在探讨书中林素净时,曾对友人说过:「在那样的时代,人人都是林素净」,这句话深深打中我的心。终战后的庶民深陷贫困当中,像林素净这样平凡的家庭,他们的贫穷是命定的,所以借着读书企图摆脱贫穷世袭的宿命,是终战后第二代非常普遍的社会性格。在我的书写中,林素净的另一个象征意义是代表台湾;而她的生母、兄长象征著中国。压迫者可能也被压迫;而被害者也可能成为加害者,就像在亲情及爱情关系中受尽压迫的林素净,也曾在不知情之下告了密,让别人「不见了」,而成为加害者。

这些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的人却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而我也让原因从水底下浮现到水面上,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人人其实都是身不由己。

压迫者并非绝对的坏人,他们也有情有可原的理由,理所当然成为那个样子──这要从二二八事件说起,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当权者将所有能量握于手中,包括教育、媒体等等,也导致战后婴儿潮的第二代从小被教导著「囝仔人有耳无嘴」,他们没有二二八事件的记忆,生活是去历史脉络化的,也因此更容易接受国民政府的党国教育。

Q:小说所描写的国家暴力,并非直面暴力的本质,如刑求的严刑拷打,或者是清乡逮捕的连坐罚。而是身边平凡的普通人,不分省籍和阶级的,就这样一个一个消失,但整个家庭、学校、村庄、社会,却没有任何异样的接受了「消失」的情形。以如此的方式来处理白色恐怖时代的历史,是如何思考这问题的?

A:事实上,我在书里不断提到的「鬼」那就是警备总部,在那个年代军警、特务控制着整个国家和角落,来无影去无踪,使人们噤若寒蝉,遵从著「闭嘴哲学」,没有人敢谈,只要说出口就有可能被消失。

像敏郎这样的流氓也恐惧著国家暴力,在林素净的视角里以一两句话就「不见了」,而他的消失在乡里间并不会引起关注,因为那样的社会环境没有人敢讨论。另外像是宪兵刘国忠协助国家进行「消失」,却也导致自己「不见了」,只因为他的死因攸关政府不能说的事──这都是国家暴力的一环。

我不是要谈某个人被补、被严刑酷打的暴力,我要处理的是这种鬼魅般的感觉,我想呈现的是人们心中对于「被消失」的恐惧,这和我们莫名其妙害怕鬼是一样的,鬼到底在哪?我们只知道祂随时有可能出现,好比那个年代的警备总部。

Q:「逆」一个字,可说完整的叙述了林素净的一生,甚而是林素净的核心价值,她是一个与他人「逆其道而行者」。以这样的一个角色做为贯穿小说的主角,是否有想表现的价值与意涵?

A:林素净代表台湾,她在逃离屏东一路往北的过程中不见得幸福,却开始面对自我、追寻自己的历史身世,我认为从他乡变故乡的过程必先「认同」,人们得找到自我之后才能谈「族群融合」,彼此间也才会有和解的空间。

因此我在《逆》的背后是想传达:人,如果对生命没有质疑,没有逆其道而行的精神和勇气,哪里能走到自由民主人权的未来?我想谈的就是自由、民主以及人权。我从不相信「天赋人权」,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拥有自由和民主,而是国家应该给予人民这些,因此若当权者独裁,人民是可以反抗的。

我相信人具有强大的伸缩性,我们能够挤上沙丁鱼罐头般的公车里内,也能在空荡荡的车厢中寻找一定要旁边没有人的座位,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最悲哀的一点──我们可以在极权压迫下生存、适应,人们其实可以习惯于被奴隶和压榨。我们真的需要保持「逆」的精神,无论是否为反对而反对、是不是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但碰到事情时我们并不愿当「顺民」,人要有质疑的精神和叛逆的行为,才能往民主自由这条路迈进,这就是我这本书《逆》背后的精神。

逆:叛之三部曲二部曲》,林剪云,九歌出版

林剪云的《逆》为「叛之三部曲」台湾历史小说的第二部,延续首部曲《忤》,描写林柏仲与阿叶的女儿林素净的女性成长故事。因为白色恐怖的阴影,国民政府的党国教育使人民一方面服膺于国家体制,一方面与家庭形成断裂以及分歧。林素净利用求学的方式逃离家庭的悲剧,却逃不出国家的监控,每段恋情总有爱与不爱的挣扎,每次的「叛逆」似乎都在揭露个人、家庭、国家最为不堪的一面。

采访撰文|杨杰铭
静宜大学台湾文学系助理教授。

文字整理|苏明翊
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编辑。

摄影|YJ

0 comment

发表意见

这个网站采用 Akismet 服务减少垃圾留言。进一步了解 Akismet 如何处理网站访客的留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