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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潑╳顧玉玲╳廖雲章:異鄉也正凝視著你——移民工文學與非虛構書寫

written by 留婷婷 2019-04-04
阿潑╳顧玉玲╳廖雲章:異鄉也正凝視著你——移民工文學與非虛構書寫

在春寒的縫隙間稍稍回溫的週末午後,因將臨的人潮,而逐漸變得擁擠溫暖的燦爛時光書店二樓。精神抖擻的廖雲章與丈夫張正一同,張羅著座墊、木椅與影音器材的擺置,不時東張西望地點點頭,表示一切安妥。不久後,剪去多年長髮、神色明晰的顧玉玲,與一如既往綁起馬尾、戴著輕便鴨舌帽的阿潑,亦相繼到來。作為深耕移民與移工議題多年的同伴與好友,身在社會運動第一線的顧玉玲、始終走在田野路上的人類學實踐者阿潑,以及奔走於新媒體、書店和文學獎等平台間的媒體工作者廖雲章,三位一看見彼此便格外興奮,牽著手互訴近況。彈指間茶水備妥,麥克風有序擺放、聽眾陸續上樓,三位講者亦次第入座。小巧的聚光燈一一灑落,這方構築予言語及思想的私密舞台,終於掀起帷幕。

我群之內,國度之外

Q 初見「移民工」一詞時,常感困惑。因短期來台勞動的移工,和長期居留的移民,其職業傾向、身份位階和生活處境皆大不相同,更有著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等移出國的文化區別,但我們卻慣常將不同國籍、性別與族群的差異性,都一併收束進「移民工」三字之中。該如何看待這種異質性的聚合,以及其各自類別中的發展與挑戰?這是一種策略性的組織集結嗎,抑或有其他原因呢?

顧玉玲(以下簡稱顧) 我對於這一詞彙是否已被創造出來一事,是抱有懷疑的,因為那並非是一個被賦予歷史詮釋和事實累積的修辭,而只是方便起見的統稱,且其中間永遠都必須存在著一個頓號:不是「移民工」,而是「移民、工」。移民與移工當然有著性別、族群以及階級的相似性,但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兩群人,甚至未必玩在一起。之所以沒有玩在一起,是由於制度性的區隔所導致,也就是因為他們所面對的社會性的、體制上的,以及結構性的問題都完全不同。當我們說到外籍配偶時,我們所談論的必然是來自東南亞的人們,而非來自美國或日本的移民,這便體現了政策對待與社會對待的雙重標準。可是,一旦新移民在台灣社會中締結了親緣的網絡,就意味著相關政策有鬆綁或改變的可能。與之相對的,移工的困境,便在於他們沒有機會落地生根成為移民,也就連帶地失去了公民權、投票權與政治參與權,更難以爭取合理的待遇。由於移工始終處於一種懸置的、可被驅離的狀態,自然也就無法對身處的社會,有關懷和介入的驅動力。總而言之,除了我們的社會對所謂「經濟落後」的東南亞,有一種共通性的歧視,也除了書寫的路徑會有所交錯之外,在絕大部分的情況裡,移民和移工都必須分開處理。所以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存在的問題。

廖雲章(以下簡稱廖) 沐子(指顧玉玲)從很久以前就開始關注移工權益,所以會清楚意識到,移民議題是在之後才陸續浮現的。不過,如今的社會氛圍確實會習慣性地將兩者結合,好像他們是可以放在一起討論的。《四方報》草創之初的投書,有九成以上都來自移工,而外籍配偶即便沒有語言的障礙,也不會主動去閱讀這些由「工人」們所書寫的文字,更遑論投書來稿。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階級和身份的差異,也因為外籍配偶沒有自己的房間,她們日夜都生活在台灣人中間。但移工群體總能創造出一個與自己對話的空間,哪怕是非常艱難,也哪怕需要擠壓睡眠的時間。另外,在外籍配偶社群的發展部分,由於新南向政策的推動,「新二代」是近年最受矚目的一個群體。他們被媒體所追逐、「通緝」,甚至被迫進行認同的表態。在資源與誘惑並存的局勢下,新二代們意欲撕下標籤、證明自我,卻又不可避免地因為標籤而擁有優勢。這其間的細節和其後的緣由,我想都是很值得討論的。

阿潑(以下簡稱潑) 雖然前面兩位都分而論之,但我想要將移民與移工收束在一起,去進行觀察。具體來說,「外籍配偶」這一群體的構成,就是來自東南亞的人民,經由婚姻形式,被「合法合理地」內化為我們社會的生產力,並且生兒育女,培育了下一代的勞動人口。因此,外籍配偶往往不只是移民,也是移工,即便到現在亦是如此。識字班的遍地開花,正是意味著她們必須拋棄自己的語言與國籍,去融入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去成為真正的「台灣媳婦」和「台灣新娘」。更甚者,外籍配偶們自身也可能複製了這種文化位階的認知,無論是對於自身,亦或是對於後代的教養,都傾向以優美的中文作為最高標準,而一再淡化母語的痕跡。與此相對的,近幾年當我在接觸一些來自東南亞的留學生時,會發現他們正是因為深知台灣社會的既有偏見,反而更驕傲於自己的越南認同、泰國認同,或者是馬來西亞認同。這是新世代的反撲與顛覆。作為一個旁觀者,我也發現移工社群具有非常蓬勃的生命力,常有許多社會或藝文人士為之發聲,因此他們似乎更被我們所察覺和關切,以致於代表著外籍配偶的「民」字,似乎是之後才被加入「移工」一詞中間。我們有時甚至會忘記,他們也有著書寫和發言的需求,但這忘卻,是不應該的。

一個有故事的主體

Q 在三位的《憂鬱的邊界》、《流浪西貢一百天》、《我們》和《回家》等作品裡,「人類學方法」與「非虛構寫作」都是極為重要的關鍵詞。那麼,就具體實踐的層面而言,以「人類學方法」去書寫非虛構作品,這究竟意味著什麼?透過這個被選取的視角,我們看見了什麼以往未曾看見的?請三位從媒體工作者的視角出發,從社會運動者的經歷出發,也從人類學實踐者的踏查來談起。

 相較於其他兩位,其實我應該是離人類學比較遠的,因為我是念新聞傳播以及社會學出身的。但在累積書寫《流浪西貢一百天》這本書的前行資料的過程中,也就是住在西貢的那三個月,我確實採用了一些,會被視為是人類學的方法和儀式。比如說禮物交換、參與所有受邀的活動,也比如說,每天都固定出現在某條街上,固定讓某些人看到我,從看不懂到看懂,然後就不需要語言也能溝通。做為一個來自陌生國度的人,你一方面享有國家位階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可以不透露任何情報地隱身於人群之中,去觀察那個社會。我正是在與外籍配偶的娘家、與當地待嫁的年輕女性,以及與懷抱著哀傷故事的年邁母親不斷交談的過程中,翻轉了既有的偏見,不再覺得買賣婚姻必然是絕對的黑暗,而可以持平地將之視為經濟和社會資源的交換,以及對於更好未來的想望和追求。這是選擇,是犧牲,卻也是越南女性在新的土地上,去創造一個新家園的能動性。

 接續雲章的故事,我覺得重點在於,我們對外籍配偶總有一些奇怪的想像,若非覺得她們很可惡,是來騙人的,就是覺得她們很可憐,是被騙的人。這兩種極端的概念,是相悖卻又相應的,可終歸都在告訴我們,他們也跟我們一樣,一路下來,都是在有限的條件中去作出利害盤算和判斷。身為一個書寫者,無非就是想去寫出那個真實的處境,並且去紀錄,人如何在不同的處境之中做出選擇,或者根本沒有選擇。回到一開始的提問,用不同的角色進場,自然就會帶出不同的敘事方法。作為一個置身於事件之中的組織工作者,比起傳統的報導文學,我認為自己更需要一個新的命名:這是一種「我在場」的書寫方式。解嚴以後,當代的青年開始有機會在各種場域中「在場」,像是樂生、大觀迫遷,還有太陽花學運。這些在場的身體感與觀察角度,勢必就與過去大不相同。這便很接近人類學式的民族誌,因為你不斷置身現場,不斷介入、互動和改變,不斷攪和在一起,那也就必須將自己也書寫進去。我的取徑通常有兩種,其一是從空間著手,從自己最熟悉的中山北路開始,去書寫這些我所接觸的外籍移工,然後再以此作為據點,隨著他們的移動一一幅射出去,到桃園工業區、到新北照護之家,也回到南越和北越農村,回到那個他們所離開的家鄉。同樣的一個人,在不同地域的轉換之間,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而且不僅是被我們觀察的對象,就連我們自己,也會因地域的差異而有所改變。身為一個外來者,我希望進入那樣的生活,去思考和觀看他們對現代化的想像與複製,而不是讓既往的偏見決定我的視野。另一個重要的路徑是時間感。就像是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裡,去描述一座城的橋墩時,無法僅僅告訴讀者橋墩的形狀,而必須將歷史的故事也一併訴說,才能夠捕捉到這座城市,在空間與時間軸上疊合的樣貌。但時間的層次,永遠都是具有時間差的。當一個人在描繪他的過去,他其實經過了篩選,當我們在聆聽他的描繪時,我們其實進行了詮釋。乃至到達書寫和閱讀的程序,已經是起碼三、四重以上的時間差距了。正因如此,要如何保持被書寫對象的主觀意願,又不能違背我作為一個書寫者,在時序後端的所見所聞以及自我的看法。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非常複雜地穿插在那裡。

 我想要回應訪談人的問題。其實那些被說是「人類學的方法」、被說是「報導文學」、被說是「菜鳥人類學家」等等的命名和指稱,我們都是不太認同的。跟前面兩位前輩比較起來,我也覺得自己的採訪與田野方式,並不是那麼地人類學。因為我並非和她們一樣,是親自深入那個生活現場,陪伴在移民和移工的身旁,並且去聆聽其故事。即便兩位可能否認,但這種陪伴確實是人類學的方法。對我來說,我的身份、我的書寫,以及我所要做的議題,其間的劃分是非常清楚的。我有一個不可取代的主要身份,就是名片上印著的「記者」二字。也因此,我的工作方法也是記者式的,除了本身會關心發生在東南亞的一切之外,其餘的時候,都是跟著事件和主題在跑。移工與移民的議題也是如此。在十多年前,移工與移民已經陸續出現在我們的社會週遭,但卻沒有人去了解這個身份的起源、他們離鄉的原因,以及在他們的國土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從對源頭的好奇心開始,我不斷為自己設定題目。而在馬尼拉與當地移工交流的過程中,我也發現有許多女性將移動視為一種正確和幸福的選擇,去逃離無法自由離婚、對同志充滿惡意的天主教國家禁律,去掙脫家庭暴力的陰影,去卸下為人妻、為人母的層層身份壓力,去重新尋回自己。我想說的是,在移工群體的背後,或許真的有命運的陰影在籠罩著,有一些不得不的因素在身邊逼迫,但最終做出選擇的,永遠都是他們本人。若是不回到移工的來處,在較大的架構中梳理那個國家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條件,我們就只能不斷地重複一些片面的敘事、一種悲劇的語言,而無法讓他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有故事的主體。

世界的移動者,文學的台灣人

Q 「移民工文學獎」始於二○一三年,迄今已出版《流》、《航》、《光》、《渡》四本得獎作品集,堂堂邁入第六屆。徵獎範圍也以台灣作為起點,逐步擴大到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日本和韓國。作為全台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不拘文體、出入於真實與虛構之間,並且由於皆為翻譯作品,故被張正戲稱為「具有諾貝爾獎高度」的文學獎,在策劃、推行與審稿的過程裡,想必會遇到許多困難,抑或是啟發。正好三位都曾是發起人或曾經擔任過評審,可否與我們分享一下歷年參與的經驗,以及一些值得更多關注的作者及作品呢?

 沐子(指顧玉玲)是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的評審,阿潑是熱炒團的團長、第三屆的評審,以及和我還有張正一樣,都是文學獎的發起人。在座的都是元老,所以有很多創始階段的故事可以講。早在《四方報》時期,我們就有意識地,將每一期的部分文章都翻譯成中文,希望能提高這些移民與移工故事在台灣社會的能見度。而這些作品,也獲得了許多文學圈朋友的肯定。於是我們就在某次熱炒攤上,大概是因為啤酒喝多了,就討論出了整個文學獎的架構,包括獎項的定位、獎金額度、要邀請哪些人來參與召集和評審、要申請哪些經費補助,如此等等。其間當然蒙受很多文化界與學術界好友的幫助。以及讓我最印象深刻的,「西聯匯款」這間公司的經理,在自己遭到資遣的上班最後一日,從抽屜裡拿出了十萬元,要支援這個獎項的舉辦。這是一個非常浪漫的舉動,就如同我們一開始籌辦這個文學獎時,也像是在構築一個夢境一樣。

 《四方報》真的是一個很妙的平台,它像是我們三十多年前的「愛情青紅燈」,每首詩下面都附有作者的電話,於是就不只是發表作品,更是交友往來的熱絡場域。而移民工文學獎,對於參與者來說,滿足了他們在他鄉異國書寫的慾望,對於台灣文學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一來它有別於、或者是說打破了以往台灣文學獎以「美文」作為主流的寫作傾向,因為經過了翻譯的工序,說實話你根本看不出來他原先的文字是否流利和順暢。形式被降到最低,文章本身的觀察、內容和結構,就轉而成為評審們爭論的焦點。二來,移民工文學獎也開創了台灣文學的某種向度與深度,得獎者不再只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而是一群在不同的場域裡,做工的人。勞動階層有其獨特的經驗,因此,把移民工文學放進台灣,也是擴大了台灣文學的邊界。最終的授獎,老實說也幾乎都是策略性的,因為內容真的太過豐富了,而且詩、小說和散文之間難以進行比較,所以重點就會落在,我們希望讓台灣人看到什麼。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去頒予獎項。而在過往作為評審的經驗裡,我發現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像駱以軍這樣的小說家,他們那敏感纖細的神經,會時常被非常悲慘的故事,以及這些故事在痛楚中訴說的力道所打動。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受衝擊的。但對於我們這些已經看得太多的社運工作者來說,會特別勾動我的,反而是呈現出自身座標的書寫者、是對台灣有所觀察和對照的作品,以及佈局精彩的虛構敘事能力。就好像去年榮獲評審獎的菲律賓移工Melinda M. Babaran,她在〈鞭打的痕跡〉這篇得獎作品裡,書寫自己如何因為同志身份,而在保守的原鄉及原生家庭中飽受虐待,又如何因為來到台灣,而得以解放自我。我想從鄉下來到台北的人,應當會對這種自由格外有感。一方面你感受到城市是冷漠的,另一方面,你又能在城市的冷漠裡,得到某種自由。他鄉異地幽微的吸引力,正是在這裡,也正是那麼複雜、毫無定性的,希望往後,這些都可以慢慢被編織出來。

 雖說只是熱炒時的閒聊,但當最後,真的決定要辦文學獎時,我一聽到就不禁倒退了三步。事緣當時文學獎在台灣,其實已有位階很高、離地很遠,而且總是在雕琢語言等等的負面印象,這不是一項那麼「接地氣」的活動。可是當然,我們有一個很核心的目的,是要將移民工創作和台灣文學結合在一起,是要證明,只要是在這塊土地上書寫的文字,不管是以什麼語言書就的,都可以成為台灣文學的一部分。第一屆評審團的召集人會找陳芳明,也是很策略性的,畢竟他就是書寫文學史的人。於此同時我們還找了初安民、駱以軍、沐子這些黃金陣容,就是因為不知道會不會有下一屆,所以要一出場就將王牌都亮出來的意思。策劃過程中當然也遇到很多困難。我還記得,我和黃湯姆吵最兇的部分,就是文學獎的字數限制。他認為文學獎的規格必然要有上限,但我覺得,既然是不同的語言,就不應該硬性規定字數,而且我們對於文學獎的框架已經感到很厭煩了,又為什麼要把移工書寫也套在這個框架之中呢?那時真是吵得不可開交。後期文學獎的運作上軌道之後,的確就產生了一些作用。我和張正陸續遇到台文所的、或是日本來的學者,邀請我們去談談移民工文學獎和台灣文學之間的關係,去探討外來的語言,到底能不能置放進某個國家的文學歷史之中。當然最後我們得到的結論,就是不管何種語言的書寫,都是可以被轉化,或者是被接納進一個在地的源頭的。我直到第三屆才擔任評審,但我的選稿標準和沐子很相近。作為最原初的發動者,也因為受過人類學訓練,我其實不在乎故事本身是否悲慘,我在乎的是,你有沒有書寫到生活的細節、有沒有將台灣放進你的視野之中,並且,有沒有將你的文化帶到這塊土地上,試著讓我們理解你。我還記得,我們那屆的首獎作品叫做〈海浪之歌〉,是一篇上乘之作,得獎者是印尼移工王磊(Justto Lasoo)。王磊同時也是一個讓我記憶猶新的名字,他在得到獎項的鼓勵之後,又再接再厲,於2018年的第五屆移民工文學獎中再次拔得頭籌。另一篇讓我感到非常驚艷的作品,是將印尼文化、穆斯林宗教儀式與台灣市場生態,都細緻地放在一起的〈LIR ILIR〉,通過描繪紅蔥頭米飯和有蟑螂爬過的磁磚等物件,將對於母親,以及對其手作菜餚的思念,都刻畫得非常精彩而且充滿溫度。

 每一次文學獎辦完之後,我都會去追蹤得獎者後續的人生。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屆的得獎者之一Erin Cipta,她的作品名為〈業豐和卡洛斯的故事〉,是在描繪一個唐氏症患者和一條年邁秋田犬之間的感情。來領獎的那天Erin告訴我們,這是她三年來第一次獲得休假,她還說我和張正好奇怪,我們辦了一個自己看不懂的文學獎,開了一間自己看不懂的書店。但因為得獎這件事,讓她覺得自己不再只是以往那個農婦,而好像可以多做點什麼,於是她就決定返回印尼鄉村,將自己的客廳變成了一座免費的圖書館。她寫信給雅加達的出版社,向他們索取滯銷或將被銷毀的書籍,她參加了第二屆移民工文學獎,並且再次獲獎,她甚至將第一屆的得獎作品改寫成長篇小說,要以此作為進入雅加達文壇的叩門磚。她做了好多好多的事,而這一切轉折的契機其實都在台灣。得獎之後,人生才正式開始。而即便未能獲獎,書寫也猶如磁鐵,你不知道會被誰所看見,會產生怎樣的連鎖效應,抑或是立場的扭轉。我想這就是移民工文學獎不只對於台灣文學,也對於移工與移民們的,社會性的意義之所在。

顧玉玲
一九六七年出生於嘉義市,十八歲移居台北,至今。解嚴前後受左翼思潮啟蒙、台灣社運滋養,輔大英文系畢業後全職投身工人運動,至今。曾經擔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就讀於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曾獲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懷恩文學獎評審獎、台北文學年金。著有《回家》、《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廖雲章
喜歡東南亞文化的中文人,相信關心與自己無關的人,就能和世界發生更深的關係,找到自己的燦爛時光。 現為天下雜誌「獨立評論@天下」頻道總監。曾任台灣立報記者、副總編輯,協助成露茜女士創辦《四方報》、發起「師生手牽手、搖到外婆橋」計畫、創辦「東南亞移民工文學獎」、成立「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F24地板圖書館,以及發起「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運動。著有《流浪西貢一百天》(二魚文化出版)。

阿潑
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曾擔任記者、NGO工作者以及研究員,資歷多樣。曾獲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類獎、開卷好書獎等。著有《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咆哮誌》等。在轉角國際、鳴人堂等媒體平台持續筆耕。Facebook:「島嶼無風帶」

文|留婷婷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狹義的澳門及台灣雙棲者,廣義的移民兼移工。喜讀小說,關注港澳文學與性別議題。一隻夏季苦暑、冬日畏寒,踽踽獨行的文字修行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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