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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書評】讀徐則臣《北上》:永遠相同的航行,總有支撐的體系

written by 黃健富 2019-07-12
【重點書評】讀徐則臣《北上》:永遠相同的航行,總有支撐的體系

談及中國七○後作者,徐則臣自是最受人注目的一位。出身北大,創作不輟,幾乎就是背負著許多人期待的中國文壇明星,一個中堅的位置、扛著中國文學前景的大旗、也備受評論者的好評,此些年來,其創作更自覺性的挪用起各類關乎社會的議題(郝譽翔也有類似的判斷);如《跑步穿過中關村》(2008)的賣假證社群、假借主人公發聲議論、欲將「七○後」代際詮釋囊括於己的《耶路撒冷》(2014)、動用海歸教授與庶民百姓矛盾的《王城如海》(2017),這樣的創作軸線,顯然是想要扛起中國社會描摹的圖景。一個開初由小鎮青年成長小說起家的創作者踏上了匯合個人與群體或將群體吞併於個人簡而言之就是「中國國族」的使命

新作《北上》(2018)浩浩湯湯,就長度與內容而言,又是一本類若《耶路撒冷》的作品。文案也擺明了道:「一個民族的秘史。」針對著申遺成功的京杭大運河,虛構與紀實,鋪演相關於運河的人事與歷史,顯然是發掘與張揚著,那可為中國人驕傲的遺跡(即小說中所言:「祖先的土地」)。它的一個最顯眼的特徵,便是體積。《耶路撒冷》四十五萬字,《北上》少說也有三十萬字,彷彿見其企圖心。連帶而來的問題是:那這樣的作品是如何結構的?聲稱要寫一條河的流向及民族的命運,創作者又是如何寫起?透過這麼大規模的文字,創造出了什麼?

說實在,這本書四百餘頁,耐著性子看了一百五十頁,我就無法看下去,要不是為了寫書評,為要負責起見,大可以就此判定;但即使看完了全書,原先的判定依然相同。而且讀這小說幾乎毫無樂趣。一個可見的特徵是:所有的人物都像是作家本人的代言幾乎無有什麼價值衝撞有的也僅止是一種類型的遊戲這部小說比較像個筐子創作者想要講什麼就直接放進去或用類型般的人物呈演說明;幾乎沒有折曲,就是直線式的一通到底(《耶路撒冷》也差不多是相同的),不稍時就看到跳出來角色、但也同時是作家對於各種事物的說明與認知(添加了大量科普知識,而多處毫無轉化:這位小說家似乎渾然無所覺,讀者要看到的不是知識,而是作品)、他的個人信念,與各般可說是理想主義者的哲理教諭(借用作者愛說明自己的詞)──在一定程度上,這也約莫是創作者為什麼可以這麼快速而大量生產作品的原因,只要構框成型,靶子已經畫好,剩下來的工作就是把內容與細節填加進去而已。

小說來回於幾個不同的時點,但大抵而言分為民初與當代兩個時點,來回穿插。以各般簡單的類型人物:單純而熱愛中國、心有嚮往的外國人小波羅(他喜愛馬可波羅。而這設置顯然強調中國的光榮感,強調一部分的「悅納異己」),對著照相機、新事物感到驚懼的鄉野人民(即《西洋鏡》),胸懷壯志的知識人、曾經的漕運翻譯員謝平遙,想要攝製《大河潭》運河紀錄片的節目負責人、謝平遙的後代,持守跑船營生、固執但又敬謹的老船夫邵秉義……一干人等輪番上陣,表演起連結古今的戲劇,而處處充斥著顯明的寄寓。它用各般藝術與對話,自相說明起小說的狀況、與個人欲表現的關心(如「我喜歡慢。有時候慢未必是慢,可能是快,只是我們沒看出來。就像舊有時候並不是舊,而是更新。」頁209)。用各種的比喻,如記者與攝影,來照出一條河上的風景。表面上,小說在內容中曾刻意提及《清明上河圖》,但它其實缺乏那種全景掃描的細膩,一個個安插的,均是刻意為之的演劇(遠不及沈從文),要父子衝突,即父子衝突,要勾陳反洋情緒,即衝突而起,將之化為布景──作家還曾經高揚道,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形式探究不足;然而這本要作為某種時代想像與見證的作品,其功底不知道稱不稱得上寫實主義(還是稱為類型劇即可?),但無論如何,似乎毫不曾意識到,在現代主義的視野裡,以這樣的認知與關懷、這樣的世界觀,實在不需要耗費這麼多的文筆。沒有哲學。把一小點撐開敷衍成作品意義是相當有限的。作家想要講的東西,不必然需要用這麼長的篇幅處理;長篇的體積,不必然有著相對多的容積。就是與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小說相比,以我而言,這本作品也缺乏了種讓人沉浸的魅力。

就一個局外的觀察者而言,自《耶路撒冷》(2014)而來,本就位居中心的徐則臣,似乎更堂而皇之地站上了中國文壇的中心,亦展現了旺盛的創作企圖。但其實,再怎麼張擴發揮其議題,背後的世界也是相仿的,它無有孔隙,無能歧出(甚至鑿痕處處),只是成全於一個大主體的格局。歷史該當如何表現?在台灣曾經喊著超越國族與建立國族的聲音並起的這些時節,彼岸的作品,至少在徐則臣與現居於香港的葛亮的作品,我以為他們倒是對於中國的主體,居之不疑──都刻意用各般機緣巧合,讓歷史的物件傳承,得而延續。徐在《耶路撒冷》與《北上》開先,都安排民族主義式的激進人民,而讓主人公彷彿與之隔離。但這樣的寫作姿態,恐怕也與一種民族自覺的姿態無異,縱有再多的分身也只是一個個複製將所有的資訊收入自己的囊袋;這樣的寫作,總是依據著自身的企圖,逕自催動,並以為加大「中國」的行旅,承著那集體的水勢,往前航行,便是如此而已──識者不信,姑舉一例:小說中的一位敘事者,說他製作影片時,寫了旁白這麼一段:「這個鏡頭讓我想起了敬業、忠貞和相依為命,讓我想起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讓我想起了命運、光芒和不廢江河萬古流。」(頁131)而他說,這樣的文字,能把「送盒飯的劇務都煽哭了」,可是真的嗎?我不太相信,局外人看到這段(恐怕肉麻得緊的)表述時,能有相同的心情。那也就是作家小說的常態了,反正在那樣的大主體世界中,要初相識的女性愛上滿嘴油滑的男性,就讓她愛①;要讓人為了偉大的江河哭泣,就讓他哭泣。可不是如此?只要體積足了,主題看來宏壯了,關乎那偉大的國度,外邊總有人,總有支撐的體系,可以聲稱,這樣的作品,有著多大的格局。

註:
①徐對於女性的描繪,以及其恐怕是男性中心的世界觀,當另文論證處理。


文|黃健富​
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著有《傷、廢與書寫:童偉格小說研究》、〈無聲之聲:幾個斷片,讀袁哲生〉、〈掙脫負累,或反身的看見——房慧真散文中的主體與視界〉、〈此界‧彼方:七年級小說家創作觀察〉、〈誰能在漫長的旅途中得到安慰──讀路內《慈悲》〉、〈我,和另一個我:曹寇《屋頂長的一棵樹》〉等論文。曾獲磺溪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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