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平常相遇当月作家 【当月作家】朱宥勋:有校园尚未解严,而孩童自由的本质才是希望

【当月作家】朱宥勋:有校园尚未解严,而孩童自由的本质才是希望

written by 李奕樵 2019-11-25
【当月作家】朱宥勋:有校园尚未解严,而孩童自由的本质才是希望

气候宜人的十月,小说家朱宥勋来到采光充足的富锦树353咖啡,店内空间在周一上午更显宽敞,仿佛象征小说家广阔的胸怀,在容纳漫长时空悲剧的同时,还保有处理这些问题的耐心。

台湾的戒严,是用幻想来压制你

Q 你上一本小说创作是二○一五年的《暗影》,这四年对长篇小说有观念上的转变吗?
 我在写《暗影》时,一直有种放不开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受的训练比较像是为了短篇小说而生成的──现代主义的写法会去藏东西,会写得比较晦涩,绕过关键资讯,然后跟读者玩捉迷藏。写《暗影》的时候,我的本能一直在跟它相冲,因为长篇小说必须把事情说清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把世界展开,因为长篇不是切片,而是一个全貌跟世界观。我告诉自己要把它写开,但每次下笔的时候都会问自己「这样真的可以吗?」。所以我在写《湖上的鸭子都到哪里去了》的时候,我给自己的目标是「要再放得更松一点」。也许在其他人眼里看起来,会觉得我东西写得越来越简单了,但吊诡的是,对我来说东西是越来越难写的,要写得对一般人很难是容易的。所以我甚至跟自己说,把它写得有点卡通化没有关系。结构没有那么紧密,没有算得那么准也没关系。因为「放松」对我来说比较难,如果读的时候觉得顺,那就是我在追求的东西──我在处理有点严肃、有点难过的东西,有点不舒服的题材,但我不希望大家是皱着眉头把它看完的。

Q 《湖上的鸭子都到哪里去了》在好读之余,它行文的游戏性与魅力还是非常强大。像主角何博思凝视校门口的校徽时,内心会闪过「以夫子为木铎」这样的句子。会让我这样的理工宅停下来感受它的意义。这是一种小说语言灵活度的展现,清楚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丢这个句子大家就会那样感受」的写法。像是一种非常友善的谜题,不是为了考倒谁,而是让解谜者感受到解谜的乐趣。
A 「木铎」这部分也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在写《返校》影评时有个概念:台湾的学校是个很诡异的地方,明明是个培育新生命的摇篮却有全台湾社会最多的遗照,国父遗像之类的,各种死的旧的东西。书里有许多不经意带到的名字,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顽强的,像是死尸一直黏附在上面。比如说大楼的名字、校徽,我给许多年轻的朋友看,他们没有意会过来,但是比我年长的、读过三民主义的人,可能就会注意到:一栋是逸仙楼,一栋是志清楼。逸仙是孙中山的号,那志清呢?其实就是蒋志清,也就是蒋介石在帮会里面的名字,他参加过漕帮,帮中的命名都要带水部的。一般人读到可能只会觉得「志」跟「清」都是好的字,但其实背后是有幽魂的。对我来说这是台湾学校很特别的样态,它甚至不是一个活着的人在做什么,而像是一个封印,一直有很多符咒贴在上面。

摄影|小路

Q 不管是《暗影》也好《湖上的鸭子都到哪里去了》也好,你好像都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直接写那些真实案例,故意写出很多无法对应的特征,让这些场景像是虚构的?
 我在学校里实际待过一段时间,会在只有少数朋友见得到的地方留下笔记。那些笔记标题一直都一样,叫做「异次元学园」。身在现场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哇,原来世界还有这个角落啊」的感叹。走出那个校园,世界看起来却一切如常,像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运转方式;但走进去,你会发现那里还没解严。戒严不是说解严就结束了它通常会带来一种迷幻药或者奇幻的效果因为台湾的戒严体制本质上是成立在幻想之上的。台湾戒严的恐怖不是压制你而已,而是用它的幻想来压制你,如果你不跟着它幻想,它就会攻击你。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戒严,但是每个国家的戒严方式可能都不一样。台湾的戒严就是你必须接受它的幻想。大的幻想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但小还有小到各个层面,举例来说,什么叫做好学生?什么是个合宜的人?这都是建立在幻想上的东西。如果有读者会觉得《湖上的鸭子都到哪里去了》不写实、不是真的,我会觉得很欣慰。因为没有在真实生活中碰到它们的时候,这些东西如今看起来要非常奇怪才对。这本小说在写我的惊吓:原来还有残余,而且也不算少。这些年实际介入私立学校之后,发现这奇幻十年如一日,还在那里。有些新的名词进来了,但本质上没有差异。这才是我觉得有点恐怖的,它好像永远都不会现代化。

Q 这让我想问,小说初期校董为什么会下这么迂回的指令,好对外宾勉力维持一种「不乱」的校园幻象?
 这里有一些隐藏的脉络。我们刚刚提到学校尚未解严,而整齐是法西斯的概念。整齐与清洁是高度连结的。你当过兵也知道,什么叫整齐?就是东西越少越好,减少到只剩骨骼的地步。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东西是从军事抄来的,会发现它们都共同服膺于一个社会,但根源在哪里呢?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时,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这是非常法西斯的美学,可以连结到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社会军事化,以求最高效率的国家军事动员。对这种美学来说,连教学活动都是乱的。而教学活动本身有时甚至不会比这个美学重要,老师们互相交流的是「管秩序」,而不是「怎么教」。这是某种私立学校的现况,大部份的家长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的理由,几乎都是期望小孩「不要学坏」,所以乐见一种军事式的管束。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读者会不会注意到,就是书中这些小孩子其实还是很依赖规则:小惠字正腔圆的国语、发哥的长幼有序、阿翔军人式的自觉等等,这种继续在生活中落实的威权遗迹是我很想去处理的。

摄影|小路
湖上的鸭子都到哪里去了》,朱宥勋,大块文化

学校,实习老师同时是老师也是学生。对教育充满热情的青年何博思在自己实习的第二所中学,收编数位不安于室的孩子到自己的外务小组,提供它们在校园内的容身之所。友善的资深同事为了帮助何博思融入校园环境,不时会出言提点,但是这些友善的劝告在何博思耳中,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是他本来以为学校该有的模样──有什么正在准备崩塌。

学生会毕业,但老师不会

Q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体制内教育的小学跟中学,甚至这个国家有大量的、具备文字表达力的教师。可是像这种呈现教师办公室独特伦理与逻辑风景的作品却惊人的少。为什么这样子的小说没有更早出现?
 我觉得是一直存在零星的作品,战后台湾大概每五到十年会有一本。最有名的一本──如果要我自己认祖师爷的话──我会说是钟肇政的《鲁冰花》。《鲁冰花》就是在写一个偏乡小学的美术老师如何跟大人的世界对抗,保护一群很有天分的孩子,但最后他失败了。其实钟肇政写了很多,因为他自己就是小学老师。至于为什么没有更多?以下是我自己的揣测: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故事,如果我们去访查的话。只是它们不一定会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举个例子,之前陈昭如的《沉默:台湾某特教学校集体性侵事件》。

里头的故事全部是扎扎实实的调查报告,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读者的心情不可能好得起来。它会以纪实的方式出现,因为它要控诉。在处理最严重的问题时,没有余裕把它变成小说──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先救这个孩子再说。再来,陈昭如为什么能写?因为他不是老师,他是人本教育基金会的人,就是在体制外救援这些孩子的人。当你人在里面的时候牵涉到的共犯结构会非常巨大。老师们为什么不写出来呢?有些原因真的会小到让人毛骨悚然,举例来说,学生会毕业但老师不会。你的同事不会毕业,除非人本教育基金会把他槌掉,不然这个人几乎是走不了的。所以一个折衷是,有良心的老师会顾好自己手上的学生,自己手上的定义是,不小心掉到手上也算,经过、看到发现自己不能不管,会介入一下。就像是小说里何博思会把学生收编到自己的小队里一样。

收编这个动作对我来说也有特别意义,因为我被收过。有老师会特别照顾像我这样看起来不安于室、会撑不住的小孩。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中,我只是很开心,知道某些时候我不用待在教室,我就跑走了。回想起来,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如果我在学校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孩子,大概也只能保护起来,我不能把他们班导师的职务解除掉,这是做不到的。这种结构因素非常尴尬。为什么这些素材我还是选择了小说化,是因为我自己挑了一个视角,这些孩子的问题都不好处理,可是也都还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没有到陈昭如所写的那样可怕。如果我要处理的素材更可怕,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把它们小说化,无法伸出援手就已经很愧疚了,要我小说化,我也会觉得我凭什么?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小说的尺度也是我自己拿捏过的,小说中的孩子们状况不好,但还不是谷底的孩子,那些谷底的孩子才是真正难面对的事。

摄影|小路

◆  完整文章请见《联合文学》421期

设计|安比

⚠ 联合文学杂志11月42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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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遗言是人类面向死亡的作为,是此生活过一遭的毕业感想──此专题邀请作家写下自己的遗言,精选过去知名写作者所留下的遗书,并专访与自己、看他人,或是身在极为恶劣的现场中生存之人书写遗书的观点;在生死之间的窄门,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检视踏过去之人,并透过传达给读者的故事,省视一切令人畏惧、宛如禁忌的死亡面前,我们能够静心来探究并练习书写,文字如何盛绽出面对生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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